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之前的两本书,加上翻译的版本,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入了。收到的新书预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我晚上熬夜写的文章,要么稿费极少,要么完全没有稿酬。总之,我是靠彼得罗每月定期给我汇的抚养费,还有尼诺的补贴过活。尼诺会把房租、水电费付了,我得承认,他经常还给我和几个孩子买衣服。刚回到那不勒斯时,我不得不面对的变化,还有各种不方便和痛苦,我都觉得很正常。现在呢?编辑到访的那晚让我决定尽快变得独立。我要定期发表东西,拿出作家的样子,我要赚钱,但原因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和我的未来有关:我真的以为,尼诺会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几个女儿吗?

这时候,我开始慢慢形成了一种意识——但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我不用太考虑他,我并没感觉到太痛苦。那不仅仅是之前的一种担忧,担心他会离开我,而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我不再想很远的事情,我开始考虑当下的事儿,我不能期待着尼诺给我更多,而是我自己要掂量一下,他给的够不够。

当然了,我依然爱他,我喜欢他修长纤细的身体、他的聪明,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很欣赏他现在的工作,他之前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的能力,现在非常符合社会的需求。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备受欣赏的文章——可能是圭多·艾罗塔比较喜欢的那篇,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从危机源头开始,谈到了建筑、金融和私人电视行业,说这都是需要探察的问题。然而,我开始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厌烦的东西。比如说,我前夫的父亲赦免了他之后,他表现出来的欣喜让我很难受。我也不喜欢他把彼得罗和他父亲撇开关系,他觉得彼得罗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小老师,他备受追捧,只是因为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他对于共产党的追随也很盲目”,而他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教授,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我之前的公公,说他写的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著作是其奠基之作,另外他还是社会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又一次对阿黛尔表现出来的赞赏,也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他说阿黛尔是一位真正的名媛,在社交方面无与伦比。总之,我觉得他对权威的认同很敏感,而另一方面,他会因为嫉妒排斥或者羞辱那些还没有权威,或者权威很小但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人。这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有他维护的自我形象遭到了破坏。

但事情不仅仅是这些,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说一些极端的话,让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我开始认同几年前和彼得罗吵架时我找茬贴到他身上的标签。但尼诺比我更过分,他不仅仅认为,任何革命性、破坏旧世界的观点都很滑稽,他也觉得任何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姿态很可笑。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

“社会上有太多傻人。”

“也就是说?”

“就是些大惊小怪的人,就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党派各自为政,或者他们会把武装分子还有秘密组织掩盖起来。”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一个党派只能通过给别人好处来换取支持,那些理想主义都是装饰。”

“好吧,那我就是一个傻子。”

“这我知道。”

我开始觉得,在政治上,他哗众取宠的言行让我很不舒服。当他邀请客人来家里吃晚饭时,他会从左派的立场,提出右派的观点,让那些客人很尴尬。他说,法西斯并不是说的都没道理,要和学会和他们对话。或者说,假如我们要改变现状,就不能一味批判,也需要亲手去实践。或者说,假如不希望法官成为民主系统的地雷,法律很快就会顺应那些当权者的需求。或者说,需要控制薪水上涨,那种阶梯式的工资机制会毁掉意大利。假如有人对他说的提出反对,他就会充满鄙夷地冷笑起来,会让人觉得,他不愿意和那些目光短浅、脑子里只有一些过时口号的人进行讨论。

为了不和客人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反对他的观点,我很不自在地沉默下来了。他喜欢现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他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一点。他了解党内还有议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了解资本和劳动组织的所有内部活动。但我只看到了很多恐怖事件的报道,红色武装分子制造的血腥事件和绑架,还有关于工人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形成了一些新的反抗者的论点。结果,我通常都是和其他人,而不是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在建筑系教书的朋友吵了起来。他头发凌乱,充满激情,看起来很英俊。

“你们没办法区分向前一步、退后一步,或者停步不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向前一步指的是什么?”这个朋友问。

“就是国家总理不再是通常的天民党的人。”

“那停步不前指的是什么?”

“冶金工人的一场游行。”

“后退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社会党和共产党哪个干净。”

“你现在越来越犬儒了。”

“但你一直都很混!”

不,尼诺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可以说服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表达自己时会用一种很挑衅,但同时又态度暧昧的方式。他在突出自己的远见,就好像他能看到国家管理的各个步骤,但在我还有他的朋友们眼里,这个国家好像已经从根子上坏了。他还在坚持:“我们不要再那么天真地反对权力了,我们要身处那些有生有死、新旧交替的地方:党派、银行、电视。”我听他说这些,但他对我说话时,我会垂下眼睛。他的话让我很厌烦,我已经无法掩饰这一点了,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松散,这正在降低他的格调。

有一次,他也对黛黛这样说话,因为老师给她布置了一个很离奇的作业,让她做个调查。

为了中和一下他的实用主义,我说:

“黛黛,人们总有把一切都摧毁的可能。”

他满脸笑容地反驳说:“你妈妈喜欢编故事,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但她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每次她不喜欢什么东西,就会求助于一个神奇的句子:我们把一切都摧毁吧!你要告诉你老师,说我们要让现有的世界好好运转。”

“怎么才能做到?”我问。

“通过法律。”

“比如你说要控制那些法官。”

他摇了摇头,对我很不满,就像以前彼得罗的态度一样。

“你赶紧去写你的书吧。”他说,“否则,你又说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你没法工作。”

他给黛黛讲了三权分立的事情,我默默地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每个字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