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尽可能少考虑你自己,”威廉爵士善意地劝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身体根本不宜走动。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威廉爵士道。他会作好一切安排(他低声告诉雷西娅),他会在当天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通知她的。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

雷西娅出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痛苦,绝对没有!她祈求医生帮助,却遭到了冷漠,敷衍了事!他辜负了他俩的期望!威廉爵士不是个好心人。

当他俩走到街上时,赛普蒂默斯说:光是保养他那辆汽车就得耗费不少钱吧。

她紧紧攫住他的手臂。他俩被人抛弃了。

其实,她对医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他已给了病人三刻钟时间。如果在这门精确的科学中,一个医生丧失了平稳之感,就不成其为医生了,何况这门科学涉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神经系统,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就意味着平稳。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宣称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个常见的错觉),还说他要给世人启示(病人大都这么说),并且扬言要自杀(他们经常这么扬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礼拜,直到病人的体重从进院时的七点六磅增加到十二磅为止。

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他获得这一概念是在巡视病房之时,在垂钓鲑鱼之时,在布雷德肖夫人于哈利街生儿子的时刻。布雷德肖夫人也钓鲑鱼,而且,她拍的照片同职业摄影师的不相上下。由于他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如果病人是男子,就得接受他的观念,如果是女子,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正因为如此,不仅同行尊敬他,下属害怕他,而且病人的亲友对他怀有最深切的感激,因为他坚决主张:那些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显灵、自命为基督或女基督的男男女女预言家们,统统应该遵照威廉爵士的命令:躺在床上喝牛奶——这是威廉爵士根据三十年来治疗这类病例的经验,以及他那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的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一副殷实而无瑕可击的模样,好像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人财两旺、满面红光的气派必须有适当的举止,因而,即使在不太需要的场合,他也拘泥于小节,彬彬有礼,一派古风,平添了一份雅致;这种风度是值得摹仿并且记住的;例如,每当他跟布鲁顿夫人(他和她已有二十年交情了)进餐时,他总是捧着一束康乃馨花,双手递过去献给她;同时向夫人的秘书布勒希小姐致意,问候她在南非的那位兄弟近况如何;可是不知怎的,布勒希小姐尽管毫无女性的风韵可言,还是会恼羞成怒,便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挺好哩。”其实,在过去六年中,他是在朴茨茅斯勉强混日子罢了。

至于布鲁顿夫人嘛,则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与惠特布雷德同时到达,事实上是在门口碰面的。

布鲁顿夫人当然会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这块材料好得多呢。然而,她不愿使可怜的亲爱的休相形见绌。她一辈子也不会忘却他的好心肠——他的心肠实在好,好得出奇——她记不清究竟在什么场合,可他的确是——出奇地好心肠。无论如何,一个人同另一个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克拉丽莎·达洛卫却惯于剖析这个和那个人,评头论足的——把他们解剖、分析,然后再缝起来、合拢来;布鲁顿夫人可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到了六十二岁这把年纪,对此更觉得无聊了。当下,她接过休送的康乃馨,一面强作笑容,露出阴森森的棱角。她说,没有别的客人了。她是找了个借口,要他们来的,想请他们帮她解决一个难题……

“可是,咱们吃了再谈吧,”布鲁顿夫人说。

于是,罩着围裙、戴着白帽的侍女们轻盈地穿过旋门,川流不息,了无声响;这辈侍女们并非日常所需,而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帮着梅弗尔区的主妇们,从午后一点半到两点钟,举行神秘的、梦幻似的盛宴;那时,一挥手之间,车水马龙停止了,宾主入座,闪现出深深的幻觉,首先是佳肴——据说并不花钱;一会儿,餐桌仿佛自动地摆满金银餐具、细巧的衬垫、盛着红果的碟子;展现出涂奶油的棕色比目鱼片,蒸锅里遨游着鸡块;色彩缤纷的火焰燃烧着,并非家常炉火;美酒加上咖啡(据说也不花钱),喝得大伙儿目眩神迷,眼前晃动着美妙的幻景,目光都显得柔和而沉思,恍惚觉得生活是神秘的,洋溢着音乐之声;此时此刻,亢奋的目光惬意地谛视着嫣红的康乃馨,美极了;那鲜花被布鲁顿夫人撂在菜盘边(她的动作老是带有棱角);充满美感的休·惠特布雷德心旷神怡,觉得整个宇宙一片和谐,同时对自己的地位蛮有把握,因而搁下刀叉,问道:

“那花儿要是衬着您的花边,岂非更可爱吗?”

这样亲昵的唐突却使布勒希小姐反感之极。她认为他是个没教养的贱胚。对于她的想法,布鲁顿夫人一笑置之。

这位老夫人举起康乃馨花,握在手里,硬邦邦的,恰如她背后画像上那位捏着纸卷的将军;她毫不动弹,出神了。看她这副模样,理查德·达洛卫不禁自忖:此刻她像什么呢?那将军的曾孙女?敢情是玄孙吧?嗬——活像罗德里克爵士、迈尔斯爵士、塔尔博特爵士。真奇怪,那个家族里都是女人逼肖祖先。她本人就有资格当龙骑兵的将领哩。理查德愿意愉快地在她麾下服役,他对她极其崇敬;对于名门世家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他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并以他惯有的和善的性情,想带几个热心肠的朋友来赴宴,跟她结识;似乎像她这样的贵夫人可以由脾气温和的、热心喝茶的人来培养呢!他熟悉她的故乡。他了解她的亲人。她那庄园里有一株古老的葡萄树,仍然活着;据说洛夫莱斯或赫里克曾在这棵树下憩息哩;尽管老夫人从未念过一句诗,这一传说照样流传至今。此时,布鲁顿夫人却在思量:还是等一会再跟客人商议吧,等他们喝过咖啡再讨论使她烦心的问题吧——是否要向公众呼吁,措词如何,等等。这么盘算着,老夫人就把那束康乃馨重新撂到菜盘边。

