两天时间里,我交替看着画室里放的两幅画: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和我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刺杀骑士团长》现在挂在画室白墙上。《白色斯巴鲁男子》反过来置于房间一角(只在看的时候把它放回画架)。除了看这两幅画,我还仅仅为了消磨时间看书、听音乐、做饭、清扫、拔院里的草或房前屋后散步。没心思拿画笔。骑士团长也没现身,保持沉默。

在附近山道上散步时,我试着寻找秋川真理惠家能从哪里出现。但在我散步的范围内,没见到类似的房子。从免色家看去,计以直线距离应当是相当近的。但可能这边因地形关系,视野被屏蔽了。在树林里散步时我不知不觉留心金环胡蜂。

交替细看这两幅画的两天时间里,我再次明白自己怀有的感觉绝对无误。《刺杀骑士团长》要求解读其中隐藏的“暗号”,《白色斯巴鲁男子》要求作者(即我)不要再介入画面。哪一方的要求都极为坚定有力——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除了顺从别无选择。我把《白色斯巴鲁男子》以其现状放置起来(但我要设法理解其要求的根据);对于《刺杀骑士团长》,我努力读取其中的真实意图。然而二者都被包拢在核桃一般坚硬的谜团中,以我的握力无论如何都捏不碎其外壳。

假如没有秋川真理惠一事,我说不定将无休止地交替看这两幅画度日,不知看到什么时候。所幸第二天晚上免色打来电话,紧箍咒因之暂时解除。

“那么,结论可出来了?”免色一通寒暄完了问我。当然是问我能否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

“基本想予以接受。”我答复,“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那将成为怎样的画,我还无法预料。面对实际的秋川真理惠拿起画笔,作品的风格自会从中产生。构思若不顺利,画或许半途而废。或者完成了也不合我的心意也有可能。不合免色先生您的心意亦未可知。因此,这幅画不是接受您的委托或启发而画,而是希望允许我完全自发地画。”

免色略一停顿,试探似的说道:“就是说,如果您对画完的作品不能称心如意,那么就横竖不交给我——您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那种可能性也未必没有。反正,画完的画怎么处理,交给我来判断。这是条件。”

免色就此思考片刻,而后说道:“除了Yes,我好像没有别的回答啊!如果事情是不吃进这个条件您就不画的话……”

“对不起。”

“您的意图是,通过拆除我的委托或启发这个框架来获得艺术上更多的自由?还是说金钱因素掺加进来会成为负担呢?”

“二者都各有一点,我觉得。但重要的是,想在心情方面变得更为自然。”

“想变得更为自然?”

“我想从中尽量排除不自然要素。”

“那就是说,”免色说,声音似乎多少有些发硬,“您感觉我这次求您画秋川真理惠肖像画,里面含有某种不自然要素?”

好比让笊篱浮上水面,骑士团长说,让百孔千疮的东西浮上水面,任何人都枉费心机。

我说:“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一事项,我想在你我之间保持没有利益关系介入的、不妨说是对等关系——对等关系这个说法也许失礼……”

“没有什么失礼的,人与人保持对等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畅所欲言再好不过。”

“就是说,作为我——您也作为概未介入此事之人——想作为纯属自发性行为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否则有可能涌现不出正确构思,或者那点成为有形无形的枷锁也未可知。”

免色想了想说:“原来如此,完全明白了。委托这一框架姑且算不存在好了。酬金的事也请忘掉。匆忙提出金钱来的确是我的有勇无谋。至于画出的画怎么处理,届时请让我一睹为快,重新商量不迟。不管怎样,当然要首先尊重作为创作者的您的意志。不过,关于我提的另一个请求怎么样呢?记得的吧?”

“我在我家画室以秋川真理惠为模特画画时您一晃儿来访——是这件事吧?”

“是的。”

我略一沉吟说道:“这件事我想没什么问题。你是和我要好的住在附近的人,星期日早上散步路上一晃儿到我家来,两人随便天南海北聊几句——这是没有任何不自然的人之常情。是吧?”

