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没告诉斯特罗伊夫我要到巴黎来,当我按响他画室的门铃后,他本人过来开的门,他没有马上认出我来。随后,他惊喜地喊叫起来,一把把我拉进了屋里。受到如此热切的欢迎是件很开心的事。他的妻子坐在炉子边做着针线活,当我进来时,她站起身来。斯特罗伊夫向她介绍我。

“你不记得了吗?”他对她说,“我以前经常跟你谈起他。”随后又转向我:“你干吗不提前告诉我你要来这儿?你来这儿多久了?打算待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吃晚饭?”

他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把我安顿到一把椅子上,不住地拍打我的肩膀,好像我是个坐垫一样,把雪茄塞到我手上,又是让我吃小点心,又是让我喝葡萄酒。他一刻也不让我得闲。因为发现家里没有威士忌酒了,他难过得不得了,又想着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想尽可能地为我做点什么。他容光焕发,满脸是笑,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快乐。

“你一点儿没变。”我边打量着他,边笑着说。

他还是我记忆中的那副可笑的模样。他是个矮胖的男人,两条小短腿,还是很年轻——他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但是过早地秃顶了。他的脸滚圆,面色红润,皮肤很白,脸颊红通通,双唇也很红,眼睛也是又蓝又圆。他戴着一副大的金边眼镜,眉毛很淡,以至于都看不见它们。他的形象使你想到了鲁本斯画笔下快乐的肥胖商人。

我告诉他我打算在巴黎住上一段时间,已经租了一间小公寓。他狠狠地责怪了我一番,说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他,也许他自己会帮我找一间更好的公寓,还可以借给我家居用品——难道我真的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去买这些东西了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他真的觉得我不够意思,因为我没有给他机会让他来帮一下我。与此同时,斯特罗伊夫太太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补袜子,一句话也没说,嘴角上挂着静静的微笑,在听斯特罗伊夫滔滔不绝地唠叨着。

“你瞧,我结婚了,”他突然说,“你觉得我太太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汗水使它不停地往下滑。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我笑着说。

“可不是嘛,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笑着插话道。

“可是你不觉得她太棒了吗?我告诉你,老朋友,别再耽误了,也赶紧结婚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你看她坐在那儿,这难道不就是幅活生生的画吗?像不像夏尔丹的画,啊?我见过世界上所有的漂亮女人,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比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更美丽。”

“如果你还不住嘴,我可要走了。”

“我的小乖乖。”他说道。

她有点脸红了,为他语气中的激情而难为情。斯特罗伊夫曾在他的多封信中告诉我,他非常爱他的妻子。现在我也能看出他的目光几乎片刻不离她的左右。我不能确定她是否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他不是个能激起女人爱情的人,但是在她眼里的微笑是含着爱意的,也可能她的矜持掩盖了她深深的感情。她不是倾国倾城的美女,可他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她却有一种端庄的秀美。她的个头不低,一身剪裁得体的朴素衣衫掩盖不住她美丽的身段。她的这种身材可能对雕塑家比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的头发是褐色的,而且很浓密,发式很简单;她的脸色很苍白,五官周正而不是那么惊艳;她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差一点就与美貌失之交臂,也许就是差这么一点儿,连漂亮也称不上了。但是,斯特罗伊夫把她比作夏尔丹画笔下的人物也并非没有道理,她让我好奇地想起了那位伟大画家笔下不朽的人物形象——欢快的家庭主妇戴着女式帽子,腰间围着围裙。我能想象她安静地在锅碗瓢盆中忙碌着,像执行仪式一般做着家务,从而赋予这些家务一种崇高意义。我不认为她聪明或者活泼有趣,但是在她庄重与专注的神情里有某种说不上的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她的矜持中也有一种神秘感。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会嫁给了迪尔柯·斯特罗伊夫,虽说她是英国人,但我无法确切地给她定位,她出身于怎样的社会阶层,有什么样的教养,或者在婚前她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不是很明显。她的话不多,可一旦说起话来,声音很悦耳,举止也很自然。

我问斯特罗伊夫现在是否还在画画。

“画画?我现在画得可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正坐在画室里,他手一挥,让我看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我有点吃惊,他正在画一组意大利的农民,他们穿着坎帕尼亚大区传统的服装,在罗马教堂的台阶上懒洋洋地斜躺着。

“这是你现在正在画的?”我问道。

“是的,我在这儿也跟在罗马一样能找到模特儿。”

“你难道不认为他画得很美吗?”斯特罗伊夫太太问道。

“我的傻夫人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说道。

他表示歉意的笑声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画上。当斯特罗伊夫评价别人的作品时,他批判性的感觉非常准确和不拘一格,而对自己的作品,尽管陈腐平凡,俗不可耐,他却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把你更多的画作给他看看吧。”她说道。

“我要拿出来吗?”

