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你谈论的东西——他们留下的那些——是二零零二年八月出现在我的公寓里的。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我帮葆拉·罗伯逊修空调后不久出现的。回忆常常需要一个标记，而我的标记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书插画家，长得挺好看——见鬼，何止好看，她是个大美女——丈夫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对于这种真正能帮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强调自己已婚的女士——排忧解难的事，男人的记忆力总是很好的；因为这样的机会也确实不多。现在的世道，骑士行为通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当天午后，我下楼散步时，看见她一脸沮丧地站在大堂里。我跟她打了个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问的客套话，她却气冲冲地问我物业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会忧郁，就算物业也会度假；况且，八月本来就是适合旅游的好时光啊。在八月的纽约（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医师、潮人艺术家和物业管理员都是珍稀物种。
她没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听出了我对汤姆·罗宾斯的引用——说话晦涩是阅读课给我的后遗症。她说或许八月真的是个去海角或火岛旅游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间热得快着火了，空调却一丝风都没有。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看一看。我还记得她当时看我的眼神——那双冷静的灰色眼眸将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样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许多东西。我也记得自己对她的疑问付之一笑：你安全吗？那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不是《洛丽塔》——稍后，有时是在凌晨两点，我倒是会想起《洛丽塔》——而是那部劳伦斯·奥利弗临时起意给达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术的电影，里面，他不停地问后者，安全吗？
我安全得很，我说，我有一年没攻击过妇女了。以前，我一周攻击两三个，不过心理治疗还是起作用了。
这是个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来就处于无所顾忌的情绪中。一种夏天的情绪。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罗伯逊，她说。她伸出的是左手，并不合乎握手的惯例，但黄色的金属小圈正套在那只手的手指上。我认为她是故意的，你怎么想？但她告诉我她有个做进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后的事了，是在换我向她寻求帮助的那天。
电梯里，我提醒她别对我期望太高。不过，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纽约征兵暴动的内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发明过程中的有趣轶事，甚至寻找关于电视遥控器之社会影响的名人言论——据我的浅见，电视遥控器是过去五十年最重要的发明——我绝对是不二人选。
那么说你是研究人员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缓慢而摇晃的电梯里往上升时，她这样问我。
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但并没有告诉她我其实还是个新手，也没有让她叫我斯科特，那样肯定又要吓到她了。我当然也没有告诉她我正在试图忘记有关农业保险的一切。没有对她说，事实上我正在试着忘掉许多事，包括一些人。
你看，或许我正试着忘记，但我还能记住很多。我想，当你刻意去忘记时总是这样，有时是越想忘记反倒记得越清楚。我甚至还记得某位南美小说家——就是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说过的话。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过：婴儿时，我们的第一个胜利来自于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们母亲的手指。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抓住了我们，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尔赫斯说的吗？也许是他。也有可能是马尔克斯。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让她的空调再次开始运转，冷气从排风口吹出来时，她立刻高兴起来。我还知道，关于认识倒转、我们终究会意识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话是对的。或许，物把人变成了囚徒——梭罗无疑是这样认为的——可它们也使我们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不管梭罗怎么看，我相信这笔交易是合算的。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而现在，我不确定了。