免色听了,似乎约略放下心来。“承蒙这么安排,实在难能可贵。我决不会因此给你造成什么麻烦。秋川真理惠这个星期日早上来访,你给她画肖像画——这就往下具体商定好吗?实质上倒是由松岛先生当中间人,在你和秋川家之间进行调整。”

“好的。请往下商定吧!星期日上午十点请两位来我家,真理惠当绘画模特,十二点准时结束作业。如此持续几个星期。大约五六个星期。大体可是这样的?”

“细节敲定了,另行奉告。”

我们必须商量的事就此完了。免色随后忽然想起似的补充道:“对了,那么说来,维也纳时代的雨田具彦,后来又得知了一点点事实。被认为他参与的纳粹高官暗杀未遂事件,上次说发生在Anschluss之后不久,准确说来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初秋,也就是Anschluss大约半年之后。关于Anschluss,大致原委知道的吧?”

“知道的不怎么详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国国防军突破国境线单方面入侵奥地利,转眼之间就控制了维也纳。并且逼迫米克拉斯总统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两天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四月十日举行国民投票,问国民是否愿意与德国合并。虽然大体算是自由的秘密投票,但由于做了很多手脚,实际投反对票似乎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结果,赞成合并的票数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如此这般,奥地利这个国家彻底消失,其领土沦为德国一个地区。你去过维也纳的吧?”

漫说维也纳,日本都从未离开过。甚至护照都未沾手。

“维也纳是别无同类的城市。”免色说,“在那里稍微住些日子,这点马上就看得出。维也纳和德国不同。空气不同,人不同,食物不同,音乐不同。总的说来维也纳是品味人生、怜惜艺术的特殊场所。但是,那一时期的维也纳完全处于混乱的极端。狂风暴雨劈头盖脸而来。雨田生活的,恰恰是那般动荡的维也纳。举行国民投票前,纳粹党员还算相应守规矩,而投票一结束,当即露出暴力本性。Anschluss后希姆莱最先做的是在奥地利北部毛特豪森修建集中营。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对纳粹政府来说,建集中营是优先一切的当务之急。并在短时间内逮捕了几万政治犯关进那里。关进毛特豪森的主要是‘没有矫正希望’的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因而犯人所受待遇极为残酷。很多人在那里被处死。或者在采石场高强度体力劳动中最后丧命。所谓‘没有矫正希望’即意味一旦被送进去就不可能活着出去。此外,反纳粹活动家中有不少人连集中营也没送,直接在审讯中被拷打致死,从黑暗到黑暗,死无葬身之地。认为雨田具彦参与的暗杀未遂事件,恰恰发生在Anschluss后的极度混乱之间。”

我默默听着免色的话。

“不过刚才也说了,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发生在维也纳的纳粹高官暗杀未遂事件没找到正式记录。想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如果实际存在那样的暗杀计划,希特勒和戈培尔势必大肆宣传,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一如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那次。水晶之夜知道的吧?”

“大致情形。”我说。过去我看过以那一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反纳粹的犹太人枪杀,纳粹利用这一事件在德国全境掀起反犹太暴动,很多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毁,很多犹太人被杀害。事件名称来自窗玻璃被打碎时飞溅的玻璃片像水晶一样闪光。”

“说得不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生的事件。德国政府声称是自发性蔓延开来的暴动,其实是戈培尔主导的纳粹政府利用暗杀事件有组织策划的暴行。暗杀犯赫舍·格林斯潘为抗议自己的家人在德国作为犹太人惨遭迫害而犯此罪行。最初企图杀害德国大使,未果,于是代之以开枪击毙所见大使馆工作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枪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拉特因有反纳粹倾向而受到当局监视。不管怎样,假如那一时期的维也纳有暗杀纳粹要人那样的计划,毫无疑问会开展同样的宣传,并以此为借口对反纳粹势力进行更严厉的镇压。至少那一事件不至于被悄然埋葬在黑暗之中。”

“之所以未能公开,是因为有某种不能公开的情由吧?”

“事件实有其事似乎可以断定。但被认为参与暗杀计划的人大部分是维也纳的大学生。他们一个不漏地被逮捕判刑或被杀害了。估计是为了灭口。另一种说法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中也有纳粹高官自己的女儿参加,这也是事件被封而不宣的一个原因。但真伪无法确认。战后出现几种证言,而那些外围性证言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都还不足以确定。顺便说一句,那个抵抗组织的名称叫‘坎德拉(candela)’。拉丁语,意为照亮地下黑暗的蜡烛。日语的‘カンテラ’即由此而来。”

“事件当事者一个不剩地全都被杀害,这意味活下来的只有雨田具彦一人。是这样的吧?”

