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走了，母亲来了，我的生活又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折。她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到达的，瘦得皮包骨头，两手空空，精神萎靡，除一个破旧的包、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份用别针别在胸衣吊带上的假护照，没有任何行李。她看上去好像老了二十岁，形容消瘦，眼窝深陷，锁骨高高地突起。我记忆中偶尔几丝花白的头发，现在已经变成了整绺整绺的灰发。她走进服装店时，就像一个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的孩子，茫然、困惑、陌生。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的女儿住在这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她也将住在这里。
我本以为那么焦灼急切地盼望来的重逢时刻，一定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那个场景，就是悲伤。她几乎不说话，也不对任何事情表露出任何感情，只是用力地抱住我，然后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好像生怕我再次从她身边逃走。没有笑，没有泪，也很少说话。这就是全部了。坎德拉利亚、哈米拉和我精心为她准备的菜，她几乎一口没动。鸡肉、鸡蛋饼、西红柿、欧洲鍉鱼、摩洛哥面包，全部都是我们认为在马德里早就已经吃不到的东西。她没有对我的服装店做任何评论，也没有对她的房间发表任何看法。在她的房间里，我特意放了一张橡木大床，还亲手缝制了一条印花床单。她没有问我拉米罗怎么样了，也没有对我在得土安定居下来表现出任何好奇。当然，她也绝口不提从马德里到达北非的一路坎坷，更不提起此前经历的那些恐怖岁月。
她对新的环境适应起来很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母亲有这么一天。那个坚决果敢的多洛雷斯，那个永远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做出最佳决定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畏缩的女人，几乎让我不敢相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益于她身体和心理恢复的事情中去，基本停止了工作。不过暂时也没有什么可预见的重要活动，所以我的顾客们应该可以接受多等几天。每天早上我都把早餐送到她床前：小面包、油条、糖蘸烤面包，所有一切我觉得可以让她尽快增长体重的东西。我帮她洗澡，给她剪头发，为她做新衣服。最初她怎么也不肯走出家门，但是慢慢地，每天早晨的散步成了日常惯例。我们手挽着手走在将军街上，一直走到教堂广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陪她一起做弥撒。我带她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强迫她帮我挑选布料，强迫她听收音机里的歌谣，还让她来决定晚餐吃什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她开始变回从前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在那段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恢复期里，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主动告诉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坚持。当然，我并没有那么好奇。我想那只不过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解脱时产生的一种不真实感，是心酸痛苦过后下意识产生的反应。因此，我耐心地等待她自然地适应，没有给她任何压力，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准备着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扶她一把，而且随身带着手帕随时准备为她擦拭眼泪，但是她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终于我看到了她的好转，因为她开始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决定了：今天我想十点钟去做弥撒，我想跟哈米拉一起去市场买些做米饭的材料，你觉得怎么样？慢慢地，当她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或者某架飞越城市的飞机引擎声时，不再显得那么害怕。弥撒和市场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她又开始参与其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始缝纫。虽然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引导她，但是从到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缝纫表现出任何兴趣，似乎那不是一件她做了三十多年赖以为生的工作。我给她看从丹吉尔买来的外国服装图样，给她讲我的顾客和她们的各种奇怪想法，试图能用以前我们一起缝制任何一件衣服时的琐碎记忆唤回她对针线活的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成功，就好像我说的是一种她不能理解的语言。直到某一天早晨，她突然往工作间里探进身子问：“需要我帮忙吗？”于是我知道，我的母亲重生了。
她来了三四个月以后，我们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有了她的加人，我的日子也不再那么忙碌。店里的生意发展得不错，我们可以每月按时给坎德拉利亚分红，剩下的钱维持两人的生活已绰绰有余。现在的我再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们之间重又互相理解，虽然谁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而且也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母亲和女儿。那个勇敢坚强的多洛雷斯变得脆弱，而她的小希拉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女人。但是我们相互接受，相互欣赏，各自扮演着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紧张的关系。
