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之间的关系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塞巴斯蒂安写出了他的头两部长篇小说：《棱镜的斜面》和《成功》。他创作第一部用了七个多月（一九二四年四月至十月），创作第二部用了二十二个月（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和一九二九年夏季之间，他写了三篇短篇小说，后来（在一九三二年）把它们结集再版，书名为《有趣的山》。换句话说，克莱尔亲眼见证了他总共五部作品中前三部的创作过程（我省略了他年轻时的作品——例如在剑桥时写的诗歌——已被他本人销毁）。在创作上述作品的间隙里，塞巴斯蒂安一直在策划这个或那个创新项目，有时加以变动，有时搁置一边，有时再做变动，因此我们有把握认为，在这六年当中他一直很忙。而克莱尔就喜欢他的职业。
克莱尔没有敲门就闯入了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这就如同一个人会因为一个房间与自己的房间有点相像便走了进去。她待在这个房间里，忘记了出去的路，于是默默地习惯了里面的奇怪生灵，并且抚摸它们，尽管它们的形体令她惊讶。克莱尔没有特殊的意图，没想过让自己幸福或让塞巴斯蒂安幸福，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一丝担忧；这只是个自然地接受与塞巴斯蒂安共同生活的问题，因为没有他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比地球人在月球的山上搭野营帐篷还难以想象。如果当初她给塞巴斯蒂安生下一个孩子的话，他们两人很可能会悄悄地结婚，因为那对他们和孩子来说是最简便的解决办法；但由于没出现那种情况，他们根本没想过要顺从习俗，举行符合道德的白色结婚仪式；如果他们做过必要的考虑的话，两人大概都会欣赏那种仪式的。塞巴斯蒂安身上没有你们的那种先进的“让偏见见鬼去吧”的东西。他知道得很清楚，故意显示自己对道德准则的蔑视，无异于表现自己自命不凡，无异于亮出自己的偏见。他通常选择最容易走的伦理道路（正如他选择荆棘最多的美学道路），只是因为那是通向他既定目标的最好捷径；在日常生活中他过于懒惰（正如他在艺术生活中过于勤奋一样），不愿意为别人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而烦恼。
克莱尔遇见塞巴斯蒂安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她不记得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她的继父又结了婚，因此，她的继父及其再婚妻子给予她的“家”的模糊概念，可以用古老的智者派辩论术的说法来比喻，是“更换过的刀柄和更换过的刀片”，尽管她显然不能指望找回原来的刀柄和刀片并把它们安装在一起——至少今生今世不可能。她独自住在伦敦，好像是上了一所美术学校，还学习了东方语言课程，还做了很多别的事。人们喜欢她，因为她文静漂亮，面部虽不显聪慧但有魅力，声音柔和沙哑，不知怎的让人忘不掉，好像上苍用微妙的方法赋予了她一种天才，可以让人记住她：她来到你的心中，形象非常清晰，让人永远忘不掉。就连她那双指关节突出的大手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她擅长跳舞，是个轻盈沉默的舞者。可是她的最优秀之处在于，她属于那种非常非常罕见的女人；这种女人对这个世界不是采取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态度，也不把日常事物仅仅看成反映自己女性特质的熟悉的镜子。她具有想象力——灵魂的影响力——而且她的想象力具有特别强的、几乎是男性的特质。她还有真正的美感。这种美感与艺术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她乐于观察的习惯有关，她乐于看到煎锅周围有神圣光环，乐于看到垂柳和斯凯㹴之间有相似之处。最后一条，她有上苍赋予的敏锐的幽默感。难怪她能那么好地适应塞巴斯蒂安的生活。
他们在初识阶段经常会面；秋天时克莱尔去了巴黎，我猜想塞巴斯蒂安不止一次去巴黎看她。那时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书已构思好了。克莱尔已学会了打字，因此对她来讲，一九二四年夏天的夜晚就是进入打字机送纸缝的一页页纸，带着黑色、紫色的鲜活词语又卷了出来。我可以想象克莱尔轻轻地敲击着闪亮的键盘，伴随着窗外温暖阵雨滴落黝黑榆树的沙沙声，伴随着屋子里里不时响起的塞巴斯蒂安的缓慢、严肃的声音（普拉特小姐说，他并非仅仅口述，简直就是发号施令）。塞巴斯蒂安一天当中要花大部分时间写作，可是进展非常艰难，因此每天晚上克莱尔打字记录下来的新内容不过十一二页，就是这些还常常要返工，因为塞巴斯蒂安常随心所欲地修改；我敢说，有时他会做任何作者都不会做的事——用歪歪斜斜非英语字体来抄写已打好的一页，然后再口述一遍。他在使用词语方面煞费苦心，分外痛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类作家都会遇到的情况：他们必须跨越横亘在“表达方法”和“思想”之间的深渊；你会感觉恰当的词语、唯一可用的词语就在远处雾蒙蒙的对岸等着你，这种感觉令人发疯；而尚未裹上衣服的“思想”则在深渊这一边吵着要那些词语，这让人颤栗。塞巴斯蒂安不用现成的短语，因为他想说的事情都有特殊的身材，他更知道真正的概念如果没有量身定做的词语来表达就不能算存在。所以（用一个更近似的比喻），表面赤裸的“思想”要求穿上衣服，好让人们看见它；而躲得很远的词语并不是表面上的空壳，它们只不过等着已被它们遮蔽的“思想”来点燃它们，启动它们。塞巴斯蒂安有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别人给了他一大团乱七八糟的电线，命令他创造发光的奇迹。他确实创造出来了；有时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做成这件事用的是什么方法，有时他又用看似非常理性的方法花几小时不断撕扯电线——而什么都没做成。克莱尔一生中没有创作过一行富于想象的散文或诗歌，但她对塞巴斯蒂安煞费苦心搞创作的每个细节都了解得那么清楚（那是她个人的奇迹），因此对她来说，她用打字机打出的字与其说是传达其自然意义的载体，不如说是显示塞巴斯蒂安沿着理想的表达路线摸索着走过的环路、鸿沟和弯路。