“估计是那样的。战争即将结束时根据中央保安总局的命令,有关事件的秘密文件全被烧毁,无一幸存,其中的史实被彻底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如果能向幸存的雨田具彦问一下当时的详情就好了。时至现在,肯定很困难了吧!”

我说很困难了。关于这一事件,雨田具彦迄今概不想谈。如今他的记忆已彻底沉入忘却泥潭厚厚的泥底。

我向免色道谢挂断电话。

雨田具彦即使在记忆确凿的时候也守口如瓶。想必有不能开口的某种个人理由。或者离开德国时被当局严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保持沉默也未可知。但他留下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作品作为终生保持沉默的替代。将他不能诉诸语言的事件真相或者将相关情思意绪寄托在这幅画中也有可能。

翌日晚免色来了电话。说秋川真理惠在这个星期日十点来我这里,已经说定了。上次也讲过,姑母陪同过来,免色第一天不出现。

“过些日子等她多少习惯你的作业的时候我再露面。起初她想必紧张得很,所以觉得我恐怕还是不打扰为好。”他说。

免色的语声极为罕见地激动得异乎寻常,以致我也好像有些忐忑不安。

“是啊,可能还是那样好些。”我应道。

“不过细想之下,分外紧张的可能反倒是我。”免色略一踌躇,而后公开秘密似的说道,“上次我想也说了,到现在为止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靠近过秋川真理惠,只是从远处见过。”

“不过你若是想靠近,那样的机会恐怕是找得到的吧?”

“嗯,那当然。只要有意,机会任凭多少都应该找得到。”

“可你到底没那么做。为什么呢?”

免色反常地花时间斟酌词句:“因为近在眼前看着活生生的她,自己也无法预料会在那里想什么、说出怎样的话来。所以过去一直刻意回避靠近她,而仅以隔一条山谷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远远而又密切地看她为满足——你认为我的想法是扭曲的?”

“不认为特别扭曲。”我说,“只是多少有些费解。但这回反正是下决心在我家实际见她的了,是吧?这又是为什么呢?”

免色沉默片刻。“那是因为有你这个人在我们中间作为不妨说是中介者而存在。”

“我?”我愕然说道,“可为什么是我?这么说或许失礼,你对我几乎不了解,我对你也了解不了多少。短短一个月前我们刚认识。而且只是隔着山谷相对而居,生活环境也好生活方式也好,那真可谓从一差到十。而你为什么那么信任我、向我公开若干个人秘密呢?看上去你并不像轻易暴露自己内心的人……”

“说的对。我这个人,一旦有什么秘密,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钥匙吞进肚里。基本不找人商量或一吐为快。”

“然而你对我——怎么说好呢——在一定程度上以心相许。为什么这样?”

免色略一沉吟。“很难说清楚。作为感觉,好像从最初见面那天开始,我身上就产生了一种对你可以不设防那样的心情,几乎从直觉上。后来目睹你为我画的肖像画,那种心情就更加变得难以动摇。心想此人足可信赖,此人有可能以自然而然的方式直接接受我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哪怕不无奇妙或乖戾的看法想法。”

不无奇妙或乖戾的看法想法!

“承蒙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说,“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自己能理解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想,你都是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人。老实说,有关你的许多事都让我切切实实感到吃惊,有时为之失语。”

“可你不想对我做出判断,不是吗?”

那么说来,的确是那样。我一次也不曾试图比照某种标准对免色的言行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既不特别欣赏,又不予以批评。只是失语而已。

“或许。”我承认。

“我下到那个洞底时的事记得吧?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那件事?”

“当然记得,清清楚楚。”

“把我往黑暗潮湿的洞里一扔了之——你当时丝毫没有这个念头。原本可以做到,而你脑袋里全然没有浮现出这样的可能性,哪怕一闪之念。是这样的吧?”

