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金诺战役,以及随后的莫斯科陷落和法军不战而逃,都是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事件。

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中,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

据史书记载,某某国王和皇帝同另一国国王或皇帝发生争执,他就召集军队同敌军厮杀,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敌人,征服了一个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和民族,最后获得胜利。这是一种怪事。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军队一旦战败,整个民族就不得不屈服。这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虽然如此,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打仗,其成败就成为民族力量消长的原因,至少也是这种消长的主要标志。军队一旦打了胜仗,战胜民族的权利顿时增加,而战败民族的权利就顿时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丧失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也就彻底被征服。

据史书记载,自古至今,历来如此。拿破仑历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规律。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则增加了自己的权利和力量,法国人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不过,一八一二年法军在莫斯科城下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打过仗,但结果灭亡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和拿破仑的法国。为了符合历史规律而编造历史,硬说鲍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军手里,莫斯科沦陷后又打过几仗,从而消灭了拿破仑军队,那是行不通的。

法国人在鲍罗金诺打了胜仗后,不仅没有打过一次大仗,连一次像样的小仗都没有打过,而法军就灭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当任何历史事件不合史学家尺度时,他们就采用这种编造的手法)。如果这只是少数军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以说这是例外事件。但这次事件是父辈们亲眼目睹的,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鲍罗金诺战役到法军被逐出俄国的整个战争证明,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不是征服的必然标志;同时证明,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其他因素。

法国史学家描述法军撤出莫斯科前的情形说,那支伟大的军队完整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其他牲口。这种灾难无法克服,因为郊区农民焚毁干草,不留给法国人。

会战胜利并未带来良好结果,因为像卡尔普、弗拉斯之流的庄稼汉在法军撤走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抢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行为。这样的庄稼汉不计其数,他们没有把干草运进莫斯科卖好价钱,而是把干草烧掉。

让我们想象,有两人按照击剑规则进行决斗,决斗持续了相当久;突然交手一方发觉自己负伤,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丢下长剑,顺手捡起一根大棒挥舞起来。可见这人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武器,同时他受骑士精神影响想掩盖事实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全部击剑规则取胜的。但我们看到,这样描写决斗是多么荒唐可笑!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丢下长剑、抡起大棒的是俄国人;竭力按照击剑规则来解释的是叙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展开了一场不符合传统作战方法的战争。焚毁城市和乡村,且战且退,鲍罗金诺的受挫和退却,莫斯科的失守和大火,搜捕打劫的法国兵,拦截运输车,打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方举起的不是长剑而是大棒,就一再责怪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不照规则作战,仿佛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责怪俄国人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怎的认为用大棒作战是可耻的,而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威风凛凛地举了起来,也不问合不合人家的口味和规则,动作粗鲁,目标明确,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举起来,打下去,打击法国人,直到侵略军全军覆没。

一个民族不像一八一三年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遵守击剑规则,调转剑柄,姿势优美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有福了。一个民族在危急关头不管别人在这种时刻按照什么规则行事,朴实而灵活地顺手拿起大棒向敌人进攻,直到发泄完胸中的屈辱和仇恨,以轻蔑和怜悯对待敌人,这个民族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