在得土安第一阶段的生活中那种忙碌和紧张渐渐变成了某种遥远的回忆，甚至恍若隔世。现在我已经把迷茫、奔波、通宵达旦的外出和毫无理由的生活全都远远抛在了脑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拥有的只有平静的生活，最自然的状态。然而，回忆仍然时时在我心头纠缠。马库斯的离去带来的伤痛正一点一滴地消退，但关于他的回忆还时刻萦绕，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伙伴，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有多少次，我后悔没有把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有多少次我暗暗自责当时为什么要坚持拒人于千里的态度，现在我多么想念他啊！尽管如此，在内心的最深处，我还是庆幸当时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否则，他的离去可能会让我更加痛苦。
我跟菲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母亲的到来适时地终结了他的夜游。从此他不再每天晚上跑到我家，给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课，我也失去了他那真挚而有趣的陪伴。
我跟罗萨琳达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丈夫停留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得多，像吸血鬼一样侵占着她的时间，磨损着她的健康。不过幸好，差不多七个月以后，皮特·福克斯终于想清楚了，决定回到印度去。没人知道这个一天到晚满身酒气醉醺醺的人怎么会在突然间恢复了一丝良知，但事实确实如此，他在某一天早晨作出了这个决定，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濒临崩溃。然而，除了暂时的解脱，他的离去并未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从来不认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痛痛快快地离婚，尽快结束这段闹剧般的婚姻。相反，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要回卡尔库特结束生意，再回来同妻儿永久地居住在一起，提前在和平又物价低廉的西班牙保护区享受退休生活。不过，为了不让妻儿那么早就习惯优越的生活，他决定，既然多年来都没有调整过，那么这一次他也不会给他们增加哪怕一英磅的抚养费。
“如果有什么周转不开，你那位亲爱的朋友贝格贝尔会帮你的。”他走的时候说。
令所有人都庆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到摩洛哥来。罗萨琳达，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和煎熬之后，几乎花了半年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皮特走后那几个月，她一直卧床不起，一共也就出过三四次门。而总督先生基本上把办公地点安在了她的卧室，他们常常一起度过很长的时间，她靠在枕头里阅读，他则在窗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处理公文。
医生叮嘱她，在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要绝对卧床休息，这虽然没有让她彻底断绝社会交往，但是也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各种活动。不管怎么样，她刚开始感觉到身体恢复的征兆，就挣扎着向朋友们开放她的家，坐在床上开一些小型的派对。这些派对我几乎都参加了。我跟罗萨琳达依然亲密无间，但已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进入尾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国家不会再因为党派斗争、金钱利益或者势力割据而分裂。至少，胜利的人们是这么说的。母亲和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这次的和平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妈，你说现在马德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办？”
我们几乎是在不安地窃窃私语，从阳台上俯视着街上成群结队的嘈杂人群，那里不时传来叫喊声，人们尽情地释放着压抑已久的情绪。
“我也很想知道。”她阴郁地回答。
各种各样的消息铺天盖地。据说海峡两岸的客轮又要通航了，半岛上的火车也都准备好再次通往马德里了。回到过去的路变得越来越明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必须留在非洲的理由了。
“你想回去吗？”她终于问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马德里留存着我无数的乡愁：童年和青春时期的印迹、各种各样的味道、街道的名字，还有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不知道这些是否足以让我放弃现在拥有的东西。要回到过去，我必须放弃在得土安付出了无数心血才建立起来的一切，放弃这座白色的城市，这里有我的母亲，我的新朋友，还有赖以生存的时装店。
“也许，一开始我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点了点头离开阳台回去工作。只有在飞针走线中她才能找到慰藉，不去想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
