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考试的缘故,我没有再去找安东尼奥。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就碰巧一起发生了。安东尼奥来找我,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对我说他接受了一份工作,是给索拉拉兄弟做事。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说的那些话,我觉得那是他疾病的另一种体现。按理说,他最该痛恨索拉拉兄弟!为了保卫妹妹,他从小和他们打架;他、帕斯卡莱还有恩佐曾经联合起来,狠狠揍了马尔切洛和米凯莱一顿,还把他们的那辆“菲亚特1100”汽车砸了。尤其是,他离开了我是因为我去找马尔切洛帮忙,想让他不用参军。为什么现在他却要这么卑躬屈膝?他想给我解释,但说得很混乱。他说在当兵时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士兵应该服从任何比他级别高的人。他说有秩序要比没有秩序好。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偷偷跑到一个人身后,把他杀掉,而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察觉他的到来。我明白了,他这样做和他生病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大的问题是——贫困。他去了索拉拉的酒吧,想找份工作。马尔切洛自然不会放过凌辱和刁难他的机会,然后说每个月给他一些钱——他是这么说的——但没有说明要他具体做什么,只是说让他听候指示。

“听候指示?”

“是的。”

“听候指示做什么?”

“我不知道。”

“算了吧,安东!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

但是他没有算了。因为这份工作,他最后甚至和帕斯卡莱、恩佐吵了起来。恩佐退伍了,他比之前更加沉默,更加不容置辩。病不病的,他们可不管,他们没办法原谅安东尼奥的选择,尤其是帕斯卡莱,尽管他已经和艾达订婚了。帕斯卡莱开始威胁安东尼奥说,尽管安东尼奥是他大舅子,但他再也不想看见他。

我从这些麻烦里抽身而出,把精力都集中在了高考上,我不分昼夜地学习。有时候天气太热了,实在让人受不了,我才会暂时放下功课,回忆前一年夏天的事情,尤其是七月的那几天——皮诺奇娅离开之前,我、莉拉还有尼诺三人的快乐时光——或者说我觉得是快乐的时光。但很快,我就驱散了那些回忆、那时的情景还有说过的话,我不能分神。

这场考试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一篇作文,是关于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诗歌中的“自然”,我在文中加入了一些我背诵过的句子, ;还有在意大利文学史课本中学到的优美词句。尤其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考试,我表现优异,我交卷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包括阿方索才开始做题。我成功地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尤其是一位年纪很大、非常消瘦的女老师,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套裙,头发是天蓝色的,像刚从理发店里出来,她对我微笑了好几次。真正的好运还是发生在口试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表扬了我,我尤其获得了那个染着蓝色头发的女老师的认可。我的陈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仅是我说的内容,还包括我陈述的方式,都深深打动了她。

“您写得很好。”她的口音很陌生,但我知道,那是距离那不勒斯很远的地方的口音。

“谢谢。”

“您真的以为,任何事情都无法永恒,包括诗歌?”

“莱奥帕尔迪是这么想的。”

“您确信?”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

“我想,所有美的东西也是一种欺骗。”

“就像莱奥帕尔迪笔下的花园?”

我根本就没有读过莱奥帕尔迪的花园,但我回答说:

“是的,就像一片晴朗的海面,一抹夕阳,或者夜晚的天空,都是对恐怖的一种掩盖,假如去掉掩盖在表面的东西,剩下的就只有恐惧。”

我感觉文思如泉涌,我说得很自然,但实际上,那都不是临场发挥,我只是把我在笔试中写的东西又讲了一遍。

“您将来上大学,想上哪个专业?”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的专业,我对此知之甚少,那些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只能回避这个问题,我说:

“我会去参加应聘。”

“您不去上大学了?”

我的脸变得滚烫,就好像我无法掩盖某个错误。

“不去。”

“您需要工作?”

“是的。”

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回到了阿方索还有其他同学身边。过了一会儿,那位老师来到了走廊里,走到了我跟前,跟我谈了很久,关于比萨的一个学院。她说假如我参加一个像刚才那样的考试,我就可以去上大学,不要钱。

“假如您过两天来这里,我会给您说明所有要准备的资料。”

我听她说话,就像在听一件永远不可能和我真正有关的事情。两天之后,我回到了学校,只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的话,老师会生气,会给我一个不怎么样的分数。让我震惊的是,她给了我很多非常详细的信息,还帮我填写了一张表格。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然而我对她满怀感激。她一直都用“您”来称呼我,后来还很自然、很亲切地拥抱了我。

考试结束了,我通过了考试,平均每门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错,平均每门七分。在永远离开那所中学,在毫无遗憾地离开那栋灰色的、破破烂烂的建筑之前,在我的眼里,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尼诺也在那里上过课。我看见了加利亚尼老师,过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么优异的成绩,但她的语气里没有热情,也没有给我推荐夏季要读的书,更没有问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之后会干什么。她冷淡的语气让我有些生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化解了呢。问题在哪里?以前是尼诺离开了她的女儿,再也没有出现,她就觉得我和尼诺一样不可靠、不正经,都是不可信赖的人?我已经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别人对我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层亮闪闪的盔甲。

加利亚尼老师不再关注我,这让我觉得很难过,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我的决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亚尼老师说,那我还能和谁说呢?)——我申请了比萨高等师范学院。我开始努力地赚钱,因为之前我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课,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说我教得很好,我的名声便传了出去,整个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几个学生,他们都要补课: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哲学甚至是数学。在八月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赚了很多钱,算起来有七万七千里拉。我把五万里拉给了我母亲,她的反应非常夸张,几乎是一把把那些钱从我的手上抓了过去,藏在了文胸里,就好像我们不是在自家厨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担心那些钱会被抢走。我留了两万里拉给自己,我把这些钱藏了起来。

出发去比萨的前一天,我才对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比萨参加考试。“假如他们录取我的话,”我宣布说,“那我就去上学,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我是用意大利语说的,说得很坚定,就好像说方言会让这些话变得没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不应该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么。实际上他们听我说这些,显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最后我父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的小妹妹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但在离开前,她在桌子上给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钱,看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碰那些钱,就好像我要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这是我挣的钱!我把钱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