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处范围不大的地块，那里的街道交错纵横，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的细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离奇古怪，弯弯曲曲。有时一条街道自己本身就会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个艺术家曾经发现这里可能会存在的一种情况。想象一下，有个采集者拿着钱，去买颜料、纸张和画布，在街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处，没有花掉手中的一分钱，那才有意思呢！
不久，搞艺术的人就纷纷来到这个奇特的古色古香的格林尼治村，在这里到处寻觅着租房子。他们要找那种有朝北的窗户、有18世纪的尖顶山墙和有荷兰式的阁楼的住房，而且租金要低廉。在这里安顿下来后，他们从第六大道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几个火锅。渐渐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艺术区”。
在一座楼层低矮的砖房建筑的顶楼上，苏艾和琼西合租下了她们自己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认识的。两人很快就发现，她们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调拌菊苣色拉，还是在衣服的式样上，情趣都非常一致。于是两人就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那还是五月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漠、无形的生客（医生管他叫肺炎）游荡徘徊在这一地区，用他冰冷的手指在这里触到一个，又于那里带走一个。在华盛顿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个施虐者更是肆无忌惮，一下子就夺走了几十个人的生命。不过，在西部这边，在这迷宫似的长满青苔的曲径小巷里，他却放缓了他的脚步。
肺炎先生可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脸上已没有了血色的纤弱女子，本不该是这个有着红红的拳头、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看得上眼的猎物。然而，他却袭击了弱不禁风的琼西。现在的琼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上过漆的铁床上，通过荷兰式的小窗户，她的眼睛望着对面砖房的光秃秃的外墙。
一天早晨，那个到处出诊忙碌着的大夫叫苏艾跟着他来到门厅，他扬了扬他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说：
“依我看，她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了。”大夫往下甩着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那一成的希望就是她有想活下去的意念。如果一个人想着要去照顾殡仪馆里的生意，所有的医药都会失去效用的。你的这位朋友似乎已经确信，她已经不会好起来了。在她心里，有她特别牵挂的事情吗？”
“她——她想着有一天能到那不勒斯海湾写生。”苏艾说。
“画画？——那不行！在她的心里，有没有特别值得她怀念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苏艾说，嘴里像含上了一片单簧口琴，“一个值得她珍爱的男人——可是，喔，没有，医生。她心里没有那样的男人。”
“哦，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我会竭尽我的所能，做我的医术可以做到的一切。但是，每当我的病人开始计算起她葬礼上出殡马车的数量时，我就得把医药治愈的可能性减掉百分之五十了。如果你能够叫她对冬季的新款大衣袖口的式样有了兴趣，我就敢说，她的治愈不是有一成而是有五成的希望了。”
在医生走了以后，苏艾回到了工作室，大哭了一场，直到把一块餐巾哭得湿漉漉。临了，她拿着画板，哼着爵士乐的调子，打起精神，走进到琼西的房间。
琼西面朝着窗户，纹丝不动地躺在被子里面。苏艾想她一定是睡着了，停止了哼着的曲子。
苏艾架好画板，开始为一家杂志社的短篇小说画起钢笔画的插图。年轻的艺术家们必须通过为杂志上的故事做插图，来为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铺平道路。正像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通过为杂志写小说，来为自己铺平文学的道路一样。
苏艾正在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上一条人们在马匹展览会上见过的那种很别致的马裤和一只单片眼镜。突然，她听到一阵低弱的声音，在重复地说着什么。她赶快走到床边，看到琼西正睁大着眼睛，望着窗外，一边在倒数着什么。
“十二，”琼西数着，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然后“十”，“九”，然后是“八”“七”几乎是同时被数了出来。