“克拉丽莎好吗?”她蓦然问道。

克拉丽莎一直说,布鲁顿夫人不喜欢她。确实,大家都知道,布鲁顿夫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而缺少些人情;她讲起话来像个男子汉,曾在八十年代一桩臭名昭彰的阴谋中插过手,这一事件在新出的回忆录内逐渐披露了。无疑地,她的客厅里有个凹壁,其中嵌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帧已故的塔尔博特·摩尔将军的照相;正是在那桌子上(在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着布鲁顿夫人的面,经她默契(或许还出了些点子),那将军写了一份电报,下令英国军队在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挺进。她保存了那支笔,而且讲述了这桩轶事。所以,当她随意地问一下“克拉丽莎好吗”之时,难以相信她竟会关心什么妇女,男人们也难以劝说自己的妻子相信这一点,其实,不管他们对老夫人如何忠心,私下里也感到怀疑呢;那些太太时常阻碍丈夫,不许他们到海外上任;议院休会期间又常患流感,必须由丈夫陪着去海滨疗养。然而,对于女子们来说,老夫人这一问候(“克拉丽莎好吗?”)肯定是善意地表示关怀;她几乎是妇女们的一位沉默寡言的伙伴,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人怀着更深的情谊,它使布鲁顿夫人与达洛卫太太奇异地联结起来,虽然两人难得见面,而且偶然相处时,彼此显得淡漠,甚至好像怀着敌意呐。

“今天早晨,我在公园里碰见了克拉丽莎,”休·惠特布雷德说,一面猛地把叉子插入蒸锅,急于让自己尝一下美味;事实上,他只要一到伦敦,便会碰见所有的熟人;布勒希小姐看他这副样子,就自忖:馋鬼!他是她见过的最贪吃的家伙之一;布勒希小姐一贯以毫不动摇的严正态度观察男子,但也能始终不渝地忠诚,特别对于女子;她本人则历经生活的磨练,瘦骨嶙峋,没有丝毫女性的风姿了。

“你知道谁到了伦敦?”布鲁顿夫人忽然想起了这个秘书,“咱们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

大伙都会意地微笑。彼得·沃尔什!布勒希小姐又自忖:达洛卫先生听到这消息真的高兴,而惠特布雷德先生一心只想吃鸡哩。

彼得·沃尔什!三个人(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雷德、理查德·达洛卫)都勾起了同样的回忆——彼得怎样热烈地陷入情网,遭到拒绝,流亡印度,变成种植工,潦倒不堪;理查德·达洛卫却非常喜欢那亲爱的老朋友。布勒希小姐看出这一点,窥见他那褐色的瞳仁里含有深情,看出他在踌躇,考虑;这引起了她的兴味,实际上她是一直对达洛卫先生饶有兴味的;此刻她心里在嘀咕:他对彼得·沃尔什究竟怎么想的呢?

大约他在想:彼得·沃尔什曾爱过克拉丽莎;他要吃完午餐后立即回家,找克拉丽莎谈一下;他要滔滔不绝地说他爱她,爱她。真的,他会那样说的。

布勒希小姐一度几乎爱上了那些沉思默想;而且达洛卫先生总是那么可靠,还是个非常文雅的君子呐。如今,米莉·布勒希已四十岁了,所以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或突然微微转过脸来,她便心领神会,虽然她一直深深沉湎于那些冥想中;她以超脱的态度和无瑕的心灵沉思着,生活无法欺骗她,因为从未给过她一丁点儿有价值的玩艺儿;她天生没有纤毫妩媚之处,无论嘴唇、脸颊或鼻子,都不会含笑地曲传风情;因此,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她就立刻叫珀金斯赶快端咖啡。

“不错,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夫人道。所有在座的人都有些得意。因为,他受尽磨难,功不成名不就,终究回到他们中间,仿佛回到安宁的海滩。不过,他们又考虑:实在没法帮助他,由于他的性格有一种缺陷。当下,休·惠特布雷德说,当然可以向某个要人提起彼得。他说自己将写信给执政的大臣们,为“我的老友彼得·沃尔什”疏通,但一想到这种信,他便皱起眉头,露出郑重其事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因为这种推荐信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产生一劳永逸的结果,由于彼得的性格有缺陷。

“他跟某个女人有些纠葛呢,”布鲁顿夫人道。在座的人早已揣测那话儿是麻烦的根源。

“不过,”布鲁顿夫人急于撇开这话题,“咱们还是听彼得本人怎么讲吧。”

(咖啡还没端来,慢得很。)