然而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我知道，就像知道我和塞巴斯蒂安有共同的父亲那样肯定地知道，塞巴斯蒂安的俄语比他的英语好，而且更自然。我相信他可能是用五年不说俄语的方法来强迫自己认为已忘掉了俄语。可是语言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可能轻易地摒除。还有，应该记住的是，他出版第一本书的五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离开俄国的时候，他的英语和我的英语一样差。几年之后，我靠人为的方法（通过在国外努力学习）提高了英语；他则试图在说英语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提高英语。他的英语确实有了惊人的进步，可我还是要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用俄语写作，在使用语言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让我再说一句，我保存着一封他去世前不久写给我的信。那封短信是用更纯粹和更丰富的俄语写的，他的英语从来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无论他在作品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有多么美。
我也知道，当克莱尔记下塞巴斯蒂安从乱麻般的手稿里择出的词语的时候，她有时会停止击键，轻轻地拉出夹在打字机里的纸页的外缘，重新阅读那一行，然后微微皱起眉头说：“不行，我亲爱的，这话英语不能这么说。”塞巴斯蒂安会瞪她两眼，然后继续在屋里踱步，很不情愿地考虑着她的意见，而她则轻轻叠起双手，放在膝上，静静地等待。最后塞巴斯蒂安会嘟囔着说：“这个意思没有别的办法表达。”
“嗯，如果，比如说，”克莱尔会这样说——然后提一个具体建议。
“啊，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塞巴斯蒂安会这样回答。
“我不是非要坚持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就按你的想法办吧，如果你认为语法差也无伤大雅的话……”
“啊，接着打字吧，”他会喊道，“你完全正确，接着打吧……”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棱镜的斜面》已经完成。小说于第二年三月出版，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查阅了那个时期的报纸，就我所知，这本书只被提到过一次。那是在一家每逢星期天出版的报纸上，只有五行半，而且是夹杂在评论其他书的文字中间。“《棱镜的斜面》显然是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因此评论时不应像对（前面提到的某某人的书）那样严厉。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晦涩，而它的晦涩之处又很有趣，但是也可能存在一种小说，其细枝末节我永远捉摸不透。然而为了帮助那些喜欢这类东西的读者，我可以多说一句：奈特先生善于描述繁琐细节，正如他善于在动词不定式中间插入副词那样。”
那年春天可能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刚从一本书里解放出来，就感觉到下一本书的颤动。他的身体状况好极了。他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伴侣。过去常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小事困扰他，就像一大群蚂蚁坚持不懈地爬满整个庄园；现在他再也不受那些小事的困扰了。克莱尔替他寄信，替他核查洗衣店送回的衣服，确保他有足够的刮脸刀片、烟草和咸杏仁，要知道吃咸杏仁是他的一大嗜好。他很喜欢和克莱尔一起去外面吃饭，然后去看话剧。话剧几乎总是让他浑身不舒服，回去之后还要抱怨，可是他逐渐通过剖析陈词滥调找到了病态的快乐。他会因为一个表达贪婪的词语、一个表达邪恶热望的词语而张大鼻孔，而当他抓住了一个小错时，会突然厌恶得直咬后牙。普拉特小姐记得，有一次她那位对投资电影工业有兴趣的父亲邀请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去看一场内部放映的耗资巨大、气势恢宏的影片。男主角是一个围着豪华包头巾的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剧情极富戏剧性。让普拉特小姐最为惊讶和恼火的是，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刻，塞巴斯蒂安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全身发抖，克莱尔也很激动，但是她不断扯他的袖子，无奈地试图制止他。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两人在一起一定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很难相信，这段温馨、亲切和美好的时光竟然没有被某个见证俗人生活的神仙用某种方式收集起来，珍藏起来。