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登从塞巴斯蒂安那里什么都没问出来。他所了解到的那点情况是听克莱尔本人说的，没有多少价值。塞巴斯蒂安回伦敦后，一直收到俄文信件，是他在布洛贝尔时遇见的一个女人寄来的。她曾住在他下榻的那个旅馆。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六个星期之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塞巴斯蒂安又离开了英格兰，直到第二年一月才回来。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谢尔登猜他可能去了意大利，“因为恋人们通常去那里。”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猜想。
塞巴斯蒂安是否对克莱尔做过最后的解释，他走时是否给克莱尔留下了信，这都不清楚。克莱尔走了，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无声无息。她换了住处，因为原来的住处离塞巴斯蒂安的公寓太近了。十一月里一个阴郁的日子，普拉特小姐从一个人寿保险营业厅出来往家走，在大雾迷漫的路上碰见了克莱尔。从那以后，这两个姑娘时常相聚，可是很少提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五年之后，克莱尔结婚了。
塞巴斯蒂安从那时就开始写《丢失的财物》了。这本书似乎是他的文学发现旅程中的一种暂停：做一下总结，数一数人生道路上丢失的东西和失去的人，确定一下方位；无鞍套的群马在黑暗中吃草发出的咀嚼声；一堆营火的闪光；抬头可见的星星。这本书里有很短的一章描写一次空难（只有一个乘客幸存，飞行员和其他所有乘客都遇难了）；幸存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英国人，在离事故现场较远的地方被一个农夫发现了，当时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他蜷起身子坐在那里——简直就是一幅悲惨痛苦的画面。“你伤得重吗？”农夫问。“不重，”英国人回答，“就是牙疼。一路上牙都疼。”他们在农田里找到了六封散落的信，都是航空邮件袋的残存物。其中有两封是非常重要的公务信件；第三封信从地址上看是写给一个女人的，可是开头却写着：“亲爱的莫蒂默先生：现回答您关于第六批……”说的是下订单的事；第四封是生日祝贺信；第五封是一个间谍的信，在犹如乱草的闲话里藏有冷酷的秘密信息；最后一封的信封上写的是给一家商贸公司的，但信纸装错了，是一封情书。“我可怜的爱人，这封信会让你痛苦。我们的野餐结束了；黑暗的道路坑洼不平，汽车里最小的孩子要呕吐了。一个讨厌的傻瓜会告诉你：你必须勇敢。可是，我能对你说的表示支持或安慰的话，肯定都会像奶油布丁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一向明白我的意思。有你在身边，生活是可爱的——我说可爱，指的是鸽子和百合花，还有天鹅绒，以及中间那个柔软的粉红色字母‘v’，和你的舌头卷起来发出的拉长的［l］音。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富有诗意的，当我想到所有的小事因为我们不能再分享而将要死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仿佛也死了。也许我们是死了。你明白吗，我们的幸福越大，它的边缘就越模糊，它的轮廓似乎在融化，现在已经完全消解了。我并没有停止爱你；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我在雾中看不见你……这些都是诗歌。我在对你撒谎。我缺乏勇气。一个诗人绕着弯子说话，没有什么比这更怯懦了。我想你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该死的老一套——出了‘另一个女人’。我跟她在一起非常不快活——这可是句真话。我想关于这件事的另一面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