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新西班牙，他们说。一些人迎来了和平和胜利。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迎面而来的却是绝望的深渊。绝大部分的外国政府都认可了国民军赢得胜利的合法性，而且立刻就宣布承认这个新政权。战争的各种设施被陆续拆毁，新的权力机构也陆续告别布尔戈斯，准备返回首都。他们开始筹划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重建满目疮痍的城市。当然，清除异己的步伐也加快了，而对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则可以排着队去领取应得的那份蛋糕。战时政府还会继续行使几个月的权力，来清算一些法令、措施并维持秩序，政府的重组至少要等到夏天以后。但是早在七月份，消息还没传到摩洛哥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知道了重组的情况。那时候总督府周围还没有什么传言，更没有小道消息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流传。很久以后贝格贝尔的名字和照片才出现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戴着圆眼镜、深色皮肤的黑胡子男人到底是谁。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谁将被佛朗哥任命为新的外交部长，并在第一届和平时期的内阁会议中坐在他的右边。那就是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阿蒂恩扎。他也是新一届内阁中除了佛朗哥外唯一的一位军人。
罗萨琳达得知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一职位对他来说前途更广阔，忧的是他们将要永久性地离开摩洛哥。在那些日子里她的情绪十分混乱，总督先生则不停地往来穿梭于半岛和保护区之间，那边开始一个项目，这边了结一桩公务。为三年内战期间的临时政府向永久性政府过渡而操劳，并且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搭建第一批新的对外关系。
八月十日，正式的任命通知下达。八月十一日，政府通过媒体公布了内阁成员，这些人将要在佛朗哥将军的英明领导下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从当天的《ABC》日报上撕下来的几页内容，上面有所有部长的照片、履历和传记，虽然它们全都已经发黄，甚至用手拿起来就会碎成小片。第一页的正中间，就像红日当空一样，有一张圆形的照片，是大腹便便的佛朗哥。他的左右两边，也就是左上角和右上角，则是贝格贝尔和塞拉诺·苏聂尔，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第二页上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履历，并且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吹捧方式赞颂了这些新任部长的品质。他们把贝格贝尔描述成一位杰出的非洲学家，对伊斯兰教有深人的理解，表扬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长时间与穆斯林民族和谐共处，以及他在柏林当武官时的出色工作。“一场战争让公众们认识了贝格贝尔上校的名字，”《ABC》写道，“他一直以佛朗哥的名义管理着西班牙保护区，并在领袖的领导与协调下，成功地获取了摩洛哥的全面支持，这对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于是，作为回报，他得到了最重要的部委。对塞拉诺·苏聂尔，他们则高度评价他的谨慎和充沛的精力，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还有广为传颂的威望。他累积的这些功绩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内政部，负责国家在新时期所有的内部事务。
后来我们知道，寂寂无名的贝格贝尔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进入内阁，得益于塞拉诺的保荐。在访问摩洛哥期间，他被贝格贝尔的言行举止震撼，他对待穆斯林民族是如此亲厚，阿拉伯语说得如此流利，对摩洛哥文化如此狂热，还有他招募士兵时的髙效工作，以及不可思议地对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裙带领袖”一定认为贝格贝尔是一个勤奋而狂热的人，会多种语言，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对事业十分忠诚，而这样的人不会给新政权惹麻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般闪现出招待会的那个晚上，我躲在沙发后面听到的那次谈话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马库斯是不是已经把我听到的那些事情转告给总督先生，但是为了罗萨琳达和她深爱的男人，我真的希望塞拉诺此时对他的信任可以历久弥坚。
在名字出现在各种报纸和广播中的第二天，贝格贝尔搬到了布尔戈斯，从此永远告别了他的摩洛哥幸福岁月。得土安所有的居民都来为他送行，摩尔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无一例外。西迪·安倍德哈拉克·托雷斯代表摩洛哥各个政治党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授予他一张镶在纯银边框里的羊皮纸证书，上面写着“贝格贝尔是穆斯林真诚的兄弟”。他看上去也非常激动，说了一番充满友爱与感谢的话。罗萨琳达还洒了几滴眼泪，但是没等他的专机起飞就已经干了。他的专机从萨尼亚拉梅尔机场起飞，在得土安上空低空盘旋了几圈作为告别，很快就消失在远处穿越了海峡。罗萨琳达虽然因为心爱的胡安·路易斯的离去非常难过，但是为了早日跟他团聚，她不得不马上着手准备各种各样的搬迁事务。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贝格贝尔在布尔戈斯从前赫尔达纳伯爵手中接过了部长委任书，加入了新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礼节性拜访。罗萨琳达则飞到马德里寻找新的住所，来为她即将要面对的新生活安营扎寨。革命胜利那一年的八月末就这样过去了，他在各个使节、主教、武官、市长和将军们中间接受祝贺，她则签下了新的租约，拆掉得土安那个美丽的家，组织运输不计其数的家什，还有五个阿拉伯仆人、十多只下蛋的母鸡，以及她在丹吉尔能搜集到的所有的大米、糖、茶叶和咖啡。
罗萨琳达选中的住宅位于卡萨多·德拉丽萨大街，在瑞提罗公园和普拉多博物馆中间，离赫罗尼莫斯教堂几步之遥。毫无疑问，这栋房子跟她的身份是相衬的：所有新部长中最令人意外的那一位的情人。这栋房子的月租将近一千个比塞塔，这价格对罗萨琳达来说低得离谱，但是对战后的马德里来说已是天价。因为大部分人连肚子都填不饱，为了这笔钱他们甚至愿意被砍掉三个手指。