“眼下他住在哪儿?”休·惠特布雷德喃喃地问道;这一问立即在仆人中引起一点反响,犹如在灰蒙蒙的潮汐中激起一丝涟漪;那些仆役像流水一般,昼夜不息地围绕着布鲁顿夫人,为她收集需要之物,挡住可厌的人,宛如用精致的纤维织成的一张网,卫护着老夫人,替她抵御冲击,减少打扰;这张网笼罩着布鲁克大街上这幢屋子,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需要时由头发灰白的珀金斯拣出来,丝毫不差,他已跟随布鲁顿夫人整整三十年了;当下,这老家人写下了彼得的地址,交给惠特布雷德先生,于是他掏出笔记本,抬一下眉毛,把那纸片夹在最重要的文件中间,随即说,他要叫伊芙琳请彼得来吃饭呢。

(仆人们在等惠特布雷德先生夹好纸片。)

布鲁顿夫人自忖:休的动作实在慢。她还注意到,他发胖了。理查德则始终保养得神清气爽。老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的整个身心绝对地、无可否认地、甚至专横地倾注于一项计划,急于甩掉这桩微不足道的琐事(彼得·沃尔什和他的私生活);那项计划使她全神贯注,不仅如此,而且占据了她的灵魂,渗入灵魂深处,那是她的命根子,倘若没有它,米利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利森特·布鲁顿了;这计划乃是让上等人家年轻的子女们出国,帮他们在加拿大立足,并且相当顺利地发展。哦,她夸大了。敢情她已失去中庸之道了吧。对于别人来说,移民的计划却非灵丹妙药,也不是崇高的设想。对于他们(包括休、理查德,甚至忠心耿耿的布勒希小姐)来说,这项计划不能使郁积在内的自我主义得到发泄,而布鲁顿夫人却感到,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正在高涨,因为她是一个刚强与威武的女人,营养充足,家世显赫,直率而冲动,感情奔放而缺乏自省的智力——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坦朗和单纯,为何不能呢?像她这样的女人,一旦青春消逝,就必须将自我主义发泄到某个目标上,不管是“移民”还是“解放”;无论如何,她在灵魂深处日日夜夜围着这一计划转,所以它必然变得光华四射,熠熠生辉,仿佛一面明镜,又似一块宝石,时而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惟恐人们嗤笑,时而又拿出来炫耀。总而言之,“移民”已变成布鲁顿夫人的血肉了。

不管怎样,她非写信不可。然而,正如她惯常对布勒希小姐说的,写封信给《泰晤士报》所费的心思,比筹划一支南非远征军还要多(尽管在大战期间,她并未如此卖力)。为了写封信,她得搏斗整整一个上午,先开头,随后撕掉,再开头,弄得筋疲力尽,这才感到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在其他任何场合,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于是她会怀着感激之情,想起休·惠特布雷德,他充分掌握如何写信给《泰晤士报》的艺术,这是无人怀疑的。

此人跟她自己的禀赋截然不同,他对语言精通之极,写起信来会使编辑们中意;还有各种热情,不可一概称之为贪嘴。对于男性,布鲁顿夫人时常从宽判断,因为他们(而非女性)同宇宙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神秘的契合,使她不胜钦佩;他们知道怎样措词才合适,也知道别人讲了些什么;所以,要是她唤理查德当顾问,叫休替她捉刀,那就八成儿放心了。于是她让休吃完蛋奶酥,还问候可怜的伊芙琳;等到他们开始抽烟了,然后说道:

“米莉,去把信纸拿来好吗?”

布勒希小姐立即出去,回来后把信纸摊在桌上;休掏出自来水笔,他那支银制的钢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边说边抽掉笔套。他说:这支笔一点没坏,他曾给制造商检查过,他们说,保管你用一辈子,永远不会有毛病的;这可要归功于休写起来小心,也得归功于他用此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查德·达洛卫是这样想的);当下,休一笔一划地开始写了,先写花体的大写字母,一字一句把布鲁顿夫人紊乱的思绪表达得条理清晰、语法谨严,委实神乎其神;布鲁顿夫人看到这神奇的变化,不禁思忖:《泰晤士报》的编辑对此必然会敬佩的。休写得很慢。他有一股牛劲儿。理查德说,一个人必须冒点风险。休却建议把语气改得婉转些,为了尊重人们的情感;理查德嗤之以鼻,休则尖刻地说,人情是“必须考虑的”,一面朗诵信里的句子:“故而,我们的陋见乃是,时机成熟了……鉴于我国人口日益增长,部分青年成为多余……此乃吾辈对死者应尽之责……”理查德以为这些全是废话,不过,当然没什么关系;于是休继续逐字逐句草拟信稿,表达极其崇高的情感,一面掸去背心上的雪茄烟灰,不时小结一下写到哪一段了;最后完成全稿,朗读一番;布鲁顿夫人想,无疑是篇杰作;他把她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奇妙,简直不可思议!

休不能保证编辑必定刊登此信,然而他说,他将在宴席上遇见某个人物呢。

于是,难得做出优雅动作的布鲁顿夫人,竟把休赠送的康乃馨花一古脑儿塞在胸前,同时挥舞双手,喊他一声:“我的首相呀!”假如没有这二位,她真不知该怎么办哩。两人站起身。理查德·达洛卫照常悠悠然走出去,瞅一下老将军的肖像,因为他打算忙里偷闲,写一本布鲁顿夫人的家史呢。

米利森特·布鲁顿对其家世是很自豪的。然而,她边看画像边说:他们可以等一阵,他们可以等一阵子呢;她的意思是,可以暂缓描述她家的祖辈,那些武将、海军上将与文官们,都是实干的人,生前已经尽到职责;而目前,理查德首先要为祖国尽责;不过她瞅着画像道,那张脸是很英武的;要写家史嘛,所有的档案都在奥尔特密克斯顿,保藏得好好的,时机一到,理查德便可以引用了;她的意思是,等工党政府垮台了再写;同时,她嚷道,“啊,听见印度来的消息吗?!”