“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爱情有本质上的错误之处。朋友之间可以吵架或者逐渐疏远，近亲之间也可以这样，可是没有这种痛苦、这种感染力、这种与爱情紧紧相连的濒死状态。友谊从来没有那种垂死的样子。哎，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停止爱你，可是因为我不能继续亲吻你那朦胧亲爱的脸，所以我们必须分开，我们必须分开。为什么这样？这种神秘的排他性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有一千个朋友，但只有一个爱侣。成群的妻妾跟这事毫不相干：我说的是舞蹈，而不是体操。或者，你能想象一个高大的土耳其人像我爱你这样爱他四百个妻子中的每个人吗？因为如果我说‘二’，我就已经开始计数了，那就会没完没了。世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数字，那就是‘一’。很明显，爱情是这一奇特性的倡导者。
“再见了，我可怜的爱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也永远不会让别人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如果我试图让你相信，你才是纯真的爱人，而我对那个女人的激情只不过是肉体的喜剧，那我就太荒唐了。一切都是肉体，一切都是纯真的。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你在一起很幸福，现在我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很伤心。生活仍将这样继续下去。我将和办公室里的小伙子们开玩笑，享用我的大餐（直到我消化不良为止），阅读小说，写诗歌，留心股票的行情——总的来说，我将按照我一贯的行为方式去做事。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你我会幸福……每一件会让我想起你的小事——你对屋子里（你曾在那里拍打过靠垫，跟拨炉火的人说过话）的家具表示不满的眼神，我们一起看见过的每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将永远像半个贝壳、半个一便士硬币，它们的另一半由你保存着。再见吧。你走吧，走吧。不要写信。跟查理或者别的叼着烟斗的好男人结婚吧。现在把我忘掉，可是以后你要记住我，在你忘掉我们恋情的这段苦涩部分之后。这信纸上的污渍不是眼泪造成的。我的自来水笔坏了，我用的是这个肮脏旅馆里的一支肮脏的笔。天实在太热了，我还没做成我应该‘令人满意地结束’（莫蒂默那家伙常这样说）的那桩生意。我想你那里有我写的一两本书——可是那并不很重要。请你不要写信了。L”
如果我们从这封虚构的信里把所有关于那位假设作者的私生活信息都抽取出来，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塞巴斯蒂安所感受到的，或甚至是写过的，写给克莱尔的。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总爱给他笔下的人物，甚至是最怪异的人物，加上他本人有过的这种那种思想或印象或愿望。他的主人公的信很可能是一种密码，他用这种密码表达了他与克莱尔关系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可是我说不出来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作家在展现自己的艺术时用过如此令人困惑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令人困惑的，因为我很想看一看藏在作者背后的那个真实的人。在一片具有想象性质的微光之中，很难看出个人真实情况的光芒，可是更难理解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一个写出自己创作时真实感受的作家，竟能利用那些使他内心痛苦的东西，同时创造出一个虚构的、有些荒唐的人物形象。
塞巴斯蒂安在一九三〇年初回到伦敦，心脏病严重发作后就躺倒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还能继续创作《丢失的财物》，我想这要算他最容易写的一本书了。当时只有克莱尔一个人负责处理他的文学事务，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与后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理解。克莱尔走了以后，这些事务很快便乱成一团。在很多情况下，塞巴斯蒂安根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进展的，不知道自己与这个或那个出版商的具体关系。