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下午三点（闹钟时间），一位军官走进牢房。数周以来，这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位军官，此人年纪很轻，经验不足，甚至连被他刮得过狠的左上侧髭须的形态都暴露了这一点。他仿若一个学童首度走上领奖台那般拘谨，讲话也很唐突，意在让人以为他拥有一种实际并不具备的力量。他说：“昨晚，镇上发生谋杀案。死者有政府军的副官，一位中士和一个骑单车的姑娘。”他补充道，“对那姑娘，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容许法国男人杀死法国娘们儿。”显然，他事前对这番演说经过深思熟虑，但讽刺得过了头，说出来跟业余演员的表现一样。整个场面就如拙劣的伪装般不真实。他又说：“你们清楚自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过得舒坦，口粮充足，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却在干活，在打仗。那么现在，你们必须付旅店的房费了。可别怪我们。怪你们那帮杀人犯吧。我接到命令，在这个集中营里，每十人中枪毙一个。你们总共有多少人？”他厉声喝道，“报数！”犯人们神情阴郁地遵命：“……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们明白，他不数也知道结果。这只不过是他拙劣表演中不肯被牺牲掉的一句台词。他说：“那么，你们的配额就是三个人。我们不管是哪三个。你们自己选吧。葬礼明早七点开始。”
这番装模作样之后，他们能听到他刺耳的脚步声在沥青路上渐渐远去。夏瓦尔琢磨了一下哪个音节是被刻意表演出来的——“晚上”、“姑娘”、“除了”，或许是“三十”，但是“人质”这个词肯定在内。
众人缄默许久；之后，一个名叫克洛夫的阿尔萨斯人开了口：“怎么，咱们还得自告奋勇吗？”
“废话，”一个戴夹鼻眼睛、年长而瘦削的职员说，“没人会自告奋勇。咱们得抓阄。”他又补充道，“除非大家认为应该按年龄排序——最大的排第一。”
“不，不行，”另一个人说，“这不公平。”
“这是自然之道。”
“连自然之道都算不上，”又有个人说，“我有个小孩，她五岁时就死了……”
“我们必须抓阄，”市长口气坚决，“只有这样才公平。”他坐在那儿，双手仍按在腹部掩藏他的表，但整个牢房分明都听得见它硬生生的嘀嗒声。他又说：“未婚的来抓阄。结了婚的不该算在内。他们担负着责任……”
“哈，哈！”皮埃尔说，“我们可看透了。结了婚的为什么就能逃掉？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想必结婚了吧？”
“我没有妻子了，”市长说，“我现在是单身。那你……”
“结婚了。”皮埃尔说。
市长开始解怀表，他得知自己的对手可以安然置身事外，似乎证实了他的信念：自己作为拥有时间的人，注定将成为下一个受难者。他的视线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最终选择了夏瓦尔——或许是因为只有他穿着马甲，正适合承接怀表。他说：“夏瓦尔先生，我想让你替我拿着这块表，假如我……”
“你最好找别人，”夏瓦尔说，“我没结婚。”
年长的职员又开口了。他说：“我是结了婚的。我有发言权。这事咱们从一开始就错了。每个人都得抓阄。这可不是咱们最后一次抓阄，你们想想看吧，如果咱们这个牢里出现一个特权阶级——有人一直活到最后，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你们当中余下的人很快就会开始记恨我们，我们感受不到你们的恐惧……”
“他说得对。”皮埃尔说。
市长复又系好怀表。“随你们的便，”他说，“可如果收税时也这样的话……”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
“咱们怎么抓？”克洛夫问。
夏瓦尔说：“最快的方法是从一只鞋里抽出带标记的纸签……”
克洛夫轻蔑地说：“干吗要最快的方法？对我们有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赌博。我们至少也得享受过程。我提议抛硬币。”
“这行不通，”职员说，“抛硬币机会不均等。”
“唯一的方法就是抓阄。”市长说。
职员牺牲掉了一封家书来准备纸签。他将家信迅速地读了最后一遍，接着将它撕成三十块碎片。他用铅笔在三片纸签上打了个叉，然后将每个纸片折起来。
“克洛夫的鞋最大。”他说。他们在地上把纸签打乱了，随后将它们放进鞋里。
“咱们按字母顺序抓。”市长说。
“从Z开始。”夏瓦尔说。他的安全感动摇了。他撕着嘴唇上的一块干皮，迫切地想要喝一杯。
“就按你说的，”卡车司机说，“有人比弗瓦曾靠后吗？那我抓啦。”他把手插进鞋里，仔细翻找了几遍，仿佛他心里想着某个特定的纸片。他抽出一个，打开来，震惊地盯着它看。他说：“就是它了。”他坐了下来，摸索出一支香烟，但当他叼上烟以后，却忘了点火。
夏瓦尔心中充斥着莫大的喜悦，喜悦之中掺杂着羞惭。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经得救了——二十九个人要抽，而只剩两张带记号的纸签。概率突然间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了，从十比一到十四比一。菜贩子已经抽了签，漫不经心且不露喜色地示意他没中签。实际上，抓阄甫一开始，任何喜形于色都是禁忌：你不能流露出丝毫松快的迹象来嘲弄被宣判死刑的人。
一种隐约的不安——尚不能称其为恐惧——再次笼罩在夏瓦尔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收紧似的。他发现自己在第六个人抽出空白纸签时打了个哈欠，当第十个人——那个号称“詹弗耶”的家伙——抽完之后，一种悲痛而愤懑的感觉啃噬着他的心，概率又跟刚开始抓阄时一样了。有的人会抽手指最先碰到的纸签；另一些人似乎怀疑命运正企图将某个特定的纸签强加于己，于是当他们从鞋里稍稍捏起一个纸签，随即又将它放回去，另选一个。时间过得出奇的慢，那个名叫弗瓦曾的人倚墙坐着，嘴里叼着未点火的烟，对其他人漠不关心。
当年长的职员——他的名字叫勒诺特——抽到第二个死签时，几率已降到八分之一了。他清了清喉咙，戴上夹鼻眼镜，仿佛他必须确认自己没弄错似的。“啊，弗瓦曾先生，”他带着一丝游移不定的浅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吗？”这一次，夏瓦尔没觉得欢喜，尽管那难以捉摸的概率变为十五比一，再次对他极为有利了。他被寻常人的勇气吓住了。他希望这整件事尽快了结，它就像一场持续过久的纸牌游戏，他只寄望于有人走开，解散牌桌。勒诺特挨着弗瓦曾，靠墙坐下来，他翻到纸签背面，那上面有一小片字迹。
“你妻子？”弗瓦曾问。
“我女儿，”勒诺特说，“失陪了。”他走向自己的铺盖卷儿，抽出一个便签簿。接着，他坐到弗瓦曾身旁，开始从容不迫地认真写起来，字迹纤细可辨。概率恢复到十比一。
从那一刻起，中签的概率似乎以一种在劫难逃的可怕气势向夏瓦尔逼近：九比一、八比一……它们犹如指向他的手指。剩下的人们越抓越快，也愈加不用心了。在夏瓦尔看来，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就是那个人。轮到他时只剩下三个签了，对夏瓦尔而言，只留给自己这么一丁点儿选择，简直是不公平之极。他从鞋里抽出一个，接着便确凿地感到他的狱友们就想让他拿这一签，这必是用铅笔打上了叉的，于是他将它扔回去，飞快地抓起另一个。
“你偷看了，律师。”余下两人中的一个大叫着，但另一个人的话使他闭上了嘴。
“他没看。现在他拿的才是带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