我知道的另外一点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二零零二年八月末，离天塌下来一角，将我们的一切永久改变的那场灾难过去不到一年。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挂他的“好撒马利亚人”甲胄战胜可怕的空调后又过了一周。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买了一盒软盘和一令纸。我欠一个人四十页关于宝丽来相机发展——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有趣得多——的背景资料。回家后，我发现在门厅通常放置未付账单和未归还图书催缴单的小桌子上，赫然放着一副镜片非常特别的红框太阳镜。我立刻就认出了它，顿时气力全无，浑身瘫软，手中的购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门边，瞪着那副太阳镜，试着平复呼吸。要是身后没有倚靠的东西，我相信自己会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昏倒在地——那类半夜出现吸血鬼的故事。
我被两种相关却不相同的感情同时击中。第一种，类似在做某件永远无法解释的事时知道自己将被捉住的那种可怕的罪恶感。说到这里，我想起十六岁时发生的——或者说差点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妈妈和姐姐去波特兰购物，所以我本该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体裹了姐姐的一条内裤。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图片，都是我从车库里找到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很可能是这栋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阁楼》和《画廊》杂志。就在那时，我听到了汽车驶过车道的声音。绝对没错，是她们俩回来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开始往车窗外呕吐，所以她们只开到波兰泉就掉头回来了。
我看着眼前的情景：图片扔了一床，衣服丢在地上，左手还有一堆粉红泡沫。我记得力气从身体溜走，虚弱随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觉。妈妈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来帮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记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我被抓住了。以后这辈子只要想到我，她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会是‘枪手斯科特’。”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求生的欲望总会插一脚，我当时的情况便是如此。也许会被捉个现行，我想，但至少要试着挽救自己的脸面。我把图片和姐姐的内裤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却速度飞快地套上衣服，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以前看过的一个疯狂的游戏节目《争分夺秒》。
我还记得下楼后，妈妈摸摸我涨红的脸，露出担心的神情。她说：“不会你也生病了吧？”
“有可能。”我心情不错地回答。直到半小时后，我才发现裤子拉链忘了拉了。幸运的是，佩吉和妈妈都没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场合，她们一定会问我是不是有出售热狗的执照，在我成长的家庭里，此类玩笑是被视为机智的。而那天，她们一个生病了，另一个担心得无暇玩幽默。于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谢天谢地。
八月的公寓里，紧随第一阵情感波澜而来的情绪要简单得多：我认为自己神志不清。因为那副眼镜不可能在那儿。绝对不可能。绝不。
然后，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东西，一件我同样确定半小时前离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时——我一向是随手锁门的——肯定不在这里的东西。小厨房和起居室之间的角落里出现了一根球棒，从商标上看是＆B牌的。虽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后面印着什么：理赔调查员。这几个字是用烙铁尖烫上去再涂成深蓝色的。
又一种情绪向我袭来：第三波浪潮，是一种超现实的错愕感。我并不相信鬼魂，可我确信自己当时的样子肯定像是刚刚撞见一个。
我的感觉也像是刚刚见了鬼。的确如此。因为那副眼镜理应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了。克里夫，法雷尔的理赔调查员也是。
“棒球对我灰常灰常好”，有时，克里夫会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挥舞球棒一边说，“保险灰常灰常坏。”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娅·迪亚米克的太阳镜退回到电梯里。我把眼镜举到身前，就像抓着放假一周回家后在地板上发现的某个恶心玩意儿——一块腐烂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么的。我想起曾和一个叫沃伦·安德森的人谈到过索尼娅。他把所见告诉我时，我心里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当时我们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离天塌下来已经过了六周。谈到她之前，我们举杯庆祝自己没死。