尔后,当他们站在门厅内,各自从孔雀石桌上一只瓷盆里拿起黄手套时,休故作姿态,礼仪周到地送给布勒希小姐一张用不着的戏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布勒希小姐对他的装腔作势深恶痛绝,脸都涨得通红了;此时,理查德手里捏着帽子,转身向布鲁顿夫人道:

“今晚,您能光临我们的宴会吗?”于是布鲁顿夫人重新摆出架势,而写信时她的气势已瘪掉了。她答道,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克拉丽莎真是活力充沛。不过,布鲁顿夫人对宴会怕得要命。再说,她一天比一天老啦。她如此这般宣称,站在门道口,身子笔挺,仪态万方;这时,她那只中国种的狗在她背后摊开四脚躺着,布勒希小姐捧着信纸和白纸等,退到后边去了。

布鲁顿夫人拖着滞重的步子,端庄地走向自己的卧室,躺在沙发上,一只胳膊伸展着。她吁了口气,又打起鼾来,并未入睡,只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仿佛是这六月里大热天,骄阳烤炙下田里的三叶草,周围一只只蜜蜂与黄蝴蝶飞来绕去。她老是回忆起德文郡老家附近的田野,童年时常和兄弟莫蒂默与汤姆结伴儿,骑着她那匹小马帕蒂,跃过溪涧。还想起那些狗、那些耗子;还有她的父母,在草坪上树荫里憩息,面前放着茶具;还有那些花坛,栽着大丽花、蜀葵与蒲苇;当年,他们这些小鬼老是淘气哩!从灌木丛里偷偷地踅回来,生怕被人发现;由于顽皮,浑身上下都弄脏了。哎,那老奶妈怎样厉害地呵斥她那些鬼把戏!

哦,她从回忆中苏醒过来——眼下是礼拜三,在布鲁克大街。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理查德·达洛卫同休·惠特布雷德,在这样的大热天,穿过一条条街道而去了;喧嚣的市声传到耳边,她怡然躺在沙发上。权势、地位、金钱,她全有了。她曾站在时代的前列。她有过知心朋友,结识过当代才能卓荦的人物。此刻,伦敦的市声轻些了,仿佛潺潺的水声,流到耳畔;她的手搁在沙发背上,手指弯起来,攥着一根幻想的指挥棒,就像她的祖先握过的那样;她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依稀觉得自己在指挥大军向加拿大挺进;同时想起,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正在伦敦街上行走,穿过他们这辈上等人的“领土”,梅弗尔区,宛如大都市里一方小小的地毯。

他们离她愈来愈远了,虽然刚才和她一起进餐,彼此有一条纤细的纽带联系着,可是当他们穿过市区的时候,这条带子将曳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细;仿佛请朋友们吃过一顿饭后,就有一条纤细的纽带把他们同自己联结起来;在她迷迷糊糊瞌睡之际,响起了报时的钟声,也许是教堂的钟声,号召信徒们祈祷呢;随着这悠然的音波,纤细的纽带模糊不清了,恰似一滴滴雨珠洒在一张蜘蛛网上,它经不起重荷而披垂了。于是她入眠了。

米利森特·布鲁顿就这样躺在沙发上,让那纽带折断,自己打起鼾来;正在此时,理查德·达洛卫与休·惠特布雷德在康杜依特街角上踟蹰着。拐角上,刮着两股逆风。两人在瞧一家商店的橱窗,他们并不要买东西,也不想交谈,只想分手;不过,由于拐角上刮着逆风,精神有些萎靡,便逗留在那儿,仿佛两种力量卷入一个漩涡,从早晨纠缠到下午,只得歇息一下了。这当儿,有一家报纸的活动广告牌耸入高空,好像风筝,起先洒脱地扶摇直上,尔后稍停,接着嗖地飞下,在空中飘忽。哪家窗口隐现着一位女士的面纱。鹅黄的帷幔在飘摇。早晨川流不息的车辆稀少了,偶尔有几辆大车在空荡荡的街上悠闲地踱过,发出嘎嘎声。此时,理查德隐隐约约想起了诺福克郡:一阵温馨的微风吹拂着花瓣儿,水面上泛起了粼粼的涟漪,芳草芊芊,波浪般起伏。晒干草的农夫们干了一个早晨,在竹篱边打盹,休憩一会,有时拨开茂密的绿草和迎风颤动的、圆球似的欧芹,眺望天空,那亘古长存的、火一般的夏日蓝天。

理查德只觉得懒洋洋的,既不能想,又不能动,尽管他知道自己在看橱窗里一只双柄的、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银酒杯;惠特布雷德则摆出行家的模样,矜持地欣赏一串西班牙项链;他想进去问一下价钱,可能伊芙琳会喜欢呢。生活的激流使这些赝品浮上来,商店橱窗里尽是些人造宝石;人们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宛如僵化的老人,没精打采,死气沉沉。伊芙琳·惠特布雷德兴许要买那串西班牙项链——她可能喜欢的。他却非打呵欠不可了。休在走进店里去。

