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六日夜间,法军开始行动:拆掉厨房和棚子,装好车,部队和辎重就开拔了。

七日晨七时,法军押送队身穿行军装,头戴高筒帽,扛着枪,背着背包和大口袋,站在棚子前。队列里发出一片喧闹的法语谈话声,其中夹杂着咒骂。

棚子里所有的人都穿上衣服,束好腰带,穿上靴子,收拾停当,只等命令一到就出发。生病的士兵索科洛夫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眼圈发青,独自坐在原地,没有穿衣着靴,两只瘦得鼓出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不注意他的同伴,均匀地低声呻吟着。显然,他呻吟与其说是由于痛苦(他得了痢疾),不如说是害怕他一个人被留下来。

皮埃尔用绳子束腰,穿着普拉东用茶叶箱的包皮替他做的鞋(这块皮子是一个法国人拿来补靴底的),走到病人跟前蹲下来。

“我说,索科洛夫,他们并不是一去不回来!他们在这里还有一座医院。说不定你比我们谁都幸运呢!”皮埃尔说。

“哦,天哪!我要死了!哦,天哪!”那个士兵更加大声地呻吟起来。

“我这就再去求求他们。”皮埃尔说,站起来向棚子口走去。皮埃尔刚走到门口,昨天那个请皮埃尔抽烟的班长带着两个士兵从外面走来。班长和士兵都是行军装束,背着背包,戴着高筒帽,帽带闪闪发亮,扣住下巴。这使他们的相貌都显得同平时不一样。

班长是奉命前来关门的。出发以前要清点俘虏人数。

“班长,病号怎么办?……”皮埃尔说,但他刚开口就犹豫起来,不知对方是不是他所认识的班长,还是别的陌生人,因为此刻班长的模样大变了。此外,皮埃尔说话的时候,两旁突然响起咚咚的鼓声。班长听了皮埃尔的话皱起眉头,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两边鼓声震天,淹没了病号的呻吟。

“来了!……又来了!”皮埃尔自言自语。脊背上不由得掠过一阵寒颤。从班长变了色的脸上,从他的语气里,从震耳欲聋的紧张鼓声里,皮埃尔听出那强迫人们去残杀同类的无情的神秘力量,也就是上次行刑时他感受到的那种力量。害怕这种力量,竭力逃避它,向成为这种力量的工具的人哀求或劝告,都是没有用处的。这一点皮埃尔现在懂得了。只能等待,只能忍耐。皮埃尔没再走到病号跟前去,也没看他。他默默地站在棚子门口,皱紧眉头。

棚子门打开了,俘虏们像一群绵羊争先恐后地向门口挤去,皮埃尔抢到他们前面,走到上尉跟前。他就是班长说过愿为皮埃尔尽力的那个上尉。上尉也是一身行军装束。从他那冰冷的脸上,皮埃尔认出了班长的语气和鼓声里所表示的那种力量。

“走,走!”上尉说,板着脸,瞧着聚集在他旁边的俘虏。皮埃尔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走到上尉面前。

“哦,还有什么事?”上尉冷冷地回头瞧了瞧,仿佛不认识似的。皮埃尔提到那个病号。

“他也得走,真见鬼!”上尉说,“走,走!”他眼睛不看皮埃尔,继续说。

“不行,他快死了……”皮埃尔刚开口说。

“走开,走开!”上尉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嚷道。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皮埃尔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已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现在再说也没有用。

法军把被俘的军官从士兵中叫出来,让他们走在前面。军官有三十来人,包括皮埃尔在内,士兵有三百人左右。

从其他几个棚子里出来的被俘军官都是陌生的,穿戴都比皮埃尔好。他们望着皮埃尔,望着皮埃尔的鞋,露出怀疑和冷漠的神态。离皮埃尔不远有个胖少校,身穿喀山长袍,腰束一条手巾,脸色又肿又黄,怒气冲冲地走着。他在被俘同伴中显然得到普遍尊敬。他一手拿着烟荷包插在怀里,另一只手握着长烟管。少校气喘吁吁,鼓着腮帮,发着牢骚,生大家的气,仿佛他们都在挤他,他们没有急事,却都急急忙忙,没有怪事,却都大惊小怪。另一个瘦小的军官,老找人说话,猜测现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今天能走多少路。一个穿毡靴和军需官制服的军官跑来跑去,瞭望大火后的莫斯科,大声说着他的观察结果:什么房子给烧毁了,那是莫斯科的什么区。又有一个军官,听口音是波兰人,同军需官争论着,向他说明,他把莫斯科的地区弄错了。

“还争什么呀?”少校怒气冲冲地说,“尼古拉区也好,弗拉斯区也好,还不是一样。瞧,都烧光了,全完了……挤什么呀,道路还不够宽吗?”他生气地对后面的人说,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挤他。

“哎呀呀,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俘虏们望着周围的火烧场,不断地惊叹,“还有莫斯科河滨区,还有祖波夫区,还有克里姆林宫,瞧,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莫斯科河滨区全完了,就是这么回事。”

“您知道烧了,还谈它做什么!”少校说。

在经过哈莫夫尼基区(莫斯科少数几个未烧毁的区之一)的教堂时,俘虏们突然闪到一旁,发出恐惧而恶心的呼叫。

“瞧,这些恶棍!这些异教徒!是个死人,是个死人……脸上还抹过什么了。”

皮埃尔听见叫声,也向教堂那里走去。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教堂墙上靠着一个东西。他从眼力比他好的同伴嘴里知道那是一具尸体,竖着靠在墙上,脸上还抹过煤烟……

“走!走!……你们这些鬼东西……”押送队大声骂着,法国兵又凶相毕露,拔出短剑驱散围观尸体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