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帕克太太会领着你去看那间有两个客厅的房子。你不敢打断她对这间房屋的种种优点的介绍，也不敢打断她对一位曾在这里住了八年的先生之种种美好品质的描述。接着，你会想方设法、支支吾吾地推脱，说你既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听到你这么说，帕克太太对你的态度就会判若两人，叫你以后对自己的父母再也不要抱有同样的感情，你应怪父母疏忽了对你的教育，没有把你培养成适合住帕克太太的豪华房间的那种职业人士。
然后，你会走上一节楼梯，去看二楼上每周租金八美元的阴面房。帕克太太带你看二楼房间时的态度会叫你信服。它们的租金实际上值十二美金，而且以前住在这里的图森贝雷先生一直付的都是这个价，直到他后来去了佛罗里达，接管了他兄弟在棕榈滩附近的柑橘种植园。住在双开间阳面房、有单独浴室的麦金太尔太太每年冬天都要到那个棕榈滩去。在你听了一阵子后，你也许会嘟嘟囔囔地说，你还是想住更便宜一点儿的房子。
如果你能经受得住帕克太太的嘲讽，你就会被带到三楼上去看斯基德先生的大房间。斯基德的房间并没有空着。他整日在里面抽着香烟，写着剧本。可是每一个租房的人都会被领到这间屋子，去欣赏它的门帘和窗帘。在每次有人来过后，斯基德先生担心自己会被勒令搬走，总要支付一些拖欠的房租。
那个时候——噢，那个时候——如果你仍然局促不安地站着，出汗的手在口袋里紧紧地攥着那湿漉漉的三美金，声音沙哑地说出你那叫人鄙视的、令人发指的贫困，帕克太太就再也不会做你的导游了。她会扯着嗓子喊“克拉拉”，临了，一转身就下楼去了。然后，那个黑人女仆克拉拉就会陪着你从铺着地毯的梯子上到顶层，叫你看那间天窗室。天窗室位于房子的中央，宽七英尺，长八英尺，它的两边都是黑漆漆的杂物间和储藏室。
天窗室里有一张铁床、一个脸盆架，还有一把椅子，一个木板架子当作梳妆台。四壁光秃秃的墙形成的狭小空间，叫你觉得好像是在棺材里面。你的手抓着你的喉咙，急促地呼吸着，你抬起头，仿佛是从井底向上看——不由得又会倒抽一口冷气。透过一扇小小的天窗的玻璃，你望到了一小块蓝茵茵的天。
“两美元，先生。”克拉拉会带着半是轻蔑半是特斯基吉式的语调温和地说。
有一天，丽森小姐来到这里找房子。她提着一台与她的瘦弱身体极不相称的硕大的打字机。丽森小姐身材娇小。在她不再长个子的时候，她的眼睛和头发还一直在长，它们似乎总是在对她说：“天啊！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块儿长呢？”
帕克太太领着丽森小姐去看那间有两个客厅的房子。“在这个壁橱里，”帕克太太说，“能放得下一个人体的骨骼模型，或是麻醉剂和木炭等。”
“可是我既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呀。”丽森小姐说。
在帕克太太用那种不信任的、怜悯的、嘲讽的冰冷目光望了丽森小姐一会儿后——对那些没有做成大夫和牙医的租房者，帕克太太总是操着这样的一种目光——带着丽森小姐上了二楼阴面的房间。
“八美元吗？”丽森小姐说，“天呀！我虽然是位年轻的小姐，可我不是海蒂。我只是个贫穷的打工妹。带我看看更便宜、楼层更高的房间吧。”
听到敲门声，斯基德先生赶紧跳了起来，将烟头撒了一地。
“请原谅，斯基德先生，”帕克太太说，看着斯基德先生惊慌失措的样子，她脸上浮现出魔鬼般的笑容，“我不知道你在家。我请这位小姐看看你这儿的窗帘。”
“真是太漂亮了，只是我享受不起。”丽森小姐笑着说，她的笑容宛若天使。
在帕克太太和丽森小姐走了以后，斯基德先生着实忙了一阵子，将他最新创作的剧本（还未上演）中的高个子、黑头发的女主人公删掉，换上了一个身材娇小、头发丰美富于光泽、面容秀丽活泼的女孩。
“安娜·赫尔德准会迫不及待地抢着去演这个角色的。”斯基德自言自语地说，他得意地支起双脚，放在窗帘上，像空中的一个墨斗鱼一样，瞬间就消失在了他喷出的烟雾里。
不久便响起了一声“克拉拉！”这像警钟似的宣布了丽森小姐的拮据的经济状况。一个黑皮肤的女孩跑来，拽着丽森小姐爬上一节阴暗的楼梯，把她推进一间只有其顶端能透进一点儿光亮的拱形小屋，以一种威胁、神秘的语调说：“两美元！”
“我就租这一间！”丽森小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下子躺在了吱吱作响的铁床上。
每天早晨丽森小姐出去工作。每天晚上，她带回一些上面写满了字的文稿，用她的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在晚上没有活干的时候，她就跟其他的房客一起，坐在高高的台阶上。上帝创造丽森小姐的时候，并没有认定她就该住天窗室。她性格活泼开朗，脑子里充满了温馨、奇异的遐想。有一次，她甚至叫斯基德把他的一部伟大的（未发表）喜剧《绝非戏言，或叫地铁继承人》，念了三幕给她听。