“瞧你的!”理查德边说边跟进去。

天晓得,他并不想跟休一起去买什么项链。不过精神之流仿佛潮汐,忽涨忽落。早晨同下午汇合了。恰似一叶扁舟,在深深的、深深的波涛里载浮载沉。布鲁顿夫人的祖先以及他的回忆录,连带他那些北美战役,都被人生的洪流吞掉、淹没了。布鲁顿夫人亦如此。她沉溺了。理查德压根儿不关心她的“移民”计划;那封信会不会刊登,关他鸟事。眼下只见那串项链吊在休的优雅的手指间。假使他真的要买首饰,那就让他送给一个姑娘吧——随便什么姑娘,哪怕街头的女郎。理查德打心眼里痛感这种生活之无聊——给伊芙琳买项链呢。倘若自己有个儿子,就会叮嘱他:工作,工作。不过他只有伊丽莎白,他可宠爱他的伊丽莎白呐。

“我要去找杜邦尼特先生,”休简短地说,依然用他那世俗的口吻。原来这位杜邦尼特量过惠特布雷德太太的脖子,知道那尺寸,而且更奇怪的是,他还了解她对西班牙首饰的看法,她拥有多少这一类珠宝(休却记不清了)。在理查德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从未正式给过克拉丽莎任何礼物,除了两三年前送过一对手镯,但没有讨她的喜欢。她从来不戴这玩艺儿,这使他一想起就难受。理查德的心灵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此刻他的心思倾注于自己的妻子,克拉丽莎身上,犹如一张蜘蛛网飘来晃去,终于粘住了一片叶尖儿;彼得·沃尔什曾经神魂颠倒地爱她;理查德忽然瞥见了自己同她进餐的幻景,只有他和克拉丽莎,他俩生活在一起;于是他把店里一盘旧的珠宝挪到面前,先挑一枚胸针,再捡一只戒指,估量着,问道:“那一只多少钱?”心里却怀疑自己的鉴赏力。他要在回家时,打开客厅的门,手里握着一样东西——给克拉丽莎的礼品。不过,究竟买什么呢?当下,休又在走动,要离开了。那家伙摆出一副无法形容的架势。然而,他毕竟是这家店的老主顾,做了三十五年的交易了,他才不愿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店员打交道呐,那小子一窍不通嘛。可惜杜邦尼特不在店里,除非那老板回来,他决不买任何东西;那小伙计听他这么说,不由得脸涨得通红,毕恭毕敬地一鞠躬。完全合情合理。可是,理查德无论如何不会那样讲的。为什么那些店员竟甘心忍受这种可恶的傲慢呢,简直不可想象。休变成一头蠢驴了,令人无法容忍。理查德跟他作伴儿最多一小时,再拖下去便受不了。所以,一到康杜依特街口,他赶紧把大礼帽一扬,算是告别;接着连忙转过拐角,归心如箭地奔回家去,仿佛粘在叶尖上的那张蜘蛛网,急于同克拉丽莎见面;他要径直到威斯敏斯特去,同她相会哩。

然而,他走进家门时总要拿着些东西。鲜花吧?对,就是花儿,因为他对金银首饰的鉴赏力缺乏自信;随便买多少鲜花——玫瑰、兰花,都行,为了庆祝一番,不管怎样考虑,这是一桩大事;就是他俩在午餐桌上谈起彼得·沃尔什时,他对她怀有的情感;他俩从未谈到过这种情愫,好多年来都没谈过,他心里想,这是莫大的错误,手里捏着嫣红与洁白的玫瑰花(一大把,用薄纸包着)。到了节骨眼上却讲不出口,他思量着,过于腼腆了,一面把六便士左右的找头塞进口袋里,胸口捧着那一大把花儿,回到威斯敏斯特去;不管她对他有什么看法,他要把鲜花献给她,同时滔滔不绝地爽快地说:“我爱你。”为什么不表白呢?!当他想起大战时,觉得真是个奇迹:成千上万的可怜虫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却死掉了,埋成一堆,如今几乎被遗忘了;而他却安然无恙,眼下正在穿过伦敦,简直是个奇迹哟;他要回家去,对克拉丽莎翻来覆去地说:我爱你;不过他又想,实际上,这话儿是决不会说的,因为自己贪懒,并且害臊。唔,克拉丽莎……难以想象她的形象,除非在偶然的场合,譬如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能异常清晰地看见她,以及他俩的全部生活。他在十字街头停住了,反复寻思:真是个奇迹呢——他这样想是因为天性单纯,没有沾染习气;因为他曾行军与射击,而且有一股韧劲,曾坚定地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并在下议院中,按这天然的信念发言;他天真未泯,却又变得沉默寡言,相当古板——他反复思量:居然跟克拉丽莎结了婚,委实是奇迹呐——一个奇迹,他的生活就是奇迹嘛;他在沉思中踌躇着,不想穿过大街了。但是,他看见几个五岁上下的小孩没有大人领着,径自穿过皮卡迪利,便觉得怒火中烧。警察在干些什么呀,应当立即指挥车辆停住。他对伦敦的警察不存一点幻想。事实上,他正在搜集他们恶劣行径的证据,例如不准小贩把手推车停在街上喽,禁止娼妓拉客喽;老天爷哪,她们并没有过失,年轻的嫖客也不足怪,都是我们这可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等等;他在思考这一切,看得出他在思考;头发灰白,一股韧劲,而又衣冠楚楚,周身整洁;当下他穿过公园,要去告诉妻子,他如何爱她。