他是那么糊涂，那么无能，那么健忘和无奈，他想不起人名或地址，想不起东西放在哪里，现在他陷入了最荒谬的困境。奇怪的是，克莱尔在处理塞巴斯蒂安的事务期间，她那少女般的健忘竟被完全清晰稳定的目的性取代了；可是现在一切都失控了。塞巴斯蒂安从来没学过使用打字机，现在神经太紧张又没法学。《有趣的山》在两家美国杂志同时发表了，而塞巴斯蒂安却不知所措，记不清他是怎么把这部小说卖给两拨人的。然后又出了一桩复杂的事，有一个人想把《成功》拍成电影，已给塞巴斯蒂安预付了定金（塞巴斯蒂安却不知道，因为他读信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要拍一个缩短的“加强”版本，而塞巴斯蒂安从来没想过要拍这样的版本。《棱镜的斜面》又上市了，但塞巴斯蒂安却不知道这回事。他甚至对任何邀请函都不予回复。电话号码成了让他难以把握的东西，他常常要东翻西翻，寻找记有这个或那个电话号码的信封，这让他筋疲力尽，比写一章小说还要累。后来——他的心又开了小差，跟踪着一个不在身边的情人，等着她来电话，——电话很快就会来了，否则他本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悬着心的状态；这时就会出现罗伊·卡斯韦尔有一次见到的情景：一个瘦削憔悴的男人，穿着宽上衣和卧室的拖鞋，登上了一节普尔曼车厢。
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古德曼先生出现了。塞巴斯蒂安渐渐地把自己的文学事务全都交给了他，并为遇见这样能干的秘书而感到非常松心。古德曼写道：“我平时发现他躺在床上，像一只面带怒气的豹子（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小红帽》里那只戴着睡帽的狼）……”古德曼先生在另一段里接着说：“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看上去如此沮丧的人……我听说，奈特有意无意模仿的那个法国作家马·普鲁斯特也很喜欢做出某种无精打采的‘有趣的’姿态……”他还说，“奈特很瘦，面色苍白，手很敏感，他喜欢像女人卖弄风情那样给人看他的手。有一次他对我承认他早晨洗澡时喜欢往澡盆里倒半瓶法国香水，可是尽管他做了这些，看起来还是打扮得很怪，很不得体……奈特非常自负，跟多数现代派作家一样。有一两次，我碰巧看见他往一个漂亮昂贵的簿子上粘贴剪报，肯定大多数都是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他把这本剪报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也许他感到有些羞耻，不愿意让我的批判目光看到他的人性弱点所产生的结果……他常常出国，一年两次，我敢说他大概是去了Gay Paree……但是他对此秘而不宣，还故意表现出拜伦式的倦怠。我不禁感到他去欧洲大陆的多次旅行构成了他的艺术项目的一部分……他是个十足的‘poseur’。”
古德曼先生开始论述较有深度的事情时，变得非常雄辩。他的想法是展现并解释“艺术家奈特与他周围的繁荣世界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显然是道圆形裂缝。）“奈特不善于与人相处，这是他失败的原因，”古德曼解释说，并且在打字机上敲出三个圆点，“冷漠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罪孽，因为困惑的人类向作家和思想家紧急求助，要求他们即使不能医治人类的痛苦和创伤也要关注它们……人们不能忍受‘象牙塔’了，除非它被改造成灯塔或者广播电台……在这样一个时代……充满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经济萧条……抛弃了……欺骗了……无家可归的人……极权主义的增长……失业……下一次超级战争……家庭生活的新特点……性……宇宙的结构。”正如我们所见，古德曼先生的兴趣还挺广泛。他接着说：“请注意，奈特绝对不肯关注当代的问题……有人让他加入这个或那个运动，让他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或者只是让他在众多名人已签名的某个揭示重要真理或谴责不公正行为的宣言上补签名字……他都断然拒绝，不顾我多次的劝说，甚至不顾我多次的请求……的确，他在最后的（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一本书里确实审视了这个世界……可是他选取的角度和他注意到的方面却与严肃的读者对严肃的作者所必然期待的大相径庭……这就好比一个认真调查某大企业的运作和机械装置的人，被别人花言巧语地领着去看窗台上的一只死蜜蜂……我有时会叫他注意这本或那本刚出版的书，我因为它有普遍的或重要的意义而着迷，这时他总是孩子气地回答：那本书是‘毫无价值的蠢话’，要不然就是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他常把‘solitude’与‘altitude’和拉丁文的‘太阳’混为一谈。