那种事情似乎总也难以忘怀，不管你是否想要记得它们。就像一段反复萦绕在你脑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点，你起床小解，站在马桶前，头脑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话就突然钻了进来：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和沃伦的交谈中，他曾经问我是否记得索尼娅那副滑稽的太阳眼镜，我回答说记得。我当然记得。
下了四层楼后，我看见门卫帕德罗站在凉棚下，正与联邦快递的快递员雷夫聊天。帕德罗向来严厉，不让快递在大楼前驻留——他遵循七分钟原则，并有怀表为标准，巡警为帮手——可他跟雷夫关系不错，两人有时会站个二十分钟，头抵在一起聊些纽约城的老派话题。政治？棒球？亨利·大卫·梭罗的福音书？我不知道，也毫不在乎。把文具拿上楼时他们就在，我失魂落魄地下楼来后他们还在。我，斯科特·斯特利发现了现实的微小漏洞，虽然小，却不容忽视。看到他们俩还在就够了。
我走上前，抬起握着太阳镜的右手，举到帕德罗眼前。
“你把这东西叫做什么？”我连招呼都不打，直接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他不解地瞪了我一眼才回答：“我为您的粗鲁而吃惊，斯特利先生。”然后低头看着我的手。他长时间没说话，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他什么都没看见，因为本来那东西就不存在。我的手向前伸着，像在玩角色互换，等着他给我小费。我的手中实际上空无一物。一定是这样，必须是这样，因为索尼娅·迪米亚克的太阳镜已经不存在了。索尼娅的滑稽眼镜早就消失了。
“这是太阳镜，斯特利先生，”帕德罗终于开口说，“还能有别的名字吗？要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快递员雷夫显然对此更有兴趣，从我手中拿过眼镜。看到他拿着眼镜，几乎研究般地打量它，我不由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有个人不偏不倚地挠到了你两片肩胛骨间的痒处。他从凉棚中走出来，把眼镜对着太阳，阳光在那两片心形镜片上洒下星星点点的亮光。
“看上去像杰瑞米·艾恩斯演的那部黄片儿里的小女孩戴的。”
听到这句评论，尽管心情沮丧，我还是不由得笑了出来。在纽约，就连快递员都是影评家，这也是这座城市让人热爱的地方之一。
“没错，《洛丽塔》，”我说着把太阳镜拿回来，“只不过心形太阳镜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那版里面的。当时杰瑞米·艾恩斯还在到处晃悠呢。”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在乎。我再次感到头晕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种。这次不是。
“那部电影里的变态是谁演的？”雷夫问。
我摇摇头。“我要是现在能想起来才怪了呢。”
“请别介意我实话实说，”帕德罗说，“你看上去很苍白，斯特利先生。你生病了吗？也许是感冒了？”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说。我拿着她的内裤，边看四月小姐的照片边手淫的时候，差二十秒就被逮个正着。可是我没有被逮住。那次没有，911也没有。糊弄住你们了，再次逃脱。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伦·安德森告诉我，事发当天上午，幸亏他在三楼停下与一个朋友讨论扬基队的赛况才免于一死。我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什么情况，但从各种灾难中侥幸逃脱似乎已经成了我的特点。
“我没事儿。”我回答帕德罗。虽然不是实话，但知道自己并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娅的太阳镜的人还是让我稍微好过了些。如果这副太阳镜真的存在于世上，很可能克里夫·法雷尔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是那副太阳镜吗？”雷夫突然以一种尊敬并随时准备好大吃一惊的口气问，“是第一部《洛丽塔》里面的太阳镜吗？”
“不是。”我说着把镜架折了起来，就在这时，库布里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来：苏·莱思。可到底是谁演的那变态，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只是个便宜货。”
“那么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雷夫又问，“否则你干吗特意跑下来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里了。”
没等他们再次发问，我便上了楼，四处查看，希望不要再发现别的东西。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太阳镜和一侧烫有理赔调查员的球棒，还有一块豪伊牌爆笑放屁垫、一个海螺壳、一个嵌在合成树脂方块里的钢币和一个上面坐着爱丽丝的陶瓷蘑菇——红色的带着白斑点。放屁垫是吉米·伊格尔顿的，每年圣诞派对上都会被大家拿来大玩特玩。陶瓷爱丽丝原来是放在莫琳·汉农桌上的——她曾告诉过我，那是她祖母送给她的礼物。莫琳有一头及腰的美丽银发，在商务环境下很少看到那样的发型，但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觉得自己够资格自由处理发型。我对海螺壳和钢币都有印象，只是记不得是在谁的隔间——或办公室——里了。可能以后会想起来，也可能想不起来。莱特贝尔保险公司有太多隔间和办公室了。
