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康拉德有一处避难所,那里连朋友也无法进入:音乐;仿佛那是一个隐秘得无人可及的藏身地。亨利克的耳朵毫无乐感,分辨不清吉卜赛音乐和维也纳圆舞曲。

在军校里,教员和学员们并不谈论音乐,而只是抱着忍耐和宽容的态度,似乎音乐不过是青春期心血来潮的一种怪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肋。有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养一条狗,有的人则酷爱骑马。这类癖好总比打牌要好,大伙儿这样认为;总不会比女人更危险,大伙儿这样认为。

但是将军有时感到怀疑,在他看来,音乐并非一种毫无危险的癖好。在军校里,人们自然不能忍受反叛的意志,不能忍受音乐的暴动,即使对跟训练有关的军乐的认知,也只限于宽泛、肤浅的意义层面。他们关于音乐的知识仅是:要吹铜号,鼓乐队长走在队列前面,不时高高举起银色的指挥棒。乐队后面有一匹小马驹拉着军鼓。这种音乐铿锵震耳,有板有眼,演奏者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规范的步伐,吸引市民们上街围观,各种大游行都少不了它。人们听到乐声,步伐就会坚定有力,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切。音乐有时轻快滑稽,有时豪迈奔放,有时庄重严肃。否则没有人会搭理它。

但是康拉德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脸色煞白。不管什么音乐,哪怕是最普通的音乐,都会像短兵相接或身体攻击一样地触动他。他会面无血色,嘴唇颤抖,似乎音乐对他说了什么别人不可能理解的话。旋律在他身上所唤醒的,很可能并不是理智。纪律;他们生活在纪律中,成长在纪律中,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上获得身份地位,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纪律,就像信徒服从惩罚与救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感到心情放松,仿佛紧张、刻板的心态在体内获得了宣泄,就像在阅兵式上,在漫长而疲惫的检阅之后突然听到“休息!”的命令。但是他一听到音乐,嘴唇就开始发抖,好像想要说什么。这种时候,他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眼含微笑,遥望虚空,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看不见上司和同伴,甚至看不见漂亮的女郎和剧院里的观众。他用整个身体聆听音乐,那种渴望,就像一名囚犯在监狱中仔细捕捉远处的、可能为他捎来逃亡讯息的脚步和响动。这种时候,他听不见别人跟他讲话。音乐摧毁了他周遭的世界,刹那之间,人为制定的法规改变了,就这样,康拉德也在刹那之间不再是军人。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当康拉德在庄园里跟将军的母亲演奏四手联弹曲目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晚饭之后,他们坐在大厅里,近卫官和儿子出于礼貌聆听音乐。他们坐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带着彬彬有礼的悠闲和耐心,好像当时有人对他们说:生活就是义务,必须忍受音乐。你们不应该违背女士的意愿。母亲激情地演奏,他们在弹肖邦的《波罗乃兹幻想曲》。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变化。父子俩坐在大厅的角落,坐在扶手椅里,在彬彬有礼和耐心等待中也感觉到了,此时此刻,在那两个人的体内,在母亲和康拉德的体内正发生着什么。仿佛音乐在暴动,将屋里的家具高高举起;仿佛窗户后有一股力量在掀动厚重的绸缎垂帘;仿佛埋葬在人们心底的一切,不管是溃烂的还是腐臭的,都开始重生;仿佛在所有人的心底都潜伏着一种致命的韵律,它在生命的某一瞬间以灾难性的力量开始轰然奏响。两位礼貌的听众意识到,音乐非常危险。但是坐在钢琴前的那两个人,母亲和康拉德,根本不在乎有任何危险。《波罗乃兹幻想曲》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是为了在世界上释放能量,这种能量能够改变和炸毁人类等级地位所精心掩藏的一切。他们身体僵硬地坐在钢琴前,上身笔直,紧绷,并稍微后仰,仿佛音乐让看不见的、传说中的神骏舞动一对火焰的翅膀,在世界上空的暴风雨中,在洪流之中,只有他俩用僵硬的身体和有力的双手拽着狂野不羁的缰绳。之后,随着一个短暂有力的铿锵乐音,音乐戛然而止。夕阳将一束光投在翼楼的窗上,金色的浮尘在光柱中炫舞,仿佛疾驰到远方的音乐神骏在身后留下一条扬尘的天路,通向虚无与毁灭。

“肖邦,”法国女人说,她的呼吸变得困难,“他的父亲是法国人。”

“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康拉德说,并侧身将头探出窗外,“是我妈妈的亲戚。”他漫不经心地说,好像为有这种关系而感到耻辱。

所有人都在注意他,因为从他的嗓音里,听到了有如流亡者谈及思乡和故乡时在语调中流露出的那种悲楚。近卫官的身体稍稍前倾,聚精会神地盯着儿子的朋友,像是头一次见到他。夜里,当他跟儿子单独待在吸烟室时,他跟儿子说:

“康拉德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男孩吃惊地问。

但他明白,父亲说得没错。近卫官耸了耸肩膀。他抽着雪茄,伸长两腿坐在壁炉前,盯着雪茄的烟雾。他用过来人才有的那种平静而优越的语调说:

“因为他是一个另类。”

当将军理解了这句话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