他没有认识到那不过是个阴暗的角落……然而，由于他极度敏感（我记得过去我抻手指头抻得关节咔嚓作响时——这是我想事时的坏习惯，他会马上皱起眉头），他不由自主地感觉有什么事出了错……感觉他正在逐渐斩断与‘生活’的联系……感觉他的日光浴室的开关不起作用了。塞巴斯蒂安起初是个真诚的年轻人，他因自己易激怒的青春被抛进了粗野的世界而对世界做出了反应，开始感到痛苦。后来他成了作家，取得了成功，他的痛苦仍在继续，作为一种时髦的假面具表现出来，现在这种痛苦已经成了新的丑陋的现实。他佩戴在胸前作为装饰的牌子上，已不见了‘我是孤独的艺术家’的字样；无形的手指头已将它改成了‘我是盲人’。”
如果我对古德曼先生的聪明而肤浅的措辞妄加评论，就会亵渎读者的理解判断能力。假如塞巴斯蒂安是个盲人，那么他的秘书无论如何会怀着强烈的欲望扮演起吠叫着拉着他走的导盲犬角色。罗伊·卡斯韦尔在一九三三年曾为塞巴斯蒂安画过像，他告诉我，他还记得听塞巴斯蒂安讲过与古德曼先生的关系，还记得自己曾哈哈大笑。如果古德曼先生没有变得有点过于雄心勃勃的话，塞巴斯蒂安大概永远不会打起精神甩掉这个自负的人。一九三四年，塞巴斯蒂安从戛纳给罗伊·卡斯韦尔写信，说他偶然发现（他很少重读自己的著作）古德曼更改了“天鹅”版《有趣的山》中的一个修饰语。“我把他解雇了，”塞巴斯蒂安补充道。古德曼先生谨慎地避免谈及这个次要细节。他把多年积累的各种印象都说尽之后，得出结论说，塞巴斯蒂安的真正死因是：他最后认识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是失败的，因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失败的”。然后，古德曼快乐地提到，他结束秘书工作是因为他转入了别的行业。我将不再提古德曼的书了。那书已经作废了。
可是当我观看罗伊·卡斯韦尔创作的那幅肖像画的时候，似乎看见塞巴斯蒂安的眼睛里有一丝闪光，尽管其眼神流露出悲伤。画家神奇地画出了眼睛的深灰绿色虹膜，给人以潮湿的感觉；眼球周边一圈颜色更深，并且似有金屑装点其间。眼皮较厚，也许有点红肿，发亮的眼球上似乎有一两条血丝。这样画眼睛和脸是为了给人以清水中的倒影的印象，宛如那喀索斯的倒影一般——还有，在面颊较瘪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涟漪，那是因为一只水蜘蛛刚刚停在上面并向后漂浮。一片枯叶落在倒影的额头上，额头上有皱纹，就像一个人聚精会神地看东西时皱眉头的样子。额头上凌乱的深褐色头发有一部分被另一个涟漪散开，而太阳穴处的一绺头发在发潮的阳光下发出一丝暗光。在两条平直的眉毛之间有一条深沟，另一条深沟则从鼻子延伸到颜色暗淡的、紧闭的嘴唇。画面上只有头部。脖子的部位被猫眼石色的阴影遮掩着，仿佛身体的上半部分在逐渐消失。总的背景是一种神秘的蓝颜色，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用树枝做的精美的植物攀缘支架。塞巴斯蒂安就是这样端详着水潭中自己的倒影。
“我本来想在他的身后或头顶上方画点什么，暗示有个女人，——也许是一个手影，也许是……什么东西……可是后来我想那就成了讲故事，而不是画画了。”
“唉，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女人。连谢尔登都不知道。”
“她毁了他的生活，这一句话就总结了她起的作用，对不对？”
“这还不够，我想知道得更多。我想知道所有的情况。否则的话，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永远不会完整，就像你的画像那样。啊，你画得非常好，简直像极了，我喜欢那只飘浮在水面的蜘蛛。特别是它的畸形足在水下的影子，可是那张面孔只不过是偶然的倒影。任何人都可能往水里看。”
“可是你不认为他看得特别仔细吗？”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找到那个女人。她是塞巴斯蒂安发展过程中一个失去的环节，我必须找到她——这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我拿这张画和你打赌，你找不着她。”罗伊·卡斯韦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