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尔乘坐的容克-52型运输机按照日常航行班次降落在布雷斯特郊外的拉维尔机场时，正好是次日晚上的九点半。他累极了——又疲劳又恼怒，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以来，他的行程计划被一系列陡然发生的变故所延误。
德弗林预定十点起飞，没有多少时间了。拉德尔按捺住火气等着，等着飞机落地、刹车。舱门终于打开了，他第一个跳下飞机，一位戴着船形帽、身穿黑皮大衣的空军少校立刻向他迎了上来：“是拉德尔中校吗？我是汉斯·鲁道尔少校，拉维尔这里的大队指挥官。”
“我那个爱尔兰人怎么样了？”拉德尔问道。
“已经起飞了，中校，就在不到五分钟之前。”
“就是刚才起飞的那架道尼尔？”拉德尔叫道，“不可能啊，起飞时间是十点啊。”
“早些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份气象报告，情况很不好，”鲁道尔解释道，“从大西洋过来一股冷锋，有雨和雾。我想，趁他们还能起飞，还是赶紧走的好。”
拉德尔点头道：“好的，我明白了。我有没有办法给他传个话？”
“当然可以，中校。请随我来。”鲁道尔引着路快步向控制塔走去。
五分钟后，利亚姆·德弗林——此刻他正垫着背包和头盔躺在飞机的地板上，闭着眼睛，两只手握住施泰因纳给他的那瓶布什米尔威士忌——感觉到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睁开眼，看到了无线电通讯员正俯身冲着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给你的消息。”他在发动机的轰鸣当中大叫。
“知道了，”德弗林同样大叫着回应道，“给我读读。”
“上面写了‘对不起，我迟到了没赶上，就差一点儿’。”通讯员犹豫道，“末尾一句我没懂。”
“别管，读就是了。”
“‘祝你好运，共和国万岁’。可这是什么意思呢？”
“总之是个好意思。”利亚姆·德弗林说罢笑了，再次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