海螺壳、蘑菇和树脂方块整齐地放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上。放屁垫——我认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马桶水箱上，挨着最新一期的《斯班克农业保险简报》。我记得告诉过你们，农业保险曾经是我的专业，我知道里面所有的门道。
那么，这件事背后到底有什么门道？
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烦，需要找人谈谈时，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给家人，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在我两岁、姐姐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妈却不是个能将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坚强地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还在家里经营邮购订单交换所的生意。我相信，这个商机是她一手创造出来的。她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尽管后来她告诉我，刚开始的一年十分艰难。老太太抽烟抽得像烟囱一样凶，四十八岁时便因肺癌去世。如果她能多活个七八年，很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百万富翁。
姐姐佩吉现在住在克利夫兰，在那里为玫琳凯化妆品、印第安人职业棒队工作过，并接受了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义。当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说的顺序。如果我打电话告诉老佩吉说在公寓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她一定会建议我跪下来向耶稣祈祷。可是，不管这么想正确与否，我真的觉得在这件事上耶稣帮不了我。
我还有人数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亲，但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联系。基利安一家——我妈那边的亲戚——从来就没有大家庭团聚的念头。生日和圣诞节时寄张卡片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完成联系家人的义务，若是情人节或复活节也收到卡片，就绝对是意外惊喜。圣诞节时致电某位表姐或是她打过来，我们都会嘟囔着“不久的将来”找时间团聚的废话，然后同样如释重负地挂断电话。
另一个选择很可能就是邀请某个好友来喝一杯，给他说说具体什么麻烦，再问他有何建议。可我小时候就是个害羞的男孩，长大后是个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单打独斗——纯粹是自己喜欢这样——因此也没能把同事发展为朋友。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几个朋友——比如索尼娅和克里夫·法雷尔——可是他们死了，这个选择也就免谈了。
我想，要是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个，一点心理诊疗费我还负担得起。也许，在某个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上几次——可能四次就够——应该足够让我解释清楚事情经过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四次诊疗要花我多少钱？六百美元？要么八百？那些钱换来心里轻松也值得。可能还会有额外收获。旁观者或许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问题给出简单而合理的解释。我的思维中，公寓和外界之间那扇上了锁的门似乎已经打败了大多数解释，但那毕竟是我的思维；会不会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也是问题所在？
我都计划好了。第一次诊疗，我会解释事情的经过。第二次，把相关的物品带过去——太阳镜、树脂方块、海螺壳、球棒、陶瓷蘑菇和永远流行的放屁垫，就像在文法学校里那样做个小小的展示和介绍。剩下的两次谈话中，我和租来的朋友可以找出扰乱我生活的罪魁祸首并拨乱反正。
我用了一个下午翻看黄页、拨打电话，最后终于明白了：不管理论多么美妙，心理诊疗事实上并不可行。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约诊的信息是一位前台说尧斯医生或许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见我。她还暗示就算那样，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挤进预约表。其他诊所则根本一点希望也不给我。我联系了六个纽瓦克的心理咨询师、四个怀特普来恩斯的，甚至还给一位昆斯的催眠师打了电话，结果还是一样。对于纽约市——更别提保险业——来说，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队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那个在电话线上浪费掉的下午却足以说明，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尽管心理诊疗师们并不希望如此。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会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拿号排队。
