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来月的焦急等待，我终于准备出发。我感觉从头到脚都被喷了一层漆，就像那个赤身裸体的男子，异教徒行列中最耀眼的那个，已然死于表皮窒息，浑身涂满金黄的清漆。就在我出发前几天突然发生了一桩当时看来并无关碍的变化。我原定周四从巴黎起飞前往莫斯科。周一那天，有个悦耳的女声打电话到我住的那家怀旧舒适的小旅馆（位于里沃利大街），告诉我说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苏维埃迷雾笼罩下一次秘而不宣的撞机事件——整个计划不得不改变，我要么在本周三要么在下周三乘坐一架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前往莫斯科。我当然选择前者，因为那不致影响我约定的日期。
我同行的旅伴是几位英国和法国游客以及一大群神情肃然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官员。一踏进机舱，就有某种廉价不真实的幻觉将我包围——并在之后的旅程中一直萦绕不去。正是六月，天气很热，荒唐的空调系统根本敌不过汗水和“红色莫斯科”的气味，这种深藏不露的香水甚至能够渗进起飞前慷慨发给我们的硬糖（包装纸上写着Ledenets vzlyotnyy，“起飞冰糖”）。另一种童话般的感觉来自装饰机舱窗帘的鲜艳斑点——黄色的旋曲花饰和紫色的眼状图案。座位前方塞着同样颜色的防水纸袋，标签上不祥地写着“废物处理”——好像是在那个仙境中处理我的身份。
我的情绪和精神状况需要烈酒而不是又一轮“冰糖”或趣味读物；不过我还是从一名身穿天蓝色制服、身材粗壮、面无笑容、裸露双臂的空姐手里接过一本宣传杂志，从中饶有兴趣地得知（与目前的胜绩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九一二年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中俄罗斯队成绩并不理想，当时的“沙皇队”（大概由十名波雅尔和一头熊组成）以零比十二的悬殊比分惨败给德国队。
我已经服下一粒镇静药，希望能在飞机上至少睡上一阵；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盹的努力却被一名更肥胖、汗臭味更强烈的空姐挫败了，她竟然叫我把腿收回来，别老远地伸到过道上，而她正在过道上分发更多的宣传材料。我不由暗暗羡慕起身边占据靠窗位子的法国老人——至少肯定不是我的同胞，他蓄着一把乱蓬蓬的灰白胡子，系着一条吓人的领带，睡足了飞行的五个小时，对沙丁鱼和伏特加压根不屑一顾，而我却无法抵制后者的诱惑，尽管我后裤袋里藏着一瓶更好的。也许有朝一日摄影史家能够根据精确的数据帮助我弄清，面对一张难以确指的陌生面孔，我是如何追忆到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而不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间的。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一定是我在巴黎认识的某个人的双胞胎兄弟，但那个人究竟是谁？作家同行？公寓管理员？鞋匠？确定其身份的难度不亚于感知照片上形象的“明暗”和“感觉”。
飞行即将结束时，我的雨衣从行李架上掉下来正好落在他身上，他猛然惊醒，从雨衣下钻出头来，和蔼地咧嘴一笑，我趁机凑近了半开玩笑地看了他一眼。再次瞥见他肥胖的侧影和浓密的眉毛，是在我将仅有的一只旅行箱里的物品送交检查之际，我当时竭力压住内心的疯狂冲动，才没有去质疑海关通告的英语措辞：“……微型图表、屠宰家禽、活体动物和鸟类。”
又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正乘巴士转到另一个机场，这一次看得并不很清楚。巴士穿过莫斯科脏乱的近郊，这座城市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却让我很感兴趣，就像对，比如说，就像对伯明翰一样。然而，在前往列宁格勒的飞机上他又坐在我旁边，这回是在里侧。阴沉的空姐和“红色莫斯科”的混合气味从二十一点十八分到二十二点三十三分一直陪伴着我们，而最后当那些光着胳膊的天使增加服务时，她们的气味在机舱里逐渐占了上风。为了在我身边这个谜一般的人消失之前弄清楚他究竟是谁，我用法语问他是否了解那一群在莫斯科登上我们这架飞机的特殊人物。他的回答带着含混的巴黎口音，他以为那是一个伊朗马戏团，在欧洲巡演。那些男人都像是身穿便服的小丑，女人都像天堂里的小鸟，孩子都像金质奖章，而其中有一个面色苍白的黑发美女，身穿黑色短开衫和黄色裤子，则让我想起艾丽斯或艾丽斯的原型。