“是的。不过免色先生,一般人都不至于有那么做的念头的。”

“真能说得那么绝对?”

那么说也没办法回答。别人心底想的什么,我根本无从想像。

“还有件事相求。”免色说。

“什么事呢?”

“这个星期日早上秋川真理惠和她姑母来你家的时候,”免色说,“如果可以,那时间里想用双筒望远镜观望你家,你不介意吗?”

我说不介意。骑士团长就在旁边观察我和女友的做爱场景来着,从山谷对面用双筒望远镜观望阳台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我想恐怕还是先跟你说一声为好。”免色辩解似的说。

此人具备形式不可思议的诚实性这点,让我再次心生敬意。我们就此打住,放下电话。由于一直按着听筒,耳朵上端有些作痛。

翌日上午一封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送来了。我在邮递员递出的纸页上签名,相应接过一个大号信封。拿在手里,很难为之欢欣鼓舞。经验告诉我,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一般不会是让人开心的通告。

不出所料,寄信人是东京都内的律师事务所,信封里装有两份离婚协议书。贴有邮票的回邮信封也在其中。除了离婚文件,只有来自律师的事务性指示函。律师函只说我必须做的,是阅读确认文件上写的内容。若无异议,在其中一份上签名盖章寄回即可。若有疑点,请向责任律师提出,无需客气。我将文件大致过目,写上日期,签名盖章。内容没什么“疑点”。钱财性义务哪一方都全然没有发生。没有值得分割的财产,没有要争抚养权的小孩儿。极为单纯、极为明了的离婚。不妨说是面向初入道者的离婚。两个人生合二为一,六年后分一为二。如此而已。我把文件装入回信用的信封,放在厨房餐桌上。明天去绘画班时投进站前邮筒就算了事。

整个午后我都半看不看地茫然看着餐桌上的信封。看着看着,恍惚觉得信封里被整个塞入的是六年婚姻生活的重量。六年时间——那里浸染了种种样样的记忆和种种样样的感情——即将在平凡的事务信封中窒息而死,一点一点地。如此想像之间,胸口开始沉甸甸透不过气来。我拿起信封,拿去画室放在板架上,放在脏兮兮的古铃旁边。而后关上画室的门,折回厨房,把雨田政彦送的威士忌倒入杯中喝着。本来下了决心,周围天光还亮时不喝酒。但偶一为之也不碍事的吧。厨房静悄悄的。无风,不闻车声,鸟也没叫。

离婚本身无甚问题。毕竟实质上我们已经类似离婚。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盖章也没有多少不舍之情。既然是她所追求的,我这方面没有异议。那东西不过是法律手续罢了。

但是,那种状况是何以、如何导致的,其原委我无法读取。人的心与心随着时间的流移、随着状况的变化而或即或离这点儿事,我当然心知肚明。人心的变异是习惯、常识和法律所制约不了的,永远是流动性的——它自由飞翔,自由迁徙,一如候鸟们不具有国境线这一概念。

但归终——归根结底——这是一般性说法,那个柚拒绝由这个我搂抱,而选择被别的什么人搂抱——关于这点,关于这样的个案,就无法那么容易理解。我现在如此承受的,我觉得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刻骨铭心的遭遇。那里没有气愤(我想)。说到底,我对什么气愤呢?我感觉到的基本是麻痹感——为了缓解强烈追求谁而又未被接受时产生的剧痛而心里自动启动的麻痹感,类似精神鸦片。

我不能忘掉柚。我的心仍在追求她。但另一方面,假如同我住所隔一条山谷的对面住着柚,而我又拥有高性能双筒望远镜,那么我会通过镜头窥看她朝朝暮暮的生活吗?我想不至于。或者莫如说一开始就根本不会选择那样的场所居住。那岂不是等于为自己设了一座拷问架?

由于威士忌醉意的关系,不到八点我就上床睡了。半夜一点半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天光破晓前的时间是那样漫长和孤独。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凝视茫无所见的黑暗空间。围绕种种事情左思右想。而其大部分都不是我应该想的。

哪怕骑士团长在我身边也好,能和他就什么交谈就好了。无论谈什么。话题那东西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听得他的语声即可。

然而骑士团长哪里也找不见。我不具有招呼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