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主教的办公室里与他隔桌而坐,顾客的位置,就像我是一个来申请大宗贷款的银行客户。可除了我在屋里的位置,我们两人之间已经不再拘泥什么礼节。我不再规规矩矩地坐着,直着脖子,挺着背,两脚并拢放在地上,双目以敬礼姿势朝向对方。如今我的身体以一种放松、甚至舒服的姿势坐着。我脱掉了红鞋,脚垫在身子底下坐在椅子里,不错,宽大的红裙边把它们遮得密不透风,但我确实是这么坐着,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经常去野餐的时候,坐在篝火旁就是这个姿势。假如壁炉里有火,火光会在光滑锃亮的壁炉表面闪烁,温暖地在身体上微微闪现。火光是我加进去的。

至于大主教,今晚简直随便得有些出格。没穿外衣,胳膊肘抵在桌子上。这副样子只要在嘴角再放一根牙签,就是活生生一幅乡村民主广告,像在蚀刻画里见到的。留有蝇屎斑的,烧掉的旧书里。

我面前游戏盘里的方格子正在填满:此刻正在进行今晚的倒数第二轮游戏。Zilch(一无所有),我拼着,毫不费力地用数值很大的Z拼了一个单元音词。

“有这个词吗?”大主教问。

“不信可以查字典,”我说,“是个古体词。”

“好吧,算你得分。”他说。脸上泛出笑容。大主教喜欢看我抢风头,摆出一副老成样,就像一只忠于职守的小狗,时刻竖着耳朵,急于找机会表现自己。他的赞许如一阵暖流拍打着我。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丝毫敌意,而这是过去我在男人那里,有时甚至包括卢克那里,时常感受到的。烂货这个词,他连放在心里想想都不会。事实上,他完全像老父一般慈祥。他的做法令我快乐,他喜欢这么想。而我确实感到快乐,很快乐。

他速度飞快地在袖珍电脑上加好了我们的最后得分。“你大获全胜。”他说。我怀疑他做了手脚,为的是讨好我,让我高兴。可为了什么?这仍是个问题。他这样迁就我到底能得到什么?一定有什么的。

他往椅背一靠,两手指尖顶着,这个姿势如今我已再熟悉不过。我们之间早已对所有此类亲昵随便的小动作习以为常。他望着我,目光中不无慈蔼,但同时也充满好奇,似乎我是一个待解之谜。

“今晚想看什么书?”他问我。这也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例行环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读了一本《小姐》杂志,一本很旧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爷》杂志,一本《女士》杂志,这本杂志我恍惚记得小时候曾在我母亲的某个住所见过,还有一本《读者文摘》。他连小说都有。我已经读完了一本雷蒙·钱德勒的侦探小说,目前正在读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已经读了一半。每逢这些时候,我总是狼吞虎咽、读得飞快,几乎是一目十行,竭力在下一个漫长的饥饿期开始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内容吸收进我的脑海。假如这是在吃东西,我的行为就像饿鬼扑食,暴吃暴饮;假如这是性行为,那便好比在某个地方的小巷子里偷偷摸摸站着匆匆做爱。

我在看书时,大主教总是坐在一旁,看我阅读,虽然一言不发,但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这种注视是一种好奇的性行为,他这么做,令我有一种脱光了衣服的感觉。我希望他背过身去,在屋子里随便走走,自己也找点东西看看。那样的话我会更轻松些,从容些。事实上,我这种违禁的阅读行为在他面前也像是一种表现。

“我想我还是愿意聊聊天。”我说。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我很是吃惊。

他又笑了。他看上去毫不吃惊。也许他期待的就是这个,或是类似的反应。“哦?”他说,“你喜欢聊些什么呢?”

我犹豫不定。“随便,什么都可以。嗯,比如,说说你自己。”

“我?”他继续微笑着。“哎,我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家伙罢了。”

这句话里所包含的虚假,甚至连用词都那么缺乏真实——“家伙”——令我戛然住口。平平常常的家伙可不会成为大主教。“你一定擅长某个方面。”我说。我知道自己在怂恿他,投其所好,引他回答,我不喜欢自己这样,事实上,我对此感到厌恶。可我们俩都在自我防卫。不是他说就是我说。对此我一清二楚,我可以感觉到话语积压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毕竟我已经太久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今天与奥芙格伦同行时压低嗓子交换的只言片语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却有撩拨的作用,像开场白。既然那么点简短的交流都让我如此轻松欣慰,我当然渴望与人更多地交流。

可是如果由我开口,我一定会说错话,泄露心底的秘密。我可以感觉到这股冲动,出卖自己的冲动。但我不想让他知道得太多。

“哦,我过去先是搞市场研究,”他底气不足地回答,“之后稍稍扩大了研究范围。”

我突然想起,虽然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大主教,却懵然不知他是哪方面的大主教。他主管的是什么范畴?或者像人们过去常说的,他的专职是什么?他们没有具体的头衔。

“哦。”我应道,竭力让他觉得我对他的话了然于心。

“你可以称我为所谓的科学家,”他说,“当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接着有一会儿他缄默不语,我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等对方开口。

我先打破了沉默。“这样吧,也许你能为我解答一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情。”

他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样子。“那会是什么呢?”