当他走进房间时,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句话。因为他思忖,倘若不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太可怜了;他边想边穿过格林公园,欣喜地看到树荫里躺着不少穷人,摊手摊脚的,都是扶老携幼,全家来逛公园;孩子们把小腿儿跷得高高的,吸着牛奶,纸袋扔了一地;其实,如果人们提出抗议,那些穿制服的大汉们中间只要一个人去收拾,便会弄干净的;他认为,在夏季,每个公园、每个广场都应该向儿童们开放。(这时,天光云影映照得公园内草坪忽隐忽现,衬托着威斯敏斯特区穷人家的母亲,以及在地上爬的婴儿,仿佛底下有一盏黄色的幻灯在移动。)刹那间,他又瞥见一个女人,像个流浪者,仰天躺在那儿。(好像她一下子扑倒在大地上,摆脱了所有的羁绊,以便好奇地观察一切,大胆地思索,探讨种种缘由;她嘴唇咧开,一派放肆而调皮的样子;)对她那样的女人该怎么办呢?他可毫无办法,只会捧着那一大把鲜花,恰如擎着一柄刀,走近那女子,目不斜视地踅过她面前;虽然只有一瞬,还是燃起了一星通灵的火花,她向他嘲弄地一哂,他则性情愉快地报以一粲,同时考虑如何处理浪荡女子的问题;当然他和她是决不会交谈的。反正他要告诉克拉丽莎,他爱她,他爱她,一遍又一遍。以前,他曾妒忌过彼得·沃尔什,妒忌他与克拉丽莎。不过,她常跟他说,她没有嫁给彼得·沃尔什是做对了;他深知克拉丽莎的性格,所以,她这样说显然是真心话,她要有人依靠呗。并非说她脆弱,而是她要靠得住的人。

至于白金汉宫呢(它好比一位歌剧名演员,半老徐娘,穿着一身白礼服,面向观众),不可否认有一种庄严的气派,他是这样想的,而且并不鄙视它,因为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眼下就有一小圈人围在宫门口,想看陛下乘车出巡),这宫殿毕竟是一个象征,尽管它看上去是可笑的;他想,一个孩子用一盒砖形玩具,便能搭得比它像样哩;他兀自瞧着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他还记得她老人家戴着玳瑁边眼镜,乘车经过肯辛顿的情景);那一座白色雕像,波纹似的白石塑出慈母般的体态;他可乐意被霍沙的后裔统治呢,因为他赞成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把昔日的传统世代相传之感。生活在她统治的伟大时代才有意思哩。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奇迹嘛,这是毫不含糊的,不要有任何错觉;瞧,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此刻在折回威斯敏斯特,到家后要跟克拉丽莎说,他爱她。他想,这才是幸福呐。

“正是如此,”他自言自语,一面走进教长场。大本钟鸣响了,起先是预报的乐声,悠悠扬扬地,然后报时,分秒不差。他走近家门,兀自寻思:午餐宴会把整个下午都消磨掉了。

大本钟的钟声响彻克拉丽莎的客厅,她坐在那里,靠着写字台看信,心烦意乱,焦躁不堪。她确实没有请埃利·亨德森赴宴,是故意忽视的。而马香夫人却来了这封信:“我已告诉埃利·亨德森,我将为她要求克拉丽莎……埃利真想参加哩。”

可是,为什么要我请伦敦所有的蠢女人来赴宴呢?!为什么马香夫人要插手?况且,这一阵子伊丽莎白总是跟多里斯·基尔曼关在密室里。再也没有比这使她更恶心的了。跟那个女人在这时刻一起祷告,真是!当下,钟声悒郁的音波在屋子里流荡,渐渐消退了,又卷土重来,再次鸣响;此时,她只听得有什么东西在门上搔,摸摸索索地,叫人心烦。这个时候有什么人来呢?钟打了三下,老天爷哪!已经三点啦!大本钟敲了三下,极其干脆,庄严得很,有一种威慑的力量;除了钟声,她什么也听不见,不过房门的把柄转动了,进来一个人,竟是理查德!真令人惊讶!理查德走进来,把鲜花递到她面前。以前有一回,在君士坦丁堡,她曾使他失望;这一次,布鲁顿夫人没有请她参加午宴,而那老夫人主持的宴会,据说是非常有趣的。不过此刻,他却献上鲜花了——是玫瑰,嫣红的雪白的玫瑰花。(可是他鼓不起勇气说他爱她,至少不能反复地说。)

她接过花儿,说道:多可爱哟!她了解他,用不着他讲,她就懂得他的心思,毕竟是他的克拉丽莎嘛。她把鲜花插在炉架上的花瓶里,啧啧赞叹:看上去多可爱哟!尔后问道:午餐会有趣吗?布鲁顿夫人问候她了吗?彼得·沃尔什回国了。马香夫人写信来说项。非请埃利·亨德森不可吗?那女人基尔曼在楼上呢。

“咱们坐下来,谈一会吧,”理查德说。

客厅里看起来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靠着墙。他们在干些什么呀?哦,是准备设宴,他可没有忘记她要请客。她说: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已经见到他了,那没错儿。他打算离婚,在国外爱上哪个女人了。他样子一点没变。她坐在那儿,絮絮而谈,一面补衣裳……