苏艾焦急地瞧向窗外，想看看琼西到底在给什么数数？外面进入眼帘的，只有这个凄清荒凉、光秃秃的院子，还有远在二十码之外的对面那座房子的砖墙。一棵已经历了不少岁月、盘根错节的常春藤，攀附在半墙上，根部已经枯萎。萧瑟的秋风吹落了它的叶子，现在它的枝条几乎是光秃秃地覆在剥落的砖墙上。
“你在看什么呢，亲爱的？”苏艾问。
“六，”琼西声音低低地数着，“现在，它们掉得更快了。三天以前，还几乎有上百个呢。数得时间长了都会觉得有点头疼。但是，现在容易数了。又落下了一个。眼下只有五个了。”
“五个什么，亲爱的。”
“五个叶子。常春藤上的。当最后的一片叶子也落下来后，我也要去了。我知道会是这样的，三天前我就知道了。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愚蠢的话，”苏艾怀着疼爱和责怪说，表现出完全不屑于相信的样子，“老常春藤的叶子跟你的病好起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个调皮的孩子，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是很爱这棵常春藤的。别说傻话了。噢，今天早晨，大夫还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好了——他是怎么说来着——他说你的病有九成的把握好起来。喔，这机会够大的了，简直就跟我们在纽约乘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随处可见的新建筑那么容易。好了，你试着喝点儿汤吧，让苏艾我也好再去画她的画，这样才能把画卖给编辑先生。然后用这钱给她生病的朋友买红葡萄酒，给贪吃的她自己买点儿猪排。”
“你再也无须给我买葡萄酒了，”琼西说，眼睛盯着窗户外面，“又凋零了一片。不，我不想喝什么汤。现在就剩下四片了。我希望看到最后的一片叶子在天黑以前飘落下来。然后，我也就该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艾俯下身子对她说，“在我画完之前，你能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去看窗外吗？我明天就得交上这些插图。我需要光亮，要不我早就拉下窗帘来了。”
“你不能到另外的一间屋子里画吗？”琼西淡漠地说。
“我想要待在你的身边，”苏艾说，“另外，我也不想叫你总是看着那几片倒霉的常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了就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宛如一个倒下的雕像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因为我想看着最后的那片藤叶掉落。我等得已经有些疲惫了，也懒得再去思考。我想撒手人寰，像这些已经枯萎的藤叶一样，向下飘啊，飘啊！”
“试着睡上一会儿吧，”苏艾说，“我得下去一趟，把贝尔曼叫上来，让他给我做模特——扮一个隐居多年的老矿工。我去去就来，你不要动，我很快就回来。”
贝尔曼是住在她们楼下的一位老画家。他六十岁了，留着长胡子，像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那样，卷曲的胡子一直从萨提尔似的脸上顺着他小鬼一样的身躯垂落下来。贝尔曼在绘画上并不成功。他从事画画四十年了，却没有能够触摸到艺术女神衣裙的边儿。他总是在打算着画出一幅令世人惊讶的杰作，可是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动笔。这几年来，他除了偶尔涂抹几笔商业广告之类的东西外，没有创作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他通过给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做模特，挣得一些收入，这里的年轻艺术家们雇不起专业的模特，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他常常酗酒，醉了就谈论他即将问世的杰作。对别人，他是一个很凶的小老头，抓住别人的软肋，就死命地嘲讽，而对住在他上面的这两个年轻的女艺术家，他却把自己看作是她们俩的保护神。
苏艾在一层他的黯淡、狭小的屋子里，找到了贝尔曼，闻到了他浑身浓烈的杜松子酒味。在屋子的一角，立着他的画架，画架上面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这画架和画布立在那里已经二十五年了，一直等待着他画出他的杰作的第一个线条。苏艾把琼西荒唐的想法告诉了贝尔曼，还把自己的担心也告诉了他，生怕琼西一旦失去了对世界的最后一丝儿牵挂，弱不禁风的她真的会像一片叶子那样凋零、飘逝。
老贝尔曼红红的眼睛里淌着泪，听到这样荒唐的想法，他带着轻蔑和嘲讽大声地喊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世界上真有人蠢到这种地步，因为叶子从藤上掉完了，就想到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不，我不给你当模特了，不做这个糊涂虫的隐居的矿工了。为什么你会让这样一些愚蠢的念头进到她的脑子里呢？啊，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得了病，身体太虚弱了，”苏艾说，“一直不退的高烧烧得她迷迷糊糊，叫她满脑子都是古怪的想法。好了，贝尔曼先生，如果你不愿意做我的模特，那就不必了。不过，我觉得你真是个讨厌的老——老啰唆鬼。”
