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向壁炉,在壁灯冰冷、明亮的光线下,他俩都眨着被刺痛的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

康拉德比将军年长几个月:春天已满七十三岁。两位老人眨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只有老人才能察觉到这样的体征:他们全神贯注,洞察实质,在脸上和举止里寻找生命力的最后征兆和生存欲的残留迹象。

“不用这么看,”康拉德一本正经地说,“人不会变得年轻的。”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感到嫉妒和惊喜,接受对方的严格检查:过去的这四十一年,是他们分离的时光,是他们虽不能每天见面却仍时刻相知的时光,虽然并没有显现在他们脸上。我们都熬了过来,将军暗想。客人在打量了对方的身体之后,带着一种滋味混杂的满足暗想:他在等我,所以这么精神。那是一种夹杂了隐隐的失望和窃喜的满足(失望,因为对方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地站在自己面前;窃喜,因为自己能有心力和体力重返这里)。

那一刻他俩全都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等待的日子为他们的生命注入了力量。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一项训练。康拉德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重返这里;将军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他俩都是为此而活着。

康拉德现在的脸色跟年轻时一样苍白,看得出来,他现在也成天待在屋里,不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也穿着深色衣服,料子的质地非常柔软。看起来,他挺有钱的,将军揣测。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彼此审视。过了一会儿,男仆端来苦艾酒和帕林卡。

“你从哪儿来?”将军问。

“伦敦。”

“你住在哪儿?”

“伦敦附近。我在伦敦有一幢小房子。我从热带回来后,就在那里定居。”

“你去了热带的什么地方?”

“新加坡。”他举起苍白的手,并不确定地朝空气中的某个点指了一下,像是在宇宙里标出一个地方,曾几何时他在那里住过,“但只是最后那几年。之前我在半岛的深处,跟马来人一起。”

“我听说,”将军边说边举起斟满苦艾酒的酒盅,冲着灯光做了一个致意的动作,“热带非常折磨人,催人老。”

“很可怕,”康拉德说,“我失去了生命中的十个年头。”

“但在你身上看不出来。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

他俩一饮而尽,坐了下来。

“看不出来?”客人问,他坐到壁炉旁,坐在壁钟下的扶手椅里。将军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现在,当昔日好友坐在扶手椅里—正好坐在四十一年前他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好像接受了催眠术一样顺从地坐到被指定的地方—他如释重负地眨了下眼,感觉自己像一位终于看到猎物掉进陷阱的猎人;在此之前,猎物始终小心翼翼地围着陷阱转。现在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已各就各位。“热带很可怕,”康拉德重复了一遍,“我们这类人无法忍受。脏腑被毁掉,皮肉被烧光。在人的体内,总有什么东西会被杀死。”

“那么你去那里,”将军用心不在焉的轻松语调问,“是为了杀死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吧?”

将军这句话问得彬彬有礼,一派闲谈的语调。他也坐了下来,对着壁炉,坐在一把旧扶手椅里,家里人称它为“佛罗伦萨椅”。那是他的位子。四十一年前的每天晚上,在晚餐前后,当他和克丽丝蒂娜、康拉德三人坐在会客室里聊天时,他总是坐那里。现在,他俩都朝第三把包着法兰西绸缎的扶手椅望去,那把椅子空着。

“对。”康拉德平静地回答。

“目的达到了吗?”

“我已经老了。”他说,目光投向炉火。

康拉德没有回答提问。他俩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着炉火,直到男仆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