“我希望，”我说道，“会在列宁格勒看到他们的表演。”
“喔哟！”他回答道。“他们可比不过我们的苏联马戏团。”
我注意到那个无意识的“我们”。
我和他都临时宿在阿斯托里亚，一幢丑陋的大房子，估计建于一战期间。一个“豪华”间，因为到处是窃听器（盖伊·盖利曾传授我一种方法，能一眼发现是否有窃听器）而显得很尴尬似的，橙色窗帘，老式壁龛里的床铺着橙色床单，倒是真的按照规定有独立淋浴设施，但却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对付时急时缓的泥浆色水流。“红色莫斯科”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一块肉色的肥皂上。有一张告示，上写：“饭菜可以送到房间。”我就试着要了一份晚间快餐；结果毫无反应，然后我又在颇难对付的餐厅里饿着肚子捱了一个小时。“铁幕”真是一个灯罩：在这里所不同的是，它镶嵌着奇怪的花瓣形玻璃外壳。我点的kotieta po kievski在四十四分钟之后才从基辅送来——两秒钟之后就被当作非肉片送了回去，我低声咒骂（用俄语），女侍者大吃一惊，瞪着我和我手上的《工人日报》。高加索葡萄酒难以入喉。
我快步走向电梯，努力回想我把该死的食物扔到哪儿了，这时发生了可爱的一幕。一个面色红润、体格健壮、挂着几串珍珠项链的liftyorsha正和一个领养老金模样的老妇人交接班，她一边噔噔噔从电梯里出来，一边冲着老妇人骂骂咧咧：“Ya tebe eto popomnyu, sterva！（我迟早会给你好看，你这贱货！）”——她一头撞到我，差点把我推倒在地（我是个块头不小但瘦弱不堪的老头子）。“Shtoy-ty suyoshsya pod nogi?（你干吗碍手碍脚的？）”她以同样蛮横的声音吼道，值夜班的老妇默默地摇了摇满头白发，电梯一直升到我住的楼层。
在两个夜晚之间，是一场连续梦境的两个部分，在梦中我徒劳地搜寻贝尔所在的街道（由于数百年来阴谋集团盛行的迷信风潮，我宁愿没人告诉我街道的名称），我很清楚她正躺在房间斜对角的壁龛里鲜血淋漓，仰面大笑，光着脚走上几步就会来到我床前，而我却依然在这座城市里徘徊，漫不经心地在这个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我出生的地方寻找感情慰藉。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被一个颇得人心的恃强凌弱者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而它从来无法越过这片沼泽，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果戈理认为没人知道为什么），圣彼得堡不适合孩子居住。我肯定在那儿度过了某些年的十二月里无关紧要的几天，无疑还有一两年的四月；但在我进剑桥大学前的十九个冬天里至少有十二个冬天是在地中海或黑海岸边度过的。至于夏天，我少年时的夏天，都是在家族的乡间庄园为我绽放。于是我不无惊讶地发现，除了明信片上的图景（千篇一律的公园，种着橡树一般的椴树，一座浅绿色的宫殿，而非记忆中的粉红色，还有被毫不留情镀成金色的教堂圆顶——这一切都映衬着意大利式的天空），我从未见过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在六月或七月里的景象。所以，它的外形绝不会引发认知上的惊恐；这座城市虽然说不上完全陌生，但也并不熟悉，仍然停留在另一个时代：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见得有多遥远，但肯定在除臭剂发明之前。
天气越来越热，每一个地方，旅行社、休息室、候车室、百货商店、无轨电车、升降电梯、自动扶梯，每一条可恶的走廊，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女人工作或曾经工作的地方，都有一锅看不见的洋葱汤在看不见的炉子上滚煮。我在列宁格勒不过逗留几天，来不及习惯这种令人神伤的气味。
我从游客那儿得知，我家的祖宅已不复存在，就连祖宅所在的封坦卡区两条大街之间的那条小巷也已经消失，就像有机体退化过程中的某一处结缔组织。那么究竟是什么洞穿了我的记忆？是那缕夕照，带着辉煌的青铜色云彩，将一抹绚丽的粉红色融化在冬运河远端的拱门上，初见那景象也许是在威尼斯。还有什么？花岗岩栏杆的阴影？说实话，只有狗、鸽子、马匹以及年迈温顺的衣帽间侍役，才是我比较熟悉的。是他们，也许还有格特森大街上某幢房子的正面。也许多年以前的某个儿童节我去过那儿。楼上窗户上沿的花卉图案令我感到一种怪异的战栗正从翅膀根部穿过，这样的翅膀，当我们在如梦如幻的回忆时刻都会从背后生出。