那些东西放在房里我也能睡觉，可是睡不好。我听见它们对着我低语。有时，直到半夜两点我还无法入睡。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认为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对于公司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头漂亮长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莫琳·汉农。我还会想到圣诞派对上挥动着吉米·伊格尔顿著名的放屁垫的人们。我早先说过，与新年缩短了两三杯酒的距离后，放屁垫就会成为人们最喜欢取乐的玩意儿。我想起布鲁斯·梅森问我觉不觉得那东西看上去像小精灵用的灌肠袋——“小精灵。”他说——然后，经过思维的联想过程，我终于想起他就是海螺壳的主人。
当然就是他，蝇王布鲁斯·梅森。沿着关联的食物链再走一环，我记起了杰瑞米·艾恩斯还在晃荡时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样：詹姆斯·梅森。记忆是只狡猾的猴子；有时它会吃你喂的香蕉，有时则不会。所以，尽管当时并没多想，我还是把太阳镜拿到了楼下。我想要的只是证实。乔治·塞费里斯不是有首诗里问这些是死去朋友的声音，或只是留声机？有时候，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你必须向他人求证的问题。或者……听我说下面这件事。
八十年代后期，我即将结束与酒精长达两年的苦恋。某天，我坐在书房的桌边睡着了，半夜才醒过来。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就在那时，我看见有人影在晃动。第一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判断——就是遇上了入室抢劫的瘾君子，他颤抖的手里一定还拿着从某个当铺里买来的廉价点三二手枪。我伸出一只手开灯，同时用另一只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个重东西来防身——任何东西，哪怕是放我妈妈照片的银相框都行。灯亮了，我才发现是自己吓了自己。我正看着房间另一边镜子中的人：眼神惊恐，一半衬衫从裤腰中掉了出来，后脑勺上的头发还立着。这副样子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不过同时也松了口气。
我希望，眼下这桩事情的真相也是如此。我希望它是镜子，是留声机，甚至是某个人的恶劣玩笑——或许是某个知道我九月的那天为什么没去上班的人。但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放屁垫就在那里，真真切切地待在我的公寓里。我的拇指能摸到爱丽丝陶瓷鞋子上的搭扣，我的手指能抚过她黄色的陶瓷头发。树脂方块里硬币的日期，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某年七月，布鲁斯·梅森，又称海螺人，又称蝇王，把他的粉红色大海螺壳拿到了公司在琼斯海滩举行的聚会上。他吹着海螺壳，召集大家参加以热狗和汉堡为主菜的野餐欢宴。他还想教会弗雷迪·劳恩斯怎么吹。可弗雷迪最好的表现也不过是发出一连串虚弱的喇叭响，就像……呃，像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每个相关联的链条组成一条项链。
九月快过完的时候，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方法，简单到我都不敢相信为什么自己早没想到。说到底，我干吗要守着这堆不受欢迎的垃圾不放？为什么不扔掉它们？我又没有看管它们的责任；这些东西的主人以后也不会过来把它们拿走。我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夫，法雷尔的脸是在一张海报上，而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后一张此类海报就被揭走了。人们普遍感觉——虽然没有明说——那些家庭自制的海报会吓跑重新溜回欢乐之城的游客们。大多数纽约人都认为那场灾难是可怕的，但美国仍然是美国，而马修·布罗德里克在《金牌制片人》中也就只能露那么长时间的脸。
当晚我吃的是从两个街区外一家喜欢的中餐馆买来的菜。我的计划是像往常一样，边听查克·斯卡伯勒解读世界边吃晚饭。正是看着电视的时候，我突然顿悟了上面提到的解决办法。那些不受欢迎的东西，那些来自最后一个安全日子的纪念品，它们并不属于我的责任范围，也不会成为呈堂证供。是的，罪行的确是发生了——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罪行的实施者已经死了，而幕后的黑手还逍遥法外。或许未来的某天会有审判，可是斯科特·斯特利不会被传唤作证，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也不会成为证物。
我把“曹将军鸡”放在厨房的台面上，铝盘上的盖子都没有取下来，接着从那台几乎没怎么用过的洗衣机上方的架子上抓起一个洗衣袋，将那些东西放了进去——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塞在一起竟然那么轻，也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事自己竟然早没想到——走进电梯，下了楼，袋子就放在两腿之间。我走到七十五街和公园交界的角落，左右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人在跟踪我——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然后把袋子丢进了垃圾桶。我又扭头朝四处看了看，才转身离开。球棒不识趣地从垃圾桶里露了出来。我敢肯定，有人会发现它并把它拿走。很可能在查克·斯卡伯勒讲完、顶替汤姆·布罗考的约翰·席根塔勒或其他人出场之前。
回去的路上，我在欣乐餐馆停下，又订了一份“曹将军鸡”。“上一份不好吃吗？”收银台的罗丝·明问，听上去有些担心，“告诉我原因。”
“不，上一份很好，”我说，“我今晚就是想吃两份。”