他们在马德里的生活将跟在得土安一样，各自住自己的房子。他住在外交部旁边一栋乱七八糟的别墅里，她则搬进了新居。但他们仍然尽可能地在一起度过大多数时光。在最终离开之前，在那栋已经空空荡荡、说话都有回声的房子里，罗萨琳达组织了最后一场派对，参加的有少数几个西班牙人、很多欧洲人，还有一些重要的摩尔人，大家都来向她道别。这个女人虽然看起来十分脆弱，却像飓风一样深人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虽然还不知道摆在她面前的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且从欧洲传来的消息也一天比一天令人不安，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些。她不希望带着遗憾离开摩洛哥，因为在这里她曾经那么幸福。她一边跟我们千杯一边承诺，一等她安定下来就邀请我们去马德里，还保证她一定会经常回得土安来看我们。
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在我的非洲生活中如此重要，我必须单独跟她告别。
“在走之前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我说。我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阿拉伯银盒子，锻造成缝纫桌的形状。“以后我不在你身边，每当你需要钉扣子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她高兴地打开盒子。她喜欢一切礼物，不管礼物本身的价值有多么微小。各色细小的线轴、一个极细的别针和小小的针盒，一把看上去像玩具一样的剪刀，还有各种花色的珍珠、骨质和玻璃纽扣，这就是盒子里的内容。
“我更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非常喜欢这个精致的礼物。”她紧紧地拥抱我，“就像那个神奇的阿拉丁神灯，只要一打开盒子，你就会从里面出来。”
我们都笑了。面对离别我们选择了用欢笑掩饰忧伤，因为我们的友谊不应该有一个苦涩的结局。第二天她振作精神，强迫自己保持微笑，带着儿子一起登上了飞向马德里的飞机，而她的那些仆人和家什，正乘坐着一辆军车，在橄榄绿的车篷下一路颠簸着穿过西班牙南部的旷野。但是这种乐观并没能维持多久。就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由于德国拒绝从波兰撤军，英国对德国宣战，罗萨琳达·福克斯的祖国正式加入了后来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
西班牙政府终于在马德里安定下来，各国的外交机构也纷纷回到首都，清洗已经落满灰尘的大使馆大楼，这些建筑因为战火和长期闲置而锈迹斑斑。正当贝格贝尔还在熟悉外交部大楼，也就是以前的圣克鲁斯宮里一个一个黑洞洞的房间时，罗萨琳达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在精心装饰新家的同时，一头扎进了马德里最高级最时髦的社交圈。这里的奢华与讲究令人惊讶，如果说陷落以后的马德里像一片荒芜的黑色海洋，那这个小小的圈子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指甲般大小的孤岛。
若换做另一个性格稍稍不同的女人，也许会选择谨慎地等待，等到她那个位高权重的情人跟身边的权贵们建立起联系后再开始行动。但是罗萨琳达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尽管深爱着她的胡安·路易斯，她也绝不愿意成为一个隐匿在他权势背后默默无闻的情人。她不到二十岁就开始独自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因此，尽管情人的各种关系完全可以为她开启无数的大门，她也毅然决然地再次选择了只身闯荡。她还是釆用了对她来说已经轻车熟路的战略：从旧时异地的老熟人入手，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的朋友，通过朋友的朋友，她认识了新面孔、新的职务和官衔，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名字很长的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邀请信很快就雪片般地飞到她的信箱里来了：招待会、舞会、午宴、鸡尾酒会和狩猎。当贝格贝尔成天待在他那阴冷的办公室里，还没来得及从成堆的公文和积攒下来的繁電事务中抬起头来时，罗萨琳达已经开始深入到当地的社会关系网中，让自己的生活像从前一样忙碌而丰富。
然而，在马德里的头几个月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顺利。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她天生在公共关系中游刃有余，但是唯一没能和她建立起任何友好关系的群体正是她的同胞们。当时的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莫里斯·佩特森，是第一个拒绝与她交往的人。在他的要求下，马德里的整个英国外交圈子的成员都拒绝接受她。他们没有或者是不愿意把她看成一个源源不断的消息源，提供的全部都是来自西班牙政府成员的第一手资料，甚至都不愿意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英国同胞，礼节性地邀请她参加活动或庆祝仪式。他们只把她当做一个令人不快的存在，她跟西班牙亲德政府的部长同居似乎令他们蒙羞，因为对于这个亲德政府，他们伟大的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半点儿要亲近的意思。
那段时间对贝格贝尔来说也是一路荆棘。因为在战争期间一直远离政治阴谋，面对其他久经沙场又有深厚背景的政要时，他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比如说，塞拉诺·苏聂尔。对这位玩弄权柄的塞拉诺，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很少有人真心地对他报以同情。马德里有句俗语就是讽刺他的：“在西班牙有三样东西让我绝望，津贴、长枪党，还有伟大领袖的连襟。”而在塞维利亚，据说人们开玩笑地唱着这样的歌谣：“从下街道走来权力至高无上的先生，以前是纳萨莱诺，现在是塞拉诺。”