我是在自投罗网,可一时却控制不住自己。“是从某个地方记下来的一句话。”最好不要说是哪里。“我想它是用拉丁文写的,我想也许……”我知道他有一本拉丁语词典。他有各式各样的词典,在壁炉左边的顶层书架上。

“说来听听。”他说。口气疏远了些,但明显警觉起来,或者这只是我的想象。

“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我念出来。

“什么?”他问。

显然我的音没有发对。我不知该怎么念。“我可以把它拼出来,”我说,“写下来。”

这个新鲜大胆的主意令他迟疑了片刻。可能他根本不记得我会写字。在这间屋子里,我从未握过任何一种笔,连得分也从未加过。女人不会加法,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当我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说,对女人来说,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不等于四。

那等于几?我问,以为他会说等于五或者三。

还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他回答。

可这会儿他却回答:“好吧。”接着便隔着桌子把他的圆珠笔扔过来,几乎有些不顾一切地,仿佛在接受某种挑战。我环顾四周,找能写字的地方,于是他把计分簿递给我,就是那种案头使用的记事簿,每页顶端印有一张小小的圆形笑脸。这种东西仍在继续生产。

我用印刷体仔仔细细地写下那句话,凭着头脑里的记忆,按照橱柜里这句话的原样,一笔一画抄写下来。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它既不是祷文也不是号令,仅是一句可悲的涂鸦,被人胡乱涂写下来,之后又弃之不理。笔握在指间的感觉真是舒服,简直像具有鲜活的生命。我能感觉到它的威力,它那包容万语千言的威力。笔是嫉妒的对象,丽迪亚嬷嬷常说,她引用的这句话是感化中心的又一格言,为的是警告我们远离此类物品。千真万确,它让人产生嫉妒。就这么握着都让人嫉妒。我对大主教的笔嫉妒不已。这是又一件我渴望偷偷拿走的东西。

大主教从我手里接过有圆形笑脸的纸页,看了一眼。随即便哈哈大笑起来。他脸红了吗?“这不是真的拉丁文,”他说,“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笑话?”我说,完全给弄糊涂了。难道我如此铤而走险,为弄懂它费尽心机,就为了个笑话?“什么样的笑话?”

“你了解学校男生们的德性。”他说。笑声里饱含怀旧情绪,此刻我看出来了,这是一种对其旧我迁就纵容的笑声。他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书架前,从他收藏的珍品中取出一本,但那不是字典。而是一本旧书,看上去像一本教科书,折了角,上面满是墨汁。他先是带着沉思、怀旧的神情拿在手上翻看了一阵,然后才递给我。“你看。”他说着,把书摊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图片:《米勒的维纳斯》,黑白的,身上被人笨拙地涂上了胡须、黑色的胸罩和腋毛。与之相对的一页上是《罗马竞技场》,用英语标明,英文上面是一行拉丁文的动词词形变化:sum es est,sumus estis sunt。“喏,就在这里。”他说着指给我看。于是,我在空白处见到了那行字,用的是和维纳斯身上的腋毛相同的墨水: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不懂拉丁文的人要领略这句话的可笑之处还真有些难,”他说,“过去我们经常写这类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搞不清那些句子都是哪里来的,可能是从学长那里一届届传下来的。”此时他已完全忘了我的存在,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只是一味地翻着书。“看这里。”他说。这幅图叫《萨宾女》。空白处是一行潦草的笔迹:pim pis pit,pimus pistis pants。“这里还有一行,”他读道,“Cim,cis,cit ...”他戛然而止,意识重又回到现实,显出很不自在的样子。他又一次笑了起来,这一次的笑可以称得上是咧开嘴笑。我想象着他脸上长满雀斑、额前翘着一绺头发的模样。这一刻我几乎喜欢上他。

“可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哪句话?”他问,“哦。那句话意思是‘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我想当时我们全都自命不凡,自以为很了不起吧。”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终于恍然大悟她为什么要把这行字写在橱柜壁上,同时还知道她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屋里知道了这句话。除了这里,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她又不是男生。一定是在过去某个追忆少年时光、倾吐内心秘密的时刻听来的。这么说我并非第一个。并非第一个闯入他沉默的领地、同他玩儿童拼字游戏的人。

“她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他几乎一点不变声色。“你和她熟吗?”

“有点熟。”

“她上吊死了。”他说,语气中没有悲哀,只有几分沉思。“出事以后我们便把灯具拆了。就在你房间里。”他顿了顿。“她来我这里让赛丽娜发现了。”他说,仿佛这便解释了一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条狗死了,再弄一条。

“用什么来吊?”我问。

可他无意告诉我。“这很重要吗?”他问。我猜一定是用撕碎的床单。我自己就曾往这方面想过。

“我想是卡拉最先看到的。”我说。所以那天她会发出尖叫。

“是的,”他说,“可怜的姑娘。”他指的是卡拉。

“也许我不该再来这里了。”我说。

“我以为你来这里很开心。”他轻轻地说,但双眼却盯着我,目不转睛,闪闪发亮。要不是我头脑清醒,我会以为那是担忧。“我希望你开心。”

“你希望我可以忍受目前的生活。”我说。它不是以一个问句说出口,而只是一个语调平平的陈述句,平铺直叙,没有丝毫抑扬顿挫。假如我的生活尚可忍受,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便都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了。

“你说得对,”他承认,“我确实希望如此。我愿意那样。”

“那么……”我欲言又止。一切都不同了。现在我终于掌握了他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可能因此丧命。这个秘密就是他受到良心谴责。终于明白了。

“你想要什么?”他说,还是那种轻松的语调,好像这不过是一笔金钱交易,而且是很小的一笔交易:区区烟糖钱的交易。

“你是指除了润手液。”我说。

“对。除了润手液。”他说。

“我想……”我说,“我想知道……”这话说得迟迟疑疑,犹豫不决,甚至有些发傻,是我不假思索说出口的。

“知道什么?”他追问道。

“所有的一切,”我说,可这太没有针对性了,“正在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