只要有丽森小姐也坐在台阶上，其他的房客们就有了一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坐在最高的台阶上的那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是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不管你说什么，她总是回答，“哎哟，真是的！”脸上一副轻蔑的表情。而那位在百货商店上班、每个星期日在康奈岛打活动木鸭的多恩小姐，则是坐在最低的台阶上，一副不屑于搭理人的样子。丽森小姐坐在中间的台阶上，那些男房客们总是很快地围拢到她的身边。
尤其是那位斯基德先生，他虽然没有说出口，可是在他的心里，早已把丽森小姐当作了他个人现实生活之感情剧中的女主角。还有胡佛先生，他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可有丽森小姐在的时候，他准会不时地干咳几声，以引起丽森小姐的注意，好叫丽森小姐劝他戒烟。男士们一致认为丽森小姐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叫人喜欢的女孩”，然而，坐在最高和最低台阶上的那两位女士却仍然是那种对人不屑一顾的表情。
我请求诸位允许我暂停剧情的发展，因为合唱队正大步走向前台，为胡佛先生的肥胖洒下一滴伤心的眼泪，为脂肪的悲哀、臃肿的不幸、肥胖的灾难，唱起一首悲歌。如若情场的得意与否取决于体重的话，那么福斯塔夫就可能要远远地胜过消瘦的罗密欧了。情人可以唉声叹气，但却不可以肥胖得气喘吁吁。胖子是归摩墨斯调侃的。腰围五十二英寸以上的人，任凭你如何忠于爱情，也是枉然。去你的吧，胡佛！四十五岁，红脸膛，一副蠢样的胡佛，可能把海伦拐走。但四十五岁，红脸膛，一副蠢样，满身肥肉的胡佛，却只能是一具无用的臭皮囊罢了。
一个夏日的傍晚，在帕克太太的房客们就这样坐着的当儿，丽森小姐抬眼仰望着苍穹，突然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她高兴地说：“唷，那不是比利·杰克逊吗！我在这里竟然也能看到它。”
大家都抬头去看，有的看着摩天大楼的窗户，有的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一架由一个叫杰克逊的人驾驶的飞船。
“就是那颗星，”丽森小姐向天空伸出她纤细的手指，跟人们解释着，“不是那颗一闪一闪的大星星，是它旁边的那颗发着蓝光的星。每天晚上，我都能从我屋里的天窗看到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比利·杰克逊。”
“哟，是真的吗？”朗纳克小姐说，“我以前真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天文学家呢，丽森小姐。”
“噢，是的，”看着那颗小星星的丽森小姐说，“我就像那些天文学家一样，知道火星人明年秋天会流行什么样款式的衣服。”
“哟，是真的吗，”朗纳克小姐说，“你所指的那颗星是仙后星座里的伽玛星。它的亮度和二等星差不多，它的子午线程是——”
“哦，”那位非常年轻的埃文斯先生说，“我觉得叫比利·杰克逊这个名字要好听得多。”
“我同意，”胡佛先生喘着粗气，反对着朗纳克小姐，“我认为丽森小姐像以前那些年长的占星者们一样，有给星星起名字的权利。”
“哟，真是这样吗？”朗纳克小姐说。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是颗流星，”多恩小姐说，“星期天我在康奈岛的游乐场里打枪，打了十枪，九枪打中了鸭子，一枪打中了兔子。”
“从这里看它，不是那么清楚，”丽森小姐说，“你们应该在我的屋子里看。你们知道，从井底下甚至是白天也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到了晚上，我的房间就像是煤矿的一个竖井，从那里望出去，比利·杰克逊就像是黑夜女神扣在她睡衣上的一个钻石别针。”
之后有一段时间，丽森小姐不再把多得吓人的材料拿回家来打了。她早晨出门以后，不是去工作，而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上门去找活，可是各家的办事员们都是傲慢地传达着他们老板的旨意，他们冷冰冰的拒绝叫她的心都快要凉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