她放声大笑，笑得好像这是她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话。我也笑了起来。笑得很厉害，却绝不是轻佻的那种。我记不得上次这样笑是什么时候了，这么大声，这么自然。莱特贝尔保险公司掉到华尔街之后肯定是没有的。
我坐电梯到了我家那一层，走了十二步来到4-B。我浑身乏力，就像人们某天醒来，借着清晨的阳光发现自己高烧已退时的虚弱感觉一样。我把外卖袋子夹在左腋下——这个动作实在很别扭，但短时间还能撑得住——打开房门。我打开灯。就在那里，在我放未付账单、行李牌和过期图书催还单的桌子上，索尼娅·迪米亚克的太阳镜赫然放在上面，那副红色边框、洛丽塔风格心型镜片的太阳镜。索尼娅·迪米亚克，据沃伦·安德森——据我所知，他是除我以外，莱特贝尔总部唯一的幸存者——说，她从遭到攻击的那栋楼的一百一十层跳了下去。
他说看到了一张恰好捕捉到她坠楼的照片。索尼娅双手紧压住裙子，防止它翻上去；她的头发竖着，鞋尖指向下方，背景是那天浓烟滚滚的蓝天。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那首名为《坠落》的诗，詹姆斯·迪基在诗里描述了一位想把自己高空坠落的身体向水域瞄准的空姐，那位空姐似乎认为自己还能微笑着浮出水面，甩甩头发上的水珠，找人要杯可口可乐似的。
“我吐了，”沃伦在布拉尼石酒吧里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那样的照片了，斯科特，可我知道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它。我看得清她的脸，我觉得，她似乎相信……相信自己会没事的。”
自从成年以后，我还从来没有放声尖叫过。可是，当我的目光越过索尼娅的太阳镜，移到又一次漠然地斜倚在通往起居室角落里，属于克里夫，法雷尔的理赔调查员时，我差点就大叫起来。残存的理智告诉我，房门还开着，四楼的两家邻居会听到我的尖叫；真要那样，就像某人说的，我就必须给他们一个解释了。
我用手捂住嘴，堵住即将冲出来的尖叫。外卖袋掉到了门厅的硬地板上，里面“曹将军鸡”的包装盒摔开了。我几乎鼓不起勇气低头看地上的狼藉。那些烹调过的黑色肉块可能是任何东西。
我跌坐在门厅里唯一的椅子上，双手捂住了眼睛，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泣。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能够起身打扫。我的思路不断跑到那些比我更快从七十五街和公园角落回到家的东西上，但我不愿纵容它。每次它刚一试图往那个方向跑，我就会一把揪住它的缰绳，把它拽到别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到了交谈声。先是那些东西说话了——低声地，然后它们的主人们应答，声音稍微响一点。有时，他们谈论琼斯海滩上的野餐会——防晒油的椰子香味和米沙·布雷任斯基的噪音盒中反复播放的洛乌·贝加的《曼波五号》。或者谈到小狗追逐天空下的飞盘。有时，他们还会说起在浅滩戏水的孩子，短裤和游泳衣松松地挂在身上。妈妈们鼻子上涂着白色的防晒霜，身穿从兰兹角邮购的泳衣陪在孩子旁边。那一天，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守卫他们的妈妈或扔飞盘的爸爸？天，那是个我不愿意去想的数学题。可在我公寓里呢喃的声音却不这么想。他们算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起布鲁斯·梅森吹响海螺壳，宣布自己是蝇王。我想起莫琳·汉农有次告诉我——那次谈话不是在琼斯海滩发生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是第一部“迷幻”小说。吉米·伊格尔顿有天下午对我说他儿子除了口吃以外还有学习障碍，简直就像买一送一；还说要是不给那孩子请一个数学家教再加一个法语家教，估计他是没法在可预计的将来从高中毕业的。“在他能享受‘全美退休人员协会’的折扣价买课本之前”，这是他的原话。在那个漫长午后的阳光中，他脸色苍白，略有胡茬，似乎早上用的剃须刀不够锋利。
我正要迷迷糊糊睡过去，最后那段记忆却让我猛然惊醒，因为我意识到那个对话肯定是在九月十一号前不久进行的。也许只是几天前。甚至是那之前的星期五，也就是说对话发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米活着的那一天。还有那个口吃加学习障碍的年轻人：他的名字是叫杰瑞米吗？杰瑞米·艾恩斯的杰瑞米？肯定不是，肯定只是我的脑子在作怪——有时狡猾的猴子会吃香蕉——但看在上帝分上，差得不远。也许是杰森。或者是贾斯廷。夜半凌晨，思绪疯长，我记得当时想，如果那孩子的名字真是杰瑞米，我很可能会发疯的。宝贝儿，那会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凌晨三点钟，我终于想起了谁是里面装着钢币的树脂方块的主人：债务部的罗兰·埃布尔森。他说那是他的退休金。就是罗兰习惯说“露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二零零一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六点新闻中看到了他的遗孀。我曾和她在公司的某次野餐会——跟琼斯海滩的那次很像——上交谈过，当时就认为她很漂亮。守寡似乎进一步雕琢了她的面容，使她的漂亮变成了肃然的美丽。新闻报道中，她不断地描述自己的丈夫为“失踪”。她拒绝称他为“死亡”。而如果他果真活着——如果他真的再出现——他就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了。绝对是。不过当然了，还有她。一次大规模谋杀竟然将一个女人从漂亮变成了美丽，她也必须给我们解释解释其中的奥秘。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事情——我记起了琼斯海滩上拍岸的浪花和天空下飞过的飞盘——心中满溢的难忍悲伤，终于化成眼泪流了出来。然而，我也要承认，那同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天晚上，我终于明白，物体——哪怕是很小的物体，就像树脂方块里的钢币一样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沉重。