随着西班牙和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再加上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那位在访问摩洛哥时对贝格贝尔印象极佳的塞拉诺先生，现在却成了他最大最残酷的敌人。没过多久这位“裙带领袖”就开始煽风点火。英国刚刚对德国宣战，他就知道自己向佛朗哥提名贝格贝尔为外交部长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他开始觉得，这个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是他的，而不该属于那个从非洲来的籍籍无名的陌生人。尽管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尽管多国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但在他看来，贝格贝尔实在不是外交部长的适当人选，因为他并非完全忠实于德国的事业，反而极力主张西班牙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完全无意盲目屈从于来自内政部的任何压力和要求。此外，他还有一个英国情人，那个年轻而活跃的金发女人，自己在得土安的时候曾亲眼见过。反正一句话，他对自己毫无用处。因此，新内阁组建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政府中资历最老、最有权势的部长就开始蠢蠢欲动，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别的部门，像一条贪吃蛇，霸占一切，肆意妄为，随心所欲地插手外交部的事务，不但不征询外交部长的意见，还抓住一切机会对他横加指责，到处宣称他的婚外情会极大地破坏西班牙跟友邦之间的关系。
就在塞拉诺的想法前后矛盾、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完全了解那位保护区前总督的真实状况。在塞拉诺的阴谋设计下，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对他是一位亲英分子深信不疑，因为他对纳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而且还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一个轻浮又善于操纵的英国女人身上。但是那些英国人也同样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是一个亲德分子，因为他属于一个狂热地支持第三帝国的政府。罗萨琳达，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认为他有巨大的潜力去成为改变西班牙政治方向的催化剂，似乎只要他努力，就可以像变魔术一样改变西班牙政府的外交方向。而他，对自己所处的可悲环境了然于胸，却用令人钦佩的心态，把自己看成一个卑微的商人，并且试图让罗萨琳达明白他的真实处境。
“你以为在这个政府中我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带着它向你的国家靠拢？微乎其微，亲爱的，几乎没有。内阁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支持德国，支持西班牙参与欧洲大战，并站在德国一边，我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我们欠德国钱和人情。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远远早于他们选择我来做这个外交部长。你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引向另一个方向？不，亲爱的罗萨琳达，我完全无能为力。在这个新西班牙，我作为外交部长，既不是一个战略家，也不是一个外交上的谈判员，只是一个舶来品的商贩，或者面包市场的小店主。我的职责就是获取贷款、在商业协议中讨价还价，向其他国家提供橄榄油、橘子和葡萄，以换取小麦和石油。就算是这样，就算只为了这些事情，我还得成天在内阁斗争，跟长枪党人斗争，只求他们放我一马，让我能做成这些事。也许我能想方设法弄到足够的物资，让西班牙的人民在这个冬天不会饿死、冻死。但是要想改变政府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我完全没有一点儿办法。”
贝格贝尔的头几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刻面对着内部的和外部的斗争，还要提防那位弄权者的暗箭，他在内阁中越来越孤立。为了不让自己在无尽的烦恼中迷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摩洛哥的回忆和乡愁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是如此想念那个世界，以至于在他外交部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古兰经》，他会不时地用阿拉伯语大声朗诵里面的一些章节，这经常让身边的人愕然。他是多么渴望回到那片故土。部长官邸里堆满了阿拉伯服饰。每天傍晚一下班，他就脱去沉闷至极的灰色三件套西服，换上一件丝绒长袍。有时候他会用摩洛哥人的方式直接用三个手指抓取食物，而且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兄弟。有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勾心斗角和繁重公务后，他终于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于是从那些挤满了人的有轨电车穿过肮脏的街道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中，听到了竖笛和手鼓的韵律，在马德里灰蒙蒙的早晨，在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中，他甚至又闻到了柑橘花、茉莉花和薄荷草的香味，仿佛自己又行走在得土安的摩尔人社区那些抹着石灰的白墙之间，阳光透过细密的藤萝洒下一地碎金；远处传来喷泉的汩汩水声，风吹过甘蔗田，叶子像波浪一样起伏。
他固执地守望着这份乡愁，就像船舶失事时在暴风雨中紧紧地抓住一块小木板，但是塞拉诺的尖刻言辞却阴魂不散地在他身后追赶，随时把他从梦境中惊醒：
“看在上帝的分上，贝格贝尔，别再提什么见鬼的西班牙人都是摩尔人了。难道我长得像摩尔人吗？难道领袖长得像摩尔人吗？别再一遍遍重复你那些胡言乱语了，他妈的我都烦透了！整天都是同样的废话。”
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罗萨琳达虽然锲而不舍地想要贏得佩特森大使的好感，但是在后面的几个月中情况也并没有好转。胜利之年的年底，她在英国同胞中受邀参加的唯一一个活动就是跟其他妈妈一起，陪着自己的孩子围着大使馆的钢琴唱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事情才出现转机。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随即决定大规模撤换英国在西班牙的外交人员。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