有一天傍晚，丽森小姐筋疲力尽地爬上帕克太太家的台阶。她平时从饭店吃过晚饭回来，也就是这个时间。可是今天她却是饿着肚子的。
丽森小姐刚进到门廊，就被胡佛先生撞上了。胡佛先生抓住这个机会，请求丽森小姐嫁给他，他肥胖的身躯像一座快要发生雪崩的雪山，向她压了过来。丽森小姐躲了一下，碰到了楼梯的栏杆上。胡佛先生想要抓住她的手，她抬起手，有气无力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她抓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往上挪。她经过了斯基德先生的门前，斯基德先生正在用红笔修改着他那部（没有被接受的）喜剧作品中为剧中女主角梅特尔·德洛姆（也就是丽森小姐）写的舞台说明：“女主角应该是从舞台左角旋转到伯爵身边”。最后，她终于爬上了铺着地毯的梯子，打开了天窗室的门。
丽森小姐没有力气去点灯，也没有力气脱掉衣服。她一下子倒在了铁床上，她瘦弱的身体几乎不能给这张破旧的弹簧床上弄出压痕。在这间像地狱一般阴森的天窗室里，她慢慢地抬起滞重的眼帘，微微地笑了。
因为比利·杰克逊正透过天窗，把它安详、明亮和恒久不变的光儿洒在她的身上。她好像已经远离了人世。她跌入到一个无底的黑暗的深渊，唯有她怀着遐想命名的这颗星四周聚起的晕光，徒劳地陪伴着她。看来，朗纳克小姐是对的：这颗星就是仙后星座的伽玛星，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比利·杰克逊。然而，她还是不能把它当作伽玛星。
躺在床上，她曾试着两次抬起她的手臂。在第三次，她终于把两根又细又瘦的指头放到了唇上，在黑暗的小屋里冲着比利·杰克逊送去一个飞吻。随后，她的胳膊无力地落了下来。
“再见了，比利，”她用微弱的声音呢喃着，“你远在几百万英里之外，你甚至不会向我眨一下眼睛。可是，当我在这里只有黑暗相伴的时候，你总是待在我能看到你的地方，给我以慰藉，难道不是吗？……几百万英里……再见了，比利·杰克逊。”
克拉拉，那个黑人女孩，在第二天早晨十点钟的时候，发现天窗室的门仍然紧闭着，她叫来人一起撞开了房门。大家用生醋熏，给她闻烧焦了的羽毛，拍打她的手腕，都不能叫她苏醒过来。于是，有人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很快，救护车就鸣着响笛驶来，倒到了门前，一位穿着亚麻布白大褂的年轻医生从车上跳下来，快步登上台阶，他动作敏捷，自信的表情既严肃又不乏温柔。
“四十九号叫的救护车，”医生简短地说，“是谁病了？”
“哦，是个姑娘，医生，”帕克太太没有好气地说，好像因这件事给她家里带来的麻烦，才是更大的麻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了。我们谁也不能把她弄醒。她叫埃尔西小姐——噢，对了，埃尔西·丽森小姐。在我的家里，还从来没有过——”
“在哪个房间？”这个年轻的大夫吼了起来，帕克太太从来没有见过哪位医生有这么大的火气。
“天窗室。它在——”
急救医生显然熟悉天窗室的位置。他一步四个台阶地冲了上去。帕克太太只是缓缓地跟在后面，她要保持她的尊严。
帕克太太刚上到第一个楼梯口，就碰上大夫抱着丽森小姐下来。大夫停了一下，跟她说了些什么，虽然声音不大，可是却像他手中的解剖刀一样的犀利。帕克太太的身体渐渐地瑟缩了回去，就像是展展地挂着的衣服从钉子上滑落下来。从那以后，在她的心里就有了解不开的疙瘩。好奇的房客们有时候会问她，医生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不要再提了，”帕克太太会这样回答，“如果听了他的那番话，我就能得到宽恕，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医生抱着病人大步流星地穿过好奇、来看热闹的人群。在他经过时，人们都感到了些许的羞愧，不由得向后退着，因为医生脸上的表情，像是抱着他已逝的亲人。
人们注意到，他并没有把病人放在车上早已准备好的担架上。他只是跟司机说了句：“快点开车，威尔逊。”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它像是个故事吗？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它的最后一句话也许能帮助你（正如它帮助了我一样）理出这些事件的内在联系。
这条新闻上说，贝尔维尔医院接收了一位来自东街四十九号的年轻姑娘，她因饥饿导致身体的虚脱。它在结尾写道：
“是威廉·杰克逊那位救护车上的大夫，负责该病人的治疗。他说，病人不久便会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