可是，由于那是思维的重量，所以并没有数学公式能够计算。不像保险公司的蓝皮书中说明，如果你抽烟，寿险费率会上升x；如果你的农场处于龙卷风多发带，农作物收成险的费率会上升y。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那是思维的重量。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把那些东西整理到一起，并发现了第七件，这件在沙发底下。坐在我旁边格子问的家伙，米沙·布雷任斯基，在桌子上放了一对潘趣和朱迪玩偶。我从缝隙里瞥到沙发底下是潘趣。到处不见朱迪的影子，不过有潘趣就可以了。幽灵般的阴影中，潘趣的黑眼睛朝我看过来，让我的心沉入可怕的沮丧中。我把玩偶勾出来。地板上留下的一条灰痕让我厌恶不已。留下痕迹的物体是真实的，是有分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把潘趣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小厨房外的多功能橱柜里。它们一直待在里面。我本来不确定它们会固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事实证明，它们会的。
我妈曾告诉我，要是一个男人擦完屁股之后发现厕纸上有血，他反应应该是接下来的三十天在黑暗中拉屎，同时祈祷万事无恙。她用这个例子向我解释她心目中男性哲学的基石：忽视问题，也许问题会自己消失。
我忽视那些在房间里发现的东西，我祈祷万事无恙，形势便真的有了一点好转。我很少再听到橱柜里的低语声，除非是在深夜，尽管我越来越多地到外面去做研究工作。到十一月中旬时，我已经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了。管理员们肯定都熟悉我拿着苹果笔记本的身影了。
然后有一天，就在复活节前夕，我走出大楼时恰巧碰到了葆拉·罗伯逊进来，那位我通过按动空调重启键拯救于危难的美妇人。
我事先绝对没有预谋——如果有时间思考，我想我绝对不会说一个字儿——却脱口而出，问她可不可以请她吃午饭，并向她咨询一些事情。
“事实上，”我说，“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许你可以按下我的重启键。”
我们站在大厅里。帕德罗坐在角落里看《邮报》——同时倾听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对此我毫不怀疑。对他来说，这栋大楼里的住户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白日剧集——她回应了我一个愉悦而紧张的微笑。
“我想我欠你一顿饭，”她说，“不过……你知道我结婚了，对不对？”
“是的。”我回答，没有指出她伸出左手跟我握手，根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的戒指。
她点点头。“嗯，你一定好几次看到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不过当时空调故障的时候他在欧洲，现在他也在欧洲。他叫爱德华。两年来，他在欧洲的时间比在这里长，尽管我并不喜欢这样，可我不管怎么说都是个结了婚的女人。”接着，仿佛是又想到了什么，她补充了一句，“爱德华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我过去是从事保险的，可是，有一天公司爆炸了，我想对她说。不过最后，我还是说了句听上去神志正常的。
“我并不想找人约会，罗伯逊太太。”
我也同样不渴望与她以名字相称。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是失望吗？认真地说，我认为是的。但至少，这句话可以说服她，我仍然是安全的。
她把双手放在臀部，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也许她的气愤比我想象中真诚。“那么你想要什么？”
“只是有人能听我说说话。我试着找心理医生，但他们都太……忙了。”
“所有的？”
“似乎是。”
“要是你的性生活有问题，或是有冲动在城里乱晃谋杀穆斯林，我可不愿意知道。”
“不是那种事情。我保证，不会让你脸红。”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保证不会吓到你或你不会认为我是个疯子。“只是吃顿午饭，给我些建议。我的请求就这么多。怎么样？”
这番话如此有说服力，连我自己都惊讶甚至是震惊了。若是提前盘算了这次对话，说不定倒会搞砸。我猜她有些好奇，而她能听出我话里的真诚则是肯定的。说不定她会推断：假如我真的是四处寻花问柳的那种男人，八月去修空调和她独处一室时就会试探了，天知道那时候她的丈夫是在法国还是德国。还有，我不知道她在我脸上看出了多少绝望。
不管怎么样，她总算是答应星期五和我在街角的唐纳德烤肉店共进午餐了。在曼哈顿的所有餐厅中，唐纳德烤肉店是最不浪漫的了——好食物、荧光灯，还有会直接请你吃快点的侍者。她的姿态像是在偿还许久之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一笔债。意识到这一点对我的男性自尊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我能接受。中午可以，她说，要是我在大厅里碰到她，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去。我告诉她我没意见。
当晚，我过得还不错，上床后几乎立刻就睡着了，也没有梦到手贴着大腿从燃烧的大楼上坠落的索尼娅·迪米亚克，她就像诗里那位寻找水域的空中小姐。
第二天，沿着第八十六街走向餐厅时，我问葆拉，听到消息时她在哪儿。
“旧金山，”她回答，“在洛丁酒店里睡得正沉，爱德华睡在我旁边，像往常一样呼噜震天。预定我九月十二号回家，爱德华去洛杉矶开会。当时，酒店拉响了火警警报。”
“你们肯定被吓坏了吧。”
“是的，尽管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火灾而是地震。然后，喇叭里没有实体的声音告诉我们，酒店并没有起火，被大火重创的是纽约。”
