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贝尔还健在，她该有三十二岁了——恰好是我写这段文字时（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你的年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五九年，她还不满十七岁；记忆中，她在十一岁半到十七岁半之间的变化非常细微，而血液在记忆中流过静止时间的速度并不像流过永恒的当下时那样快。尤其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她在我眼里的形象完全不受她成长的影响，这三年里她完全只属于我。在我眼里这种看法是一幅欢天喜地的合成画面，其中有科罗拉多的一座高山，我的《塔玛拉》英译，贝尔的中学成绩，以及俄勒冈的一片森林，这一切都以变换的时间和扭曲的空间融合在一起，违背了通常的计时和定位法则。
然而，我必须注意到有一种变化，一种渐变的趋势。那就是我逐渐意识到她的美。她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便茫然不解当时怎么会以为她长相“普通”。又一个月过去了，她的侧面，那精灵般的鼻梁和上唇线条显示出“意料中的意外”——我曾用这句话来评价布莱克和勃洛克的诗作奇迹。浅灰色的虹膜和漆黑的睫毛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她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上了一圈黑色眼影。凹陷的脸颊和颀长的脖子酷似安妮特，但她那头金色短发却更具光泽，仿佛浓密的直发间流动着黄褐与金绿交替融合的光影。这一切都容易描写，而且也适用于前臂和双腿两侧的明媚娇嫩的纹理，事实上，这些话有点自我抄袭的味道，因为我已经用来描写塔玛拉和埃斯梅拉达，以及短篇小说里的几位配角少女（参看我的短篇小说集《逐出迈达》，第五百三十七页，纽约古德明顿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不过，她那散发着青春光辉的形象和骨架，尚不能视为充满活力和热情。我被迫——多么悲哀的坦白！——使用以前用过，甚至在这本书里就用过的那种众所周知的方法——赞美一种艺术来贬低另一种艺术。我此刻想起谢罗夫的油画《五瓣的紫丁香花》，画的是一个十二岁左右、黄褐色头发的女孩坐在阳光斑驳的桌子前，摆弄着一串丁香花寻找幸运的象征。这个女孩就是我的表妹埃达·布雷多，在那个夏天，阳光照耀着花园小桌和她裸露的双臂，我无耻地调戏了她。当我的读者，一位温文尔雅的旅行者参观列宁格勒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时，他将被那些受雇写小说评论的文人所谓的“人情味”深深打动，几年前我访问苏联时曾亲眼见过那幅画，用我那双黏糊糊的眼睛。这幅画原本属于埃达的祖母，后来被一个兢兢业业的小偷转交给苏维埃人民。我相信这个迷人的小女孩就是我梦中伴侣的原型，那个反复再现的梦境发生在一间恐怖的临时客房，两张床之间铺着拼花地板。贝尔长得很像她——相同的颧骨、相同的下巴、相同的纤瘦手腕、相同的娇嫩花朵——只能影射，不能明确列举。但这就够了。我试图做的事情非常艰难，而如果你说我已经过于成功，我会将它撕个粉碎，因为我没想过，从来就没想过，在伊萨贝尔·李的这一悲惨事情上获得成功——尽管与此同时我无比快乐。
当我问她——终于！——是否爱她母亲时（因为我无法接受贝尔竟对安妮特的惨死如此明显的冷漠），她考虑了许久，我几乎认为她已经忘记我问了什么，但最终（像一名棋手经过无尽的沉思之后认输一样），她摇了摇头。那么是否爱妮莉·兰利？这回她答得很干脆：兰利卑鄙残忍，而且恨她，就在去年甚至还鞭打过她；她全身都是鞭痕（露出右腿让我看，但至少现在已是白皙无瑕了）。
她的教育是在奎恩最好的女子私立学校完成的（你和她同龄，和她同班学习过几个星期，但你和她不知怎么没能成为好友），此外，我们在两个暑假里一起游遍了美国西部各州。多少美好的记忆，多少美妙的芬芳，多少海市蜃楼、近乎海市蜃楼、被证实的海市蜃楼，聚集在一三八号公路沿途——斯特林、摩根堡（海拔四千三百二十五英尺）、格里利、名字动听的“爱之乡”——这里我们到达了科罗拉多州的天堂！
我们在埃斯特斯公园的卢帕纳旅馆盘桓了整整一个月，沿着一条两侧栽满蓝色鲜花的小径，穿过白杨树林，就能到达一个被贝尔戏称为“脸上脚丫”的地方。再往南，还有一个“脸上拇指”。我有一张威廉·加雷尔拍摄的巨幅光面照片，我认为他是第一个登上“拇指”的人，那是在一九四○年前后，照片上的朗斯峰“东侧脸”被古怪地叠印了一道道方格上坡线。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和照片主题一样不朽——是贝尔的一首诗，端端正正地用蓝紫色墨水写成，献给埃迪·亚历山大，“八十年前第一个登上高峰的女子”，也作为我们徒步旅行的纪念：
朗斯峰上的孔雀湖：
小木屋和年迈的土拨鼠；
博尔德原野和黑色的蝴蝶；
还有睿智的小路。
我们在巨岩和缆车起点之间的某个地方野炊的时候，她写了这首诗。她默默地紧皱双眉，几经斟酌，最后将它写在一张纸巾上，连同我的铅笔一起递给我。
我告诉她这首诗很精彩很有艺术性——特别是最后一行。她问道：什么东西有“艺术性”？我答道：“你的诗，你，你处理文字的方法。”
就在那天漫步的时候，也或许是后来，但肯定就在那一带，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横扫了明丽的七月天。我们的衬衫、短裤和平底鞋都在冰冷的雾霭中似乎化为乌有。第一颗冰雹击中了一个锡罐，第二颗击中了我的秃顶。我们藏身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的洞穴里。雷雨让我极度痛苦。它们的邪恶压力会将我摧毁；闪电会穿透我的大脑和胸膛。贝尔知道这一点；她紧紧挨着我（为了让我放松而不是为了她自己！），每当雷声轰然响起，她就在我的太阳穴上轻吻一下，仿佛是说：这一声过去了，你没事。我发现自己希望闪电永远不要停止；但很快隆隆声变得心不在焉，阳光照得湿漉漉的草地金光闪闪。但她仍禁不住颤抖，我不得不把手伸到她裙子底下，摩擦她瘦弱的身体直到发热，以避免“肺炎”。她一边咯咯大笑，一边说“肺炎（pneumonia）”就是“新（new）”，“月亮（moon）”，“新月亮（new moon）”，是“呻吟（moan）”，“新呻吟（new moan）”，谢谢你。
接着又是一个昏暗的时间空洞，但肯定是在那之后不久，就在那家汽车旅馆，或是下一家汽车旅馆，在返家途中，她趁着黎明溜进我的房间，坐在我床上——动一动你的腿——穿着睡衣为我朗读另一首诗：
在漆黑的地下室，我抚摸
一匹狼缎子般的头颅。
当灯光再次亮起
所有人都叫道：“啊！”
原来它只是
梅多尔，一条死狗。
我再次夸赞了她的才华，热烈地吻了吻她，也许诗本身并不值得我这样夸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诗过于晦涩，但我没有说，很快她哈欠连连，倒在我床上睡着了，这种行为我平时绝不会容忍。然而，今天，当我重读这些奇异的诗句，透过闪亮清澈的诗句我看见自己能够为它们写出鸿篇大论，无数参照符号和脚注，仿佛漆黑水域上灯火通明的桥梁所投下的倒影。但是我女儿的灵魂只属于她，而我的灵魂只属于我，愿哈姆莱特·戈德曼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