虽然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遭受了那么多来自他朋友们的讽刺挖苦,但还是渴望别人的赞许和有着很幼稚的自我满足,无法抑制展示他作品的冲动。他又拿出了一幅画,画上两个卷毛头发的意大利顽童正在玩弹子游戏。

“他们不是很可爱吗?”斯特罗伊夫问道。

接下来,他又给我看了更多的画。我发现即使在巴黎,他也还是一直在画那些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画,和他多年前在罗马时画的别无二致。这些画看上去都很虚假、缺乏真诚、劣质鄙俗,但是从做人上,没有谁能比得上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那样的诚实、真挚和直率。世上有谁能解决得了这种矛盾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

“我说,你是否碰巧遇到过一个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画家?”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认识他吧?”斯特罗伊夫喊道。

“那人是个畜生。”他的妻子说道。

斯特罗伊夫笑了笑。

“我可怜的宝贝。”他走到她的身边,拿起她的双手吻了一下。“她不喜欢他。你竟然认识斯特里克兰,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

“我就是不喜欢不懂礼貌的人。”斯特罗伊夫太太说道。

迪尔柯仍然在笑着,转过身对我解释说:

“你知道,有一天我请他来这儿,想给他看看我的画。他来了,我给他看了我所有的画。”

斯特罗伊夫尴尬地迟疑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开始讲述让他难堪的往事了;他觉得很难为情地讲完了它。“他看了看我的画作,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要保留他的判断直到看完所有的才说。最后,我说:‘瞧,就是这些了!’他却说:‘我来是想让你借我二十法郎。’”

“迪尔柯还真就给他了。”他的妻子愤怒地说。

“我被吓了一跳,我不喜欢拒绝别人。他把钱放进兜里,仅仅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就走了。”

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那圆圆的、傻里傻气的脸上挂着茫然而惊诧的神情,由不得你不想笑出声来。

“如果他说我的画不好,我不会介意的,可他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

“你还有脸说这事,迪尔柯。”他的妻子说道。

可悲的是,无论是谁听了这个故事,都会被这个荷兰人所扮演的滑稽可笑的人物逗乐,而不会对斯特里克兰对待他的粗暴行为生气。

“我希望我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到他。”斯特罗伊夫太太说道。

斯特罗伊夫笑起来,耸了耸肩膀。他已经恢复了好脾气。

“事实上他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你是说斯特里克兰吗?”我叫道,“我们说的一定不是同一个人。”

“身材高大,留着红胡须,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一个英国佬。”

“当我认识他时,他还没有胡须,但如果留起了胡须,那一定会是红色的。我正在谈到的这个人仅仅在五年前才开始画画。”

“那就对了,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不可能。”

“我可曾有过看走眼的时候?”迪尔柯问我,“我告诉你他是个天才,我对此深信不疑,一百年之后如果还有人能记起你和我,那完全是因为我们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缘故。”

我很吃惊,与此同时,我又万分激动,我突然回忆起了我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的情景。

“从哪儿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问,“他出了名没有?他现在住在哪儿?”

“不,他还没出名。我认为他还没卖出过一张画。当你同别人说起他时,他们只会嘲笑他。不过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毕竟,他们还嘲笑过马奈呢。柯罗也是一张画没卖掉过。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我能带你见到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都会到克里舍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去。如果你愿意,我们明天可以去那里。”

“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见我,我想我会让他记起一段他更愿意忘记的时光。但我还是会去的。有没有可能见到他的任何画作呢?”

“从他那儿不太可能。他不会给你看的。有一个我认识的小画商,他那儿有那么两三幅。但必须由我陪你去才行,要不你不会理解他的画的,我必须亲自给你讲解一下。”

“迪尔柯,你简直让我没耐心了,”斯特罗伊夫太太说,“他那么对待你,你怎么还这样谈论他的画作?”她又转向我说:“你知道吗,当一些荷兰人来这儿要买迪尔柯的画时,他总劝说他们去买斯特里克兰的画。他还坚持把斯特里克兰的画弄到这儿来给他们展示。”

“那你又是怎么看待斯特里克兰的画的?”我笑着问她。

“那些画糟糕透顶。”

“啊,亲爱的,你不懂。”

“那好,可你的那些荷兰同胞都对你大为光火,他们认为你正在跟他们开玩笑。”

迪尔柯·斯特罗伊夫摘下了眼镜,把它们擦干净,他的红脸膛因为激动而发光。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像岸边的石头一样,让漫不经心的路人随随便便就能捡起来呢?美是一种绝妙和奇异的东西,艺术家通过心灵的折磨,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中才能找出来。当他把美创造出来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知道它。如果你想辨别出它,你必须重复艺术家的冒险。他歌唱给你的是美的旋律,你的内心若想再次听到它,就需要有知识、敏感和想象。”

“那为什么我总是认为你的画作是美的,迪尔柯?正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我就深深地喜爱上它们了。”

斯特罗伊夫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去睡吧,我亲爱的,我要陪我的朋友出去走走,随后我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