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上大学的那几年并不快乐。肯定地说，他很喜欢自己在剑桥大学发现的很多东西——事实上他见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国家，闻到它的气息，触摸到它的脉搏，起初是非常激动的。一辆真正的双轮双座马车从火车站拉着他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辆马车先前似乎特意在那里等着他，拼命坚持着不肯消亡，直等到那个时刻；过后它才快乐地消逝，与不再时兴时的连鬓胡子和不再使用的大铜分币为伍去了。街上的融雪湿漉漉的，在薄雾般朦胧的黑暗中闪亮；它让旅人期待一杯浓茶和一炉旺火，因此融雪与浓茶旺火形成了对照，构成了一种和谐，不知怎的它对这种和谐已心领神会。几个钟楼大钟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会儿响彻小城上空，一会儿又此起彼伏回荡在远方，钟声以一种奇特的、非常熟悉的方式与报贩的高调叫卖声混合在一起。他走进“大庭院”庄严的幽暗之中，看见许多穿长袍的人影在雾中穿行，看见走在他前面的搬运工的礼帽上下扇动，此时他觉得自己不知为什么体察出了每一种感觉，他闻到了潮湿的草皮发出的有益健康的难闻气味，听到了脚踏石板时响起的古老浑厚的声音，抬头看见了深色墙壁的模糊轮廓——他感受到了一切。这种兴高采烈的特殊感觉大概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掺杂在里面，后来甚至成了主宰。塞巴斯蒂安大概是怀着一种无奈的惊诧（因为他先前对英格兰期望过高）下意识地认识到，无论这新环境如何以聪明的、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支持他的旧梦，他本人，或者说他身上最宝贵的部分，仍会像以往那样感到孤独无望。塞巴斯蒂安生活的基调是独处，命运越是仁慈地用令人赞叹的手段仿造出他想要的事物，力图让他感觉舒适自在，他就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适应这种情势——不能适应任何一种情势。他终于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并开始严格地培养自我意识，仿佛自我意识一直是某种罕见的天才或激情；只是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才从自我意识的巨大增长中得到了满足，他不必再为自己不善交际的尴尬性格而担心——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显然，他起初很紧张，害怕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更糟糕，害怕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时方法笨拙。有人告诉他，应该把学术帽的四个硬角折断，或干脆撕掉，只留下柔软的黑布。他刚这样做了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最糟糕的“本科生”的庸俗境地，并发现最完美的情趣是：对自己戴着的学术帽和穿着的长袍采取毫不在意的态度，让它们显得无足轻重，否则它们就敢对你施加影响。人家还告诉他，无论天气怎样都忌讳使用大檐帽和雨伞，因此塞巴斯蒂安虔诚地让雨水淋湿自己，并患上感冒，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叫D·W·戈吉特的人才不这么做了。戈吉特是个快乐、轻率、懒惰、随和的人，以爱吵闹、穿戴雅致和说话风趣著称，他冷静地戴着宽边帽拿着雨伞到处转。十五年后我访问剑桥大学时，塞巴斯蒂安在三一学院时最好的朋友（现在是著名学者）告诉了我这些事，我说：大家好像都带着——“对呀，”他说，“戈吉特的雨伞已经繁育了后代。”
“请告诉我，”我说，“球类运动怎么样？塞巴斯蒂安擅长打球吗？”
我的信息提供人笑了。
他回答：“很遗憾，我和塞巴斯蒂安都不大喜欢那类运动，我们只是打一点网球，不太激烈，是在湿软的绿草场上打，最差的地块上还长着一两朵雏菊呢。我记得他的网球拍是价格非常贵的那种，他的法兰绒球衣很合身——他看上去总是很整齐，很帅气；可是他发球却像女人那样轻轻地拍，而且他满场子跑但一个球都打不着。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两人打球其实主要是把潮湿的绿球拾回来，或者是扔回给旁边场地上的球员——这些都是在连绵细雨里做的。是啊，他在球类方面绝对差。”
“他觉得沮丧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事实上，第一个学期他总为自己在这些方面不行而感到自卑，整个学期都没过好。可怜的塞巴斯蒂安第一次遇见戈吉特——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就大谈网球，最后戈吉特问他网球是不是用棒子打的。这倒让塞巴斯蒂安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戈吉特（他一开始就喜欢他）也不大会打球。”
“戈吉特不会吗？”
“哎呀，他可是橄榄球队的蓝色荣誉队员，可是，他也许不大喜欢草地网球。不管怎么说，塞巴斯蒂安很快摆脱了打球情结。总的来说——”
我们坐在灯光暗淡、有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沙发很矮，我们能轻易地拿到那些谦恭地立在地毯上的茶具；塞巴斯蒂安的幽灵似乎在我们周围盘旋，闪烁的火光映在壁炉的黄铜圆球上。这位信息提供人对塞巴斯蒂安了解得那么深，因此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塞巴斯蒂安有自卑感是因为他总要表现得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虽然从未成功，但仍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才认识到，让他误入歧途的不是这些外部的东西，也不是使用时髦俚语的言谈习惯，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总要成为别的人，努力像别的人那样行事，而他的天性却注定他要孤独地固守自我。
