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二个民族入侵俄国。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避免冲突,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鲍罗金诺。法国军队不断加速冲向莫斯科,冲向运动的目标。这种冲力越接近目标就越大,就像物体坠落,越接近地面速度越大一样。背后是几千俄里饥饿敌对的国土,前面离目标还有几十俄里。这一点拿破仑军队的每个士兵都感觉到,而侵略就凭着一股冲力向前推进。

俄军越往后退,仇恨敌人的怒火就烧得越旺;在后退的过程中队伍越加集中,力量越加增强。在鲍罗金诺周围双方发生了冲突。双方军队都没有溃败,但俄国军队在冲突后不得不立刻后退,就像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不得不后退一样;那个猛冲的侵略的球,虽然在冲突时失去全部力量,还是要滚一段路。

俄军后退一百二十俄里,退离莫斯科,法军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此后五个星期没有打过一仗,法军停住不动。他们仿佛一头负了致命伤、流血不止的野兽,舔着自己的伤口,五个星期一直留在莫斯科,什么事也没做,突然无缘无故往回跑。他们直奔卡卢加大道(在获得胜利之后,因为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城下的战场又落到他们手里),没有打过一场大仗,就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过了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又到别列津纳河,一直后退。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相信,鲍罗金诺一仗打胜了。库图佐夫就这样呈报皇上。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以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打败了,而这一点,每个参与战斗的人都是知道的。

但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传出损失空前惨重、俄军伤亡一半的消息,因此要进行新的会战人力显得不足。

情报尚未收集,伤员没有运走,弹药没有补充,阵亡人数没有统计,补缺的新指挥员没有任命,士兵没有吃饱睡足,无法进行新的战斗。

然而,就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凭着同距离成反比的冲力向俄军推进。第二天库图佐夫九九藏书想进攻,全体俄军也想进攻,但要进攻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进攻的可能,而进攻的可能却没有。俄军被迫后退一天的行程,接着第二天又被迫后退一程,第三天又被迫后退一程,最后,到了九月一日,军队接近莫斯科,虽然士气有了提高,但形势却迫使俄军退过莫斯科。然后俄军又退了最后一程,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

有些人惯于认为,统帅们制订战争和战役计划,就像我们一样,坐在书房里,面对地图,考虑着应该怎样部署作战计划。这些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为什么他不在到达菲里之前占据阵地?为什么他不立刻退到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惯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忘记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行动时无法避免的条件。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书房里,根据双方一定数量的军队,在某一地方,从地图上研究一场战役,并假定从某一时间开始行动。然而统帅的行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总司令从来不会出现于事件的开端,而我们看事往往只看它的开端。总司令总是处身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中间,因此他从来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一瞬间又一瞬间地逐渐形成的,在事件连续不断形成的每一瞬间,总司令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忧虑、依赖、权力、方案、意见、威胁、欺骗之中,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专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里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到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曾向他提过这个方案。但摆在总司令面前的,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往往不是一个方案,而是几十个方案。这种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而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从中选出一个方案来。但就连这一点他也办不到。事情和时间不等人。譬如说,有人建议他在二十八日越过卡卢加大道,但这时有个副官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骑马跑来向他请示,立刻同法国人交战还是撤退。他必须立刻发出命令。而撤退的命令就使我们不能拐到卡卢加大道上去。副官走后,军需官来请示,食品往哪儿送;医院院长来请示,伤员往哪儿运;信使从莫斯科送来诏书,不许放弃莫斯科;总司令的对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暗中陷害他,向他提出同转向卡卢加大道相反的新方案,总司令自己筋疲力尽,需要睡眠和饮食;一个功勋卓著而没有获奖的将军前来叫屈;居民要求保护;一个奉命去察看地形的军官,带回来的报告同前一个奉派的军官的报告正好相反;一名探子、一个俘虏和一位奉命侦察的将军的敌情报告各各不同。一些惯于不了解或忘记一位总司令采取行动所必要的条件的人,例如向我们介绍菲里两军的形势,并认为总司令可以在九月一日自由决定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俄军离莫斯科还有五俄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城下,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尤其明显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季诺,二十六日在鲍罗金诺,在从鲍罗金诺向菲里撤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里作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