神仙一定看见过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在丘园或里士满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去过那两个公园，但觉得它们的名字很吸引人）；或者看见过他们夏天在乡下漫游途中坐在某个漂亮的小旅店里吃火腿鸡蛋；或者看见过他们在塞巴斯蒂安书房的宽大长沙发上看书，壁炉里的火焰欢快地跳动，空气里已充满一种英国圣诞节的气息，因为在薰衣草和皮革的气味中又增添了淡淡的香料味。神仙一定偶然听到过塞巴斯蒂安给克莱尔讲述自己在下一本书《成功》里将要描写哪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夏日，塞巴斯蒂安煞费苦心地写完了特别难写的一章之后，感觉干渴难耐，头昏脑胀，他想去国外度假一个月。克莱尔当时还要在伦敦处理事务，她说一两个星期以后会去找他。当克莱尔终于到达塞巴斯蒂安先前决定要去的那个德国海滨度假地时，出乎她的意料，宾馆的人告诉她塞巴斯蒂安已经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但他过两天还会回来。克莱尔对此大惑不解；她后来告诉普拉特小姐，当时她并没有觉得太着急或太难过。我们可以想象克莱尔当时的境遇：她又高又瘦，穿着蓝色雨衣（天空布满阴云，很不友善），毫无目的地在海滨小道上散步；沙滩上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对天气并不感到失望的孩子；几面三色国旗在衰败的微风中哀伤地飘扬，猎猎作响；钢灰色的海水击打着这边或那边的海滩，波峰变成了一团团泡沫。在远处的海岸上有一片山毛榉树林，幽深且昏暗，林中没有其他灌木，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旋花属蔓生植物点缀着起伏不平的褐色土壤；一种奇怪的褐色的寂静在那些直挺平滑的树干之间等待着什么：她想，她随时可能发现一个德国童话里戴红帽子的矮个土地神在山谷的落叶间目光炯炯地窥视她。她拿出游泳用的衣物，躺在柔软的白色沙滩上度过了快乐但倦怠的一天。第二天早上又下起雨来，午饭前她一直待在屋子里阅读约翰·多恩的作品，对于她来说，多恩从那时起便与那个雨蒙蒙日子的灰白光线永远联系在一起了，与一个闹着要去走廊玩耍的孩子的哭喊声永远联系在一起了。塞巴斯蒂安很快就来了。他见到克莱尔时肯定是很高兴的，可是他的举止有些不自然。他好像很紧张，很不安，每次克莱尔要直视他的眼睛时，他总是把脸扭向别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多年前在俄国认识的男人，他们坐着那人的汽车去了——他说了一个地名，那地方在几英里外的海岸边。“可是，我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问道，同时仔细端详着他板着的脸。
“啊，没什么，没什么，”他愠怒地说，“我不能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我想干我的活。”他又说，并往别处看。
“我想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她说。
他耸了耸肩，并用手掌边缘触摸他拿着的帽子的帽槽。
“走吧，”他说，“咱们去吃午饭，然后回伦敦。”
可是那天下午没有方便的火车，要到晚上才有。由于天已放晴，他们就去外面散步。塞巴斯蒂安有一两次尽量表现得像往常跟她在一起时那样高兴，但是很快就不行了，两人都不说话了。他们来到山毛榉树林。树林仍是那样神秘，充满单调的悬念；尽管克莱尔并没告诉塞巴斯蒂安自己前一天来过这里，但塞巴斯蒂安说：“这地方多有意思，多安静啊。令人恐怖，是不是？你多半可以指望在那些落叶和旋花属植物当中看见一个褐色小精灵。”
“你听着，塞巴斯蒂安，”她突然喊道，并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大概不爱我了吧。是吗？”
“啊，我亲爱的，别胡说。”他十分真诚地说，“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明白……我不善于骗人，唉，我本来就想让你知道。事实是，我那天感觉胸口疼、胳膊疼，所以我想最好是赶紧去柏林看医生。那个医生当时就让我住了院……严重吗？……我希望不严重。我们讨论了冠状动脉、血液供应、主动脉窦等问题，总的看来他是个博学的老家伙。我要去伦敦看另一个医生，听听第二个人的意见，尽管我今天感觉身体好极了……”
我想塞巴斯蒂安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他的母亲就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一种罕见的心绞痛，有的医生叫做“勒曼氏症”。然而从表面上看，他在第一次发作之后至少间隔了一年，尽管在此期间他不时感到左胳膊有奇怪的刺痛，仿佛里面痒痒的。
他又坐下来工作了，整个秋天、冬天、春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事实证明，他创作《成功》比创作第一部小说更艰难，花费的时间更长，尽管两本书的篇幅差不多。我有幸了解到了塞巴斯蒂安写完《成功》那天的情景。这得益于我后来遇见的一个人——说实在的，我在这章里讲的许多印象，都是在我用塞巴斯蒂安另一朋友的话印证普拉特小姐的话之后形成的，尽管引发这一切的火花来自我在伦敦大街上对步履沉重的克莱尔·毕晓普的瞬间印象，这真有点神秘莫测。
门开了。可以看见塞巴斯蒂安·奈特四肢摊开平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克莱尔正把书桌上已打好字的纸页捆成整齐的一捆。走进屋的那个人突然停了下来。
“没事的，莱斯莉，”塞巴斯蒂安躺在地板上说，“我没死。我已经建成了一个世界，今天是我的安息日，我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