“想念老家布尔顿哩,”她边补边说。

理查德却道,“午餐会上休也来了。”嗯,她也见到他了。哎,这个人变得越来越糟,讨厌透了:要给伊芙琳买项链呢,胖得不像话,讨厌透顶的蠢驴。

“我忽然想跟他说,‘有一阵子我可能嫁给你的。’”她说着便想起那天彼得坐在那儿,系着蝴蝶结,掏出随身带的小刀子,不断地从鞘子里拔出来,塞进去,“他老是这样神经质的,你懂嘛。”

理查德说:午餐会上谈起他来着。(然而,他讲不出他爱她这句话,只是握住她的手,一面自忖:这就是幸福。)还告诉她,饭后,他们替布鲁顿夫人拟了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休也只配做这种动笔头的事。

接着他问道:“咱们那位亲爱的基尔曼小姐呢?”克拉丽莎却觉得,玫瑰花可爱极了,起先还簇拢着,此刻已经自然地纷披了。

“我们刚吃过饭,基尔曼便来了,”她答道,“伊丽莎白一见她就脸红。现在两人关在密室里。敢情在祈祷吧。”

上帝呵!他可不喜欢那样,不过这种事情任其自然,便会淡下去的。

“那女人穿了雨衣还带伞哩,”克拉丽莎道。

他仍然没说“我爱你”,讲不出口嘛,只好握紧她的手,心里想:幸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可是,我干吗要把伦敦所有的蠢女人都请来呢?!”克拉丽莎道,“要是马香夫人自己设宴的话,难道她会请所有的客人吗?”

理查德叹道,“可怜的埃利·亨德森;”一面思量,真怪,克拉丽莎对她的宴会太操心啦。

但是,对于怎样布置一间客厅,理查德是个外行;不过除了这个,他还能提出什么话题呢?

如果她对宴会过于操心,他就要劝她不必举行了。以前她曾愿意嫁给彼得吗?可是眼下他得出去了。

于是他站起来说:我得走了。却又站着不动,想了一会儿,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她心里纳闷:他要说些什么呢?为什么那样?一面瞧着玫瑰。

“那个委员会开会吗?”她在他开房门时问道。

“讨论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他回答,兴许他说的是“阿尔巴尼亚人”。

凡是人都有一种尊严,都有独处的生活,即便夫妻之间也不容干扰;必须尊重这种权利,克拉丽莎思忖着,一面望着他开门;自己不愿丧失独处的权利,也不能强求丈夫放弃它,否则就会失去自主和自尊——这毕竟是无价之宝哩。

他却抱着枕头与被子回到屋子里。

“午饭后要安安静静躺一小时,”他说着便走了。

他就是这种脾性!他会一天又一天地唠叨,“午饭后安安静静躺一小时,”因为有一次医生曾经嘱咐过;他会划一不二地照医生的话做,这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那令人敬爱的、圣洁的赤子之心的一种表现,任何人都不像他那么单纯;正是这天性使他不辞奔波,去干必需的事情,而她却跟彼得吵嘴,消磨时间。此刻,他已经在去下议院的半路上了,要去讨论他的亚美尼亚人,或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却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欣赏玫瑰呢。人们会说:“克拉丽莎被宠坏啦。”可不是,她只喜欢玫瑰花,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亚美尼亚人。尽管那些人被迫害得走投无路,受尽煎熬,又冻又饿,成为暴政与专制的牺牲品(她曾听见理查德翻来覆去地这样说),她却无动于衷,不会对阿尔巴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吧?)有一点儿同情;她只喜欢她的玫瑰,(这对亚美尼亚人有些帮助吧?)只有这种花才使她能忍受别人摘下来供养。不过此时理查德大概已到了下议院,正在他的委员会里开会,他已解决了她所有的困难。哎,不,不对。他还没懂得为什么她不愿请埃利·亨德森呐。要是他想请那女人,她自然会照办的。此刻,既然他已把枕头拿来了,她就躺一会吧……可是——可是——为什么她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觉得挺难受,好闷哪?恰如什么人丢了一粒珍珠或一块钻石,落到野草丛里,因而小心翼翼地拨开高高的草茎,拨到东又拨到西,这儿寻寻,那儿觅觅,老是找不到;最后,总算在一些草根那里发现了;就这样,她心潮起伏,思前想后,感到苦闷并非由于萨利·赛顿说过:理查德肯定进不了内阁,因为他的脑子是第二流的(她想起萨利说过这句话);不,对于这一点,她毫不介意;苦闷的缘故同伊丽莎白与基尔曼也无关,她俩的行径是明摆着的嘛。这种感觉,很不惬意的感觉,兴许在当天早些时候就有了:敢情是彼得说的什么话引起的,加上自己在卧室内脱帽子时心中的抑郁,再加上理查德讲了令人烦闷的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献给她那些鲜花,还有,提到她的宴会。可不是!她的宴会!他们两人都很不公平地批评她,极不公正地嘲笑她,为了她的那些宴会。正是这个!正是这缘故!