“你怎么这么唠叨！”老贝尔曼不耐烦地嚷起来，“谁说我不做你的模特了？走吧，我这就跟你走。这都快半个钟头了，我一直说我愿意做你的模特。唉！像琼西小姐这样的好人，真不该躺在这样的地方生病。等我创作出一幅杰作，我们就离开这里。是的，离开这里。”
当他们俩走上楼的时候，琼西正在睡觉。苏艾把窗帘拉了下来，接着招手叫贝尔曼跟她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有些不安地偷眼瞥着窗外的那棵常春藤。临了，有一会儿，他们俩相互望着对方，谁也没有吭声。外面，连绵的冷雨夹杂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他那件破旧的蓝衬衫，把茶壶倒过来当作岩石坐在上面，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当苏艾睡了个把小时醒来的时候，她看到琼西正睁大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遮得严严实实的绿窗帘。
“把帘子拉起来，我想看看窗外。”琼西用命令的口吻小声地说。
无奈的苏艾只好照着做了。
可是，看呀！在刮了一整夜的狂风，下了一整夜的大雨之后，在对面的砖墙上竟然还挂着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这是附在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了。在靠近叶柄的地方，它依然是深绿色，尽管在其锯齿形的边缘处已经枯萎发黄，这片藤叶还是傲然长在一条离地约二十英尺高的枝条上。
“这是最后的一片了，”琼西说，“我本以为它昨晚会掉落的。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它今天就要掉下来了，同时我也会跟着去了。”
“亲爱的，啊，亲爱的！”苏艾喊着，一边把她憔悴的面庞也伏在了枕头上，“就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也得为我想想啊。你去了，我怎么办呢？”
但是琼西没有回答。世上最孤寂最悲凉的，莫过于已决意要走上那条神秘而又遥远的死亡旅程的心灵了。当对朋友的牵挂，对人世的眷恋都一个个地离她而去的时候，那种古怪的想法似乎更是牢牢地占据了她的身心。
白天过去了，甚至透过朦胧的暮色，她们俩仍然能够看到那片孤零零的叶子还紧紧地依附在藤枝上。随着夜晚的到来，猛烈的北风又刮了起来，寒冷的雨滴拍打着窗户，从荷兰式的低矮的屋檐上哗哗地倾泻着。
第二天天刚亮，去意已决的琼西就叫苏艾把窗帘拉开。
那片藤叶还挂在那里。
琼西躺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它。临了，她喊来了正在煤气炉子上熬着鸡汤的苏艾。
“我不是个好女孩，苏艾，”琼西说，“于冥冥之中，上天将最后的一片叶子留在了那里，好叫我看到我自己做得多么不好。想着死去是一种罪孽。你现在给我端一点鸡汤来，再拿些掺红葡萄酒的牛奶好吗？还有——不，还是先给我拿一个小镜子，然后放些枕头垫在我身子的周围，我想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琼西又说：
“哦，苏艾，哪一天我想到那不勒斯海湾去写生。”
下午医生来了。在医生临走的时候，苏艾找了个理由跟医生一块儿来到门道里。
“现在，她有了一半的机会了，”医生握着苏艾的瘦瘦的发颤的手指说，“再加上好的照料，适当的营养，你就成功了。现在，我必须去看楼下的另外一个病人了。他的名字叫贝尔曼，我想，他也是个画家吧！他也得了肺炎，他是个身体虚弱的老人，经不起这一打击。他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好让他能舒服一点儿。”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的努力成功了。现在只要加强营养和照顾——不久，她就会痊愈了。”
那天下午，苏艾来到琼西的床前，看到她正在闲适地编织着一件天蓝色的羊毛披肩，苏艾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和她身边的枕头。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苏艾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因肺炎去世了。他得肺炎只有两天的时间。在前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的门房发现他痛苦无助地待在他楼下的屋子里，他的鞋子和衣服都被冰凉的雨水浇透了。人们想象不出，他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人们找到了一盏灯笼，还没有熄灭，发现一架梯子挪离了它原来的位置，还看到一些散落的画笔和一个调色板，里面调配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你快看看窗外那攀附在墙上的最后一片藤叶。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那片叶子为什么会在刮风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呢？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在最后一片藤叶掉下来的那天晚上，他将它画在了砖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