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即他们死别之前大约一个月,珀森一家飞越大洋,前往欧洲小住几日:阿尔曼达要去比利时的一家医院看望她濒死的母亲(这位孝女来得太迟了),休则是遵公司之命,要去拜访R先生和另一位也住在瑞士的美国作家。

一辆出租车开到韦尔塞斯北面R先生又大又老又丑的乡间别墅前面,休下车时,雨下得很大。他沿着一条砾石小路往上走,两旁都有冒泡的雨水形成的小溪流。他发现前门半开着,他在门口地垫上跺脚擦鞋底时,看到朱莉娅·穆尔背冲着他站在门厅里的电话桌旁,心里觉得既搞笑又惊奇。此时她又和过去一样,头发做成发梢向内拳曲的齐肩发型,穿着和过去一样的橙色上衣。他刚擦完鞋底,她放下电话听筒,立即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姑娘。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她说道,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紧紧盯着他。“塔姆沃思正在摩洛哥度假,我是来替他的。”

休·珀森走进书斋,房间里配有很舒服的家具,但显然是老式的,光线严重不足。一排排的百科全书、辞典、各种指南,还有作者保存的自己的书的各种版本和译本。他在一张低背安乐椅上坐下来,从公事包里取出一份待讨论的问题清单。两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多种喻义》打字稿中读者一看就知道所指是谁的某些人物?这个在商业上肯定行不通的书名该怎么处理?

俄顷,R先生进来了。他已经三四天没有刮胡子了,身穿可笑的蓝色工作服,他觉得这样便于他把各种写作使用的工具带在身上,如铅笔、圆珠笔、三副眼镜、卡片、大夹子、橡皮圈,还有——不让人看见的——匕首;几句客套话之后,他拿出对准我们这位珀森。

“我只能再重复一遍,”他说道,瘫坐在休让出来的一把扶手椅里,示意他坐对面的另一把相同椅子,“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了:你可以改变一只猫,但是你不能改变我笔下的人物。至于书名,它可是‘隐喻’这个词的极为体面的同义词,再野的骏马群也无法把它从我身子底下拉走。我的医生让塔姆沃思把我的酒窖锁上,他照办了,还把钥匙藏起来,锁匠在星期一之前无法复制一把。你知道,我这个人太高傲,不肯将就买村里的廉价酒,这样我能拿出来请你的——你提前摇头,你做得很对,孩子——就只有一罐杏汁了。现在请允许我对你谈谈有关书名和诽谤的问题。你可知道,你给我的那封信把我的脸都气黑了。我被指责轻视次要人物,可是我的次要人物是碰不得的,如果你允许我用一个双关语的话。”

他接着解释说,如果你的真正的艺术家选择了以一个活人为基础写出一个人物,那么任何意在伪装那个人物的重写就等于毁坏了那鲜活的原型,你知道,这就像用一根针刺穿一个小泥娃,隔壁的小姑娘立马死掉一样。如果作品是唯美的,如果作品中不但有水,而且有酒,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懈可击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不堪一击的。说它不堪一击是因为,当胆小的编辑让艺术家从“苗条”变“肥胖”或者从“棕色”变“金黄”时,他既损毁了形象和容纳形象的神龛,也损毁了神龛周围的整座教堂。说它无懈可击是因为,无论你如何大刀阔斧地改变形象,凭着留在故事结构中的伤痕的形状,其原型仍然可以辨认出来。而除了这一切之外,他被指控把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那些人根本无所谓,他们不会主动出来对号入座,表示愤怒。实际上,正如法国人所说的,他们在文学沙龙里听到旁人的议论,会采取心照不宣的态度,而且颇为得意。

书名——《多种喻义》——的问题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读者没有意识到书名有两类。有一类是书写出来之后,由笨蛋作者或聪明出版商拟就的。那只不过是粘贴上去的一个标签,再用拳头的侧面抚平。最差的畅销书书名,大多属于这一类。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书名就像一个水印,全书自始至终都能看得出来,它是与书同时诞生的,是作者在成年累月一页一页的写作积累过程中早已习惯了的,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和整体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不,R先生绝不可能放弃《多种喻义》这个书名。

休斗胆提出,为发音方便,可以用“l”代替三个“t”中的第二个。

“纯属无知,”R先生叫喊起来。

他那位小个子漂亮秘书脚步轻捷地走进来,提醒他不能激动,不能太累。那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吃力地站起来,颤颤巍巍,龇牙咧嘴,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就这样吧,”休说道,“我回去一定告诉菲尔,对于他提出的两个问题,你的立场是多么坚定。再见吧,先生,下个星期你就能收到封面设计的样张。”

“再见,再见,”R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