唔,她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弄清了苦闷的原因,她便觉得异常舒坦了。他们俩认为,至少彼得认为,她爱突出自己,喜欢有一批名流围着她转,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总之,她实在是个势利鬼。嗯,彼得可能这样想的。至于理查德嘛,仅仅以为她有些傻,因为她爱热闹,而那种兴奋对她的心脏是不利的。他认为,这是孩子气。可是,两人都想错了。她爱过简朴的生活呗。

“我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一目标,”她对生活宣称。

由于她躺在沙发上,幽居室内,与世隔绝,故而在清静中感到,这十分明显的道理变得有血有肉一般;当下,街上传来一阵阵声浪,户外阳光灿烂,灼热的微风轻轻吹来,拂动了窗帘。嗯,假如彼得跟她说:“不错,不错,但是你那些宴会——你的宴会有什么意思呢?”她只能回答(而且预料没有人会理解):那是一种奉献。听上去模糊得很。然而,彼得算得上什么,他有资格领会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吗?——彼得老是陷入情网,老是找错对象,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也可以质问他:你的爱情算什么?她知道他会这样回答: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女人会理解的。好得很,但是,哪个男子能了解她的意思——关于生活的意义呢?她不能想象,彼得或理查德会无缘无故费心去开宴会的。

再深一层想,在人们的风言风语之外,(那些评头论足的话多浅薄、多琐碎呀!)挖到自己内心,对她来说,所谓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哎,想起来真怪。就好比某人在南肯辛顿,某人在倍士沃特,另一个人在梅弗尔;她每时每刻感到他们各自孤独地生活,不由得怜悯他们,觉得这是无谓地消磨生命,因此心里想,要是能把他们聚拢来,那多好呵!她便这样做了。所以,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嘛。然而,奉献给谁呢?

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吧。不管怎样,这是她的天赋。此外,她没有一丁点儿才能,不会思考,不会写作,甚至弹钢琴也不行。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却好大喜功,贪图安逸,一心讨人喜欢,胡言乱语一大通;至今都不知道赤道是什么东西,倘若有人问她,那可僵啦。

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同休·惠特布雷德相遇,尔后理查德忽然回家来,捧着那些玫瑰花;这就够了。之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一切都会了结,而世界上没有人会懂得,她多爱这一切呀,每时每刻,多么……

门打开了。伊丽莎白悄悄地踅进来,她知道母亲在憩息。这姑娘静静地伫立着。她母亲在寻思:也许一百年前,有个蒙古人翻了船,漂流到诺福克海岸上(有如希尔伯里太太所说的),后来跟达洛卫家的几位女士交配了吧?因为一般说来,达洛卫家的人大都是蓝眼睛、浅色头发;伊丽莎白却相反,头发乌黑,苍白的脸上一双中国式的眼睛;东方人神秘的风韵;温柔、体贴、娴静。她小时候嬉笑谑浪,现在十七岁了,却变得异常庄重;克拉丽莎简直弄不懂怎么会变的;宛如绿叶遮蔽的一棵风信子,只生出淡淡的萌芽,阳光照不到嘛。

姑娘兀自不动地站着,瞅着母亲。门虚掩着,外面是基尔曼小姐;克拉丽莎知道她在那里,穿着雨衣,窃听母女俩谈些什么。

可不是,此刻基尔曼小姐立在楼梯平台上,穿着雨衣,她穿这个是有道理的。首先是便宜,其次,她四十出头了,穿什么,戴什么,毕竟不是为了讨人喜欢。况且,她穷,穷得不像样。要不然,她才不会替达洛卫这号人当差哩,他们是富人,喜欢做出好心的样子。不过,说句公道话,达洛卫先生是真正的好心。达洛卫太太却不,她仅仅恩赐而已。她属于最不值钱的阶级——富人,只有一点儿肤浅的文化。他们家堆满了奢华的东西:图画喽,地毯喽,而且奴仆成群。基尔曼小姐认为,无论达洛卫家给了她什么好处,她都是当之无愧的。

她被欺骗了,这样说毫不夸张,因为一个姑娘肯定有权利享受某种幸福吧?她却从未享过福,因为那么穷、那么笨拙。况且,恰恰她在多尔比小姐的学校里可能得到幸福时,大战爆发了,而她从来不肯对德国人的看法言不由衷。多尔比小姐对她的想法不以为然,认为同那些跟自己对德国佬的意见一样的人相处,要愉快些。结果基尔曼非退学不可。诚然,她家是有德国血统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她家的姓氏是基艾尔曼;不过,在大战期间,她的兄弟照样被德国人打死了。校方开除她,是由于她不愿违心地说德国人全是坏蛋——当时她还有德国朋友嘛,并且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是在德国度过的!以后,她不得不随遇而安。她毕竟念过些历史。当她为友谊会工作的时候,遇见了达洛卫先生。他让她给自己的女儿教历史(他真是好心肠)。此外,她在夜校之类的学校里兼些课,等等。尔后,上帝给她启示了(对于天主,她总是稽首的)。她是在两年零三个月之前蒙受圣恩的。从此,她再也不妒忌克拉丽莎·达洛卫之流的女人了,现在她只觉得她们可怜呢。

她从心坎里怜悯而又鄙视那种女人,当下她正站在柔软的地毯上,瞧着一幅版画,上面是一个小女孩,还戴着皮手筒哩。到处是这类奢侈的东西,怎能指望世道好起来呢?!克拉丽莎不该躺在沙发上(她女儿说:“妈妈在休息;”)——她应当在工厂里干活,或者站柜台;达洛卫太太和所有其他的贵妇人,都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