和多拉见面的时间定在星期五上午，就在俄罗斯博物馆前的艺术广场，旁边有一座普希金塑像，是十多年前由气象委员会设立的。一家涉外旅行社的广告册子里有这个地方的着色照片。这座塑像的气象意义远大于文化意义。普希金身穿长礼服，右边衣襟永远微微撩着，那是因为涅瓦河微风的吹拂，而不是诗歌灵感的冲动，他高高站立，眼睛望着左上方，而右手则伸向另一边，在感觉雨下得有多大（每当紫丁香在列宁格勒公园绽放的季节，这个姿势就非常自然）。我到那儿的时候，雨势已经减弱，细雨飘荡，在长椅上方的椴树之间低语。多拉应该坐在普希金的左侧，也就是我的右侧。长椅上没有人，看上去湿漉漉的。塑像基座的另一边有三四个孩子，一看就是苏联孩子那种忧郁、乏味、古怪过时的形象，而我则一个人闲逛着，手上握着一份法国《人道报》，而不是什么《工人日报》，本来谨慎起见我应该拿《工人日报》作暗号，但却没能买到。正当我把报纸铺在长椅上的时候，一位女士一瘸一拐地——我早知道了——沿公园小径朝我走来。她身穿淡粉色上衣——这我也知道，一条腿天生畸形，拄着一根结实的拐杖。她还带着一把半透明的小伞，这却不在特征清单里。我顿时哭成泪人儿（尽管我吃足了药片）。她那双温柔美丽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是否收到A. B.的电报？两天前发往我在巴黎的地址？莫里茨旅馆？
“全乱套了，”我说道，“再说我提前离开了。不要紧。她的情况有没有更糟？”
“不，不，不，恰恰相反。我知道你肯定会来，但出了点意外。星期二我上班的时候卡尔突然来了，把她带走了。他还拿走了我新买的手提箱。他根本不管那是谁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会被当作惯偷叫人打死。他第一次遇到麻烦就是因为开口闭口说什么林肯和列宁是兄弟。而最近一次是……”
真健谈，多拉。贝尔究竟得了什么病？
“脾性贫血。而最近一次是因为他对语言学校里的得意门生说，人们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互相关爱，宽宥仇敌。”
“很有创意。你认为他会带她……”
“是啊，可惜这位得意门生告了密，害得卡尔进监狱待了一年。我不知道他现在带她去哪儿了。我甚至不知道该去问谁。”
“但肯定有什么办法吧。必须把她带回来，离开那个困境，那个地狱。”
“那不可能。她仰慕卡尔，她崇拜卡尔。就像德国人所说，C'est la vie。可惜A. B.在里加，要到月底才能回来。你难得见到他。是的，真是可惜，他这人太怪，但也很可爱（chudak i dushka），他有四个侄子在以色列，他说，这听上去就像是‘伪古装戏里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丈夫。生活有时候很复杂，人们往往认为，越复杂就会越幸福，但事实上由于某些缘故‘复杂’往往意味着悲哀和伤心（grust' i toska）。”
“但是，难道我就不能做些什么吗？我就不能到处打听打听，或者向大使馆求助……”
“她已经不是英国人了，也从来不是美国人。我告诉你吧，毫无希望。在我复杂的生活里，我们，她和我，关系很近，但是，你想想，卡尔就是不让她留一句话给我，当然也不让她留一句话给你。很糟糕，她已经告诉他你要来，这一点他没办法接受，尽管他竭力让所有没同情心的人同情别人。你看，我见过你的脸，就在去年——可能是两年前？——两年前，没错——在一本荷兰或者丹麦的杂志上，所以我一眼就能认出你，不管在哪儿。”
“即便留着胡子？”
“噢，胡子根本没让你有什么不同。胡子就像是老式喜剧里的假发或墨镜。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梦想自己能变成小丑，‘拜伦夫人’，或者‘流浪者’。不过请你告诉我，瓦季姆·瓦季莫维奇——我是说戈斯珀金·隆——他们没有识破你吗？他们是想利用你吧？毕竟，你是俄罗斯私底下的骄傲。你非走不可吗？”
我摆脱长椅——《人道报》的一些碎片试图跟着我——说道，是的，我最好趁骄傲还没有战胜审慎就离开这儿。我吻了吻她的手，她说这举动她只在一部叫做《战争与和平》的电影里见过。在滴水的丁香花下，我还求她收下一叠钞票，任凭她如何使用，包括准备去索契前买一个手提箱。“他还拿走了我一整套安全别针，”她低声说道，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