尽管如此，塞巴斯蒂安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本科生。冬天的早晨，他穿着棕色晨衣和轻便旧帆布鞋，拿着肥皂盒和盥洗用品袋，悠闲地走到拐角处的“洗浴室”去。他在餐厅里吃早饭，那里的稀饭就像“大庭院”上方的天空那样灰白单调，橘子酱的颜色跟“大庭院”墙上蔓生植物的颜色一模一样。他骑上他的“手推自行车”（信息提供人是这样叫的），把长袍往肩上一撩，蹬着车去这个教室或那个教室。他在“皮特楼”吃午饭（据我所知，那是个类似俱乐部的地方，墙上大概挂着与马有关的照片，年纪很老的侍者们总是给客人说同一个谜语：浓汤还是清汤？）。他常常玩墙手球（不管那是什么），或者另一种乏味的游戏，然后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喝茶；他们吃着小圆烤饼，抽着烟斗，谈着话，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没说过的话题，因此谈得很不顺利。正餐之前可能还有一两节课，然后又去餐厅。那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地方，我的信息提供人带我去看了一下。当时有服务员在里面扫地，那扫帚好像就要挠着亨利八世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了。
“塞巴斯蒂安坐在哪里？”
“在那头，靠着墙。”
“可是怎么到那儿去呢？这些桌子好像有几英里长。”
“他总是先登上外侧的长椅，从桌子上走到另一边。虽然有时会踩着盘子，可这是常用的方法。”
塞巴斯蒂安吃过正餐之后，通常要回自己的房间，或者和几个不爱说话的伙伴一起去市场里的小电影院，那里会上演美国西部片，或者演查理·卓别林两腿僵直快步离开大个子坏人并在街角滑倒。
塞巴斯蒂安这样过了三四个学期之后，突然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他不再去享受那些他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是不动声色地转向了他真正关注的事情。从表面看，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他逐渐脱离了学院生活的节奏。他不见任何人，除了我的信息提供人以外。这位朋友大概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唯一能与之坦诚相见、自然交往的人——这是一种美好的友谊，我很理解塞巴斯蒂安，因为这位安静的学者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是我想象中最优秀、最和善的人。他们两人对英国文学都很感兴趣，而且这位朋友那时已在计划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学想象的法则》了。两三年之后，他因这部作品获得了蒙哥马利奖。
“我必须承认，”塞巴斯蒂安的这位朋友说，一面抚摸着一只皮毛柔软、眼睛灰绿色的蓝猫，那猫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舒服地躺在他的大腿上，“我必须承认，在我们友谊的那个特殊阶段里，塞巴斯蒂安让我痛苦。我在教室里见不到他，就会去他的房间，发现他还没起床，像一个熟睡的孩子蜷缩在床上，可他是在郁闷地抽烟，他那皱巴巴的枕头上全是烟灰，垂到地板的床单上全是墨水点。我欢快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哼一声，甚至不屑于变换一下躺的位置；我在他周围转了转，确定他没有病，就去吃午饭了。等我再回去看他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侧身朝着另一边躺着，还用一只拖鞋当烟灰缸。我提议给他弄点吃的来，因为他的食橱总是空的。我很快给他拿来一把香蕉，他就像猴子一样欢呼起来，马上说出一连串关于人生、死亡和上帝的晦涩恶语，以此来惹我生气；他特别喜欢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我会因此而恼火——尽管我从来不相信他真是那样想的。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终于穿上晨衣，趿拉着鞋走进起居室，蜷缩在壁炉前挠头皮，我会厌恶地离开他。第二天我坐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时，会突然听见嗵嗵嗵踩踏楼梯的声音，塞巴斯蒂安会蹦着跳着进屋来，非常干净，神清气爽，激动无比，手里拿着刚写完的诗稿。”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很符合塞巴斯蒂安这类人的特点，而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觉得惋惜。看来塞巴斯蒂安的英语虽然很流利，很地道，但绝对是外国人说的英语。遇上以字母“r”开头的词，他发的［r］音成了刺耳的打嘟噜声；他还常犯一些奇怪的错误，例如：“我抓住了感冒”，又如：“那家伙是有同情心的”——其实他的意思无非是：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塞巴斯蒂安读“interesting”或“laboratory”这样的词时常读错重音。他念错“Socrates”或“Desdemona”这样的人名。