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带着艾达给我的地址想马上去圣约翰找莉拉,但是这时候,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一天早上,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彼得罗给我写的一封长信,在那封信的最下面,我看他用短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他让他母亲看了我写的“文本”(他用的就是这个词),阿黛尔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她让人用打字机打印了出来,交给了一家米兰的出版社,很多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出版社做文学翻译,出版社很欣赏这本小说,他们打算出版。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已经快接近中午了,我记得当时天上是一种灰蒙蒙的光。我坐在厨房桌子前面,我母亲正在那张桌子上熨衣服,她那把老熨斗在布料上有力地压过,木桌面在我的胳膊肘下面颤动。我长时间地看着那几行字。我用意大利语轻声地说,只是为了让我自己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妈妈,这封信里说,他们要出版我写的一本小说。”我母亲停了下来,把熨斗从衣服上拿开,立起来放着。

“你写了一本小说?”她用方言问我。

“我觉得是的。”

“你到底写了没有?”

“写了。”

“他们给你钱吗?”

“我不知道。”

我出去了,我跑到索拉拉的酒吧里,在那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比较方便。吉耀拉在柜台那里对着我喊道:来吧,打吧。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是彼得罗接的电话,但他有事儿,要马上走。他说关于那本小说的事儿,他都在信里告诉我了,他就知道那么多。

“你读了吗?”我非常激动地问他。

“是的。”

“但你没有做任何评论。”

他嘀咕了一句,说他时间很少,他要学习,有很多事儿要做。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没有别的了吗?”

“是很好。你跟我母亲谈谈吧!我是搞文献的,不是搞文学的。”

他给了我一个他父母家里的电话。

“我没办法打电话,我觉得很尴尬。”

我感觉他有一丝不耐烦,他往常都是很客气,他说:

“你写了一本小说,你现在要承担责任。”

我对于阿黛尔·艾罗塔很不了解,我总共见过她四次,我们只是礼节性地聊过几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富裕、有文化,好出身的母亲。艾罗塔家的人从来都不谈论自己,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在世界上的活动没什么意义,但同时他们又觉得那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她有一份工作,她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很不安地打电话给她,是他们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接的电话,后来阿黛尔接了电话。我们很客气地相互打了招呼,她用“您”称呼我,我也用“您”称呼她。她说出版社的人都很确信那是一本好书,就她所知,他们已经开始起草一份合同了。

“合同?”

“当然了,您已经和其他出版社有交涉吗?”

“没有。我还没再读一读我写的东西。”

“您是一气呵成写的?”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问我。

“是的。”

“我向您保证,这本书这样就可以出版了。”

“我还需要改改。”

“您要相信我。一个逗号都不要改,文字里透露出一种真诚和自然,是那些真正的书才有的魅力。”

她又表扬了我,尽管有一种戏谑的意味。她说,据我所知,《埃涅阿斯纪》也没有经过修订。她觉得我已经练了很久写作,她问我抽屉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存货,我向她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东西,她觉得很惊讶。“天分加上运气!”她感叹说。她对我说,近期出版行业忽然出现了一片空白,我的小说不仅仅被看好,简直是应运而生,他们想在春天推出这本书。

“这么早?”

“您不愿意?”

我马上说不是。

吉耀拉当时在柜台后面,她听到了我的谈话,最后她好奇地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就匆匆离开了。

我在城区里转悠,感觉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我的太阳穴在跳。我给吉耀拉的回答,并不是因为我不想理她,随便应付她,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出人意料的通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彼得罗写给我的几句话,我打的长途电话,这一切是不是都不是真的?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里会不会谈到钱,也会谈到权利和义务?我会不会陷入麻烦和危险?我想,几天之后,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这本书不会被出版的。他们会重读我的小说,之前觉得写得好的人,后来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空洞,之前从来没有读过的人,看了之后也许会感觉很气愤,居然有人想着出版它。也许,所有的人都会批评阿黛尔,她自己也会改变主意,感觉到很屈辱,会把自己丢脸的事儿算到我头上,会说服她儿子离开我。我正好经过城区的那座老图书馆,我想,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进去了?我走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散发着灰尘和无聊的气息。我漫不经心地在书架中间走着,用手抚摸着那些破烂的书,我没有看书的标题,也不看作者,只是用手指掠过,掠过那些纸张很旧的书,还有缠在一起的棉线、字母、油墨、书籍,纷乱的词语。我在找《小妇人》,后来我找到了。有没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是我,真的是我,命中注定完成了莉拉和我小时候一起计划的事情?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本书出版,印的全是我写的话,线装书,书脊用胶水粘好,封面上写着我的大名:埃莱娜·格雷科。我打破了我们家族长期的文盲半文盲的状况,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姓氏现在充满了光辉。再过几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这本书也会被放到这些书架上,出现在我出生的这个城区的图书馆里,会被编号,人们会来这里借这本书,想知道那个门房的女儿到底写了什么东西。我听见了洗手间里的水声,我等着费拉罗老师的出现,我还是一个勤奋的小姑娘时,他是这里的图书管理员,长着一张消瘦、爬满皱纹的脸,头发雪白,一根根都立在脑门上,发际线很低。他会赞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他会理解我头脑里的风暴,还有太阳穴的跳动。但从厕所里出来了一个陌生人,一个胖乎乎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您要借书吗?”他问我,“要快一点了,我要关门了。”

“我找费拉罗老师。”

“费拉罗退休了。”

要快点,他要关门了。

我走了。我现在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整个城区里却没一个人能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到了!真是了不起,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