虽然经人纠正后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他确实因为自己对某些字的读音没把握而感到非常沮丧；当他偶然念错了字，以至于说的话让理解力差的人听不懂时，他的脸会涨得通红。在那些日子里，他写英语的能力比说英语的能力好得多，但是他写的诗里仍然有些不大明显的非英语成分。这些诗我没有一首能读懂。的确，他的这位朋友认为也许有一两首……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把小猫放到地上，然后开始在一个抽屉里翻找文件，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拿出来。“也许在我姐姐家的哪个箱子里吧，”他含混地说，“可是我甚至不能肯定……像那样的小东西最容易被忘掉，再说啦，我知道塞巴斯蒂安会因为它们找不到而拍手称快的。”
“顺便问一句，”我说，“从气象学的角度讲，你所讲的过去那个时候好像气候很潮湿，让人忧伤——事实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那是个阴冷的二月天）。告诉我，难道这里就没有暖和晴朗的时候吗？塞巴斯蒂安本人不是在哪本书里提到过一条美丽的小河沿岸那些‘像粉红色蜡烛架一样的高大栗子树’吗？”
对啊，我说得对，剑桥几乎每年都有春天和夏天（那神秘的‘几乎’两字特别让人高兴）。是啊，塞巴斯蒂安很喜欢懒洋洋地躺在一艘方头平底船上，在剑河里漂荡。可是他最喜欢的活动还是在黄昏时分沿着一条小路绕着草地骑自行车。在草地上，他会坐在一个栅栏上，看着一缕缕浅红鲑鱼色的云彩在灰白的晚空中变成单调的黄铜色，同时进行思考。思考什么呢？他是在想那个仍然把柔软的头发编成辫子的伦敦东区姑娘吗？他有一次曾跟着她穿过公地，冒昧地接近她，亲吻了她，以后再没见过她。他是在想某一块云朵的形状吗？他是在想黝黑的俄国枞树林后面的朦胧落日吗（啊，我要是能了解他回想起的这类事，花多大的代价都愿意！）？他是在思考草叶和星星的内涵吗？是在思考“沉默”这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吗？是在思考一颗露珠的巨大影响力吗？是在思考上万亿鹅卵石当中的一块鹅卵石那令人心碎的美吗？所有的鹅卵石都有含意，可究竟是什么含意呢？他是在思考“你是谁”这个古老而又古老的问题吗？这问题是针对在朦胧暮色中奇怪地躲闪的自我而提出的，是对从来没有人真正领你进入的上帝的世界提出的。也许我们可以假设：塞巴斯蒂安坐在栅栏上的时候，心中翻腾着许多话语和幻象，不完整的幻象和不充分的话语；可是他已经知道，这种情况，也只有这种情况才是他生活的现实，而且自己的使命存在于他将要适时穿越的那个鬼影萦绕的战场之外。我们这样假设会更接近真实情况。
“我喜欢他的书吗？啊，太喜欢了。他离开剑桥以后，我没见过他几次，他从来没有给我寄过他的著作。你知道，作家们是很健忘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借到了三本他的书，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我一向相信他会写出优秀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想到他的作品会那么优秀。他在这儿的最后一年里——我不知道这只猫怎么啦，好像突然不认牛奶了。”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塞巴斯蒂安学习非常勤奋；他的主课——英国文学——范围很广，也很复杂；可是在这期间他常常突然去伦敦，一般情况下没有得到校方允许。我听说，他的导师、已故的杰弗逊先生是个缺乏情趣的老绅士，但是个优秀的语言学家，他一直认为塞巴斯蒂安是俄国人。换句话说，他让塞巴斯蒂安恼怒到了极点，因为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了他会的所有俄语单词——那是多年前他去莫斯科旅行时一路上收集到的，足有一大口袋之多——并让塞巴斯蒂安再教他一些。有一天塞巴斯蒂安终于脱口说出这是个误会——他实际上不是出生在俄国，而是在索非亚。一听这话，那位兴高采烈的老人马上说起了保加利亚语。塞巴斯蒂安尴尬地说老人讲的不是他会的方言；当老人要求他举个例子时，他情急之下胡编了一个习惯用语，这可让老语言学家犯了难，最后老人突然明白，塞巴斯蒂安——
“唉，我想你已经把我榨干了，”我的信息提供人微笑着说，“我回忆起来的事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没意思——而且我觉得不值得花时间补充说：塞巴斯蒂安考了第一，我们一起去照了一张神采飞扬的照片——哪天我找出来给你寄去，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现在真得走吗？你不想去 ‘后园’看看吗？跟我去看看番红花吧，塞巴斯蒂安把它们叫做‘诗人的蘑菇’，如果你能明白他的意思的话。”
可是雨下得太大了。我们在门廊下站了一两分钟，然后我说，我还是走吧。
我已经踏上满是水洼的小路，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哎，你听着，”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在我身后喊道，“我忘记告诉你了。那天院长告诉我有人给他写信，问他塞巴斯蒂安是否真是三一学院的学生。哎呀，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啊，糟糕……我的记忆力已经缩了水。不过我们刚才确实把它好好清洗了一遍，对不对？不管怎么说，我估计那个人正在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书。真有意思，你好像没有——”
“塞巴斯蒂安·奈特？”薄雾中一个声音突然说，“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