“耶稣啊。”
“在一个陌生房间的床上听到那样的消息……听到它从天花板上传来，就像上帝的声音……”她摇摇头。她紧紧抿着嘴唇，几乎看不见唇彩。“非常可怕。我能理解人们要立刻将那样的消息传播出去的心情，可就是无法谅解洛丁酒店的做法。我想我以后不会再住那家酒店了。”
“你先生去开会了吗？”
“会议被取消了。我猜那一天，有很多会议都被取消了。我们坐在床上，一直盯着电视，试图了解更多的情况，直到太阳升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们讨论着认识的人中谁有可能在那里。我想，我们不是唯一那样做的人。”
“你们想起了谁？”
“雷曼公司的一位经纪人，还有大厅里博德斯书店的助理经理，”她说，“一位平安。另一位……嗯，另一位出了事。你呢？”
这么看来，我不用绕着圈子把话题扯过去了。甚至还没到餐厅，该来的就来了。
“我本来是在那里的，”我说，“我本来应该在那里的，那是我上班的地方。在一百一十层的一家保险公司。”
她猛地在人行道上站定，仰面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猜，在路人的眼中，我们肯定就像一对情侣。“哦不，斯科特！”
“是的，斯科特。”我说。我终于有机会告诉别人九月十一日那天，我是怎样度过的。我一觉醒来，还以为会像往常每个工作日那样，从刮胡子时的那杯黑咖啡，一直到坐在十三号线上看午夜新闻综述时的那杯可可。与每一天都相同的一天，就是我脑子里想的。我认为，美国公民已经认为那样的每一天是他们的权利。好吧，发生了什么？一架飞机！撞上了一栋摩天大楼的侧面！哈哈，该死，天大的玩笑，他妈的半个世界都在笑！
我告诉她，我从公寓的窗户往外看，看到的是早晨万里无云的天空，天空的蓝色十分纯粹，使人觉得似乎能穿透那蓝色，看到后面的星辰。接着，我告诉了她那个声音。我想，每个人头脑里都有各种声音，而且我们都习惯听到那些声音。十六岁时，其中一个声音开口建议我拿着姐姐的内裤手淫。她有上千条内裤，少掉一条也不会注意到的，那个声音说——我没有把这个青春期历险故事告诉葆拉。罗伯逊——我只能说那个声音全然不负责任，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嗨你，动起来”先生。
“‘嗨你，动起来’先生？”葆拉不解地问。
“向灵魂音乐之王詹姆斯·布朗致敬。”
“好吧，随你怎么说。”
“嗨你，动起来”先生跟我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我戒酒之后。然而，那天，他从沉睡中醒过来，对我说了几句话，它们改变了我的人生，救了我的命。
首先（我当时坐在床边上）：嗨你，打电话请病假，快打！接着（——我拖着脚步走去浴室，一边还挠着左边屁股）：你，今天在中央公园晃一天！这不是预感什么的。声音绝对是“嗨你，动起来”先生而不是上帝的。换句话说，是我自己声音的变体——它们都是——来让我偷个懒。享受一下生活吧，老兄！上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某家酒吧里的卡拉OK 比赛上：你，唱尼尔·戴蒙德的歌，笨蛋——到台上去，跳起来吧！
“我想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她说着微微笑了一下。
“是吗？”
“嗯……有一次我在基韦斯特的某个酒吧里脱掉上衣，跟着《热舞女郎》跳舞，赚了十美元。”她停了停，“爱德华不知道，要是你告诉他，我会用他的领带夹刺瞎你的眼。”
“哎呦，怕了你，姑娘。”我说，她脸上的微笑不自觉地放大，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些。我觉得也许她真的能帮助我。
我们走进了唐纳德烤肉店。店门上悬挂了一只纸板火鸡，桌子上方的瓷砖墙上挂着纸板做的朝圣者。
“我听了‘嗨你，动起来’先生的话，所以现在我还能坐在这里，”我说，“可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东西，他也帮不上忙。我没有办法摆脱那些东西。今天来这里就是想跟你谈这件事。”
“我再重复一句，我不是心理医生，”她颇为不安，笑容也消失了，“我主修德语，辅修欧洲史。”
你们两夫妻倒真是很有共同语言，我想。可我说出口的是，没关系，其实也不一定是找她谈，只要有人听我说就行了。
“好吧。只要你知道这点就好。”
我们向侍者要了饮料，她点的低卡，我点的常规。侍者走后，她问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是其中一件。”我从口袋里掏出里面悬有钢币的树脂方块，放在桌子上。我告诉了她其他东西和它们各自的主人。
克里夫·“棒球对我灰常灰常好”·法雷尔。以齐腰长发来证明公司离不了她的莫琳·汉农。吉米·伊格尔顿，他的鼻子堪称事故伪证的最佳典范，他有一个学习障碍的儿子，还有一个雪藏于书桌里等待圣诞节大放光彩的放屁垫。索尼娅·迪亚米克，莱特贝尔公司最棒的会计师，从第一个丈夫那里得到了洛丽塔款的太阳镜作为离婚礼物。布鲁斯·“蝇王”·梅森，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在琼斯海滩光脚站在浪花里，赤膊吹海螺壳的样子。最后，还有米沙，布雷任斯基，我和他一起至少看过十来场大都会队的比赛。我告诉她，除了米沙的潘趣玩偶，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到中央公园和七十五街拐角的垃圾箱里扔掉，可是它们竟然比我还先回到公寓，大概是因为我停下订了第二份“曹将军鸡”。谈话期间，树脂方块一直放在我俩中间的桌子上。尽管它的存在给人压力，我们还是勉强吃了点东西下肚。
说完之后，我的感觉比早先敢于奢望的还要好。然而，她的沉默却让气氛无比沉重。
“好吧，”我打破沉默，“你怎么想？”
她思考了一会儿，我可以理解。“我想，我们不再是最初的陌生人了，”她终于开口了，“而结交新朋友总是一件好事。我想，我很高兴知道‘嗨你，动起来’先生，也很高兴告诉你我做过的荒唐事。”
“我也是。”我说的是实话。
“现在，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当然。”
“你对所谓‘幸存者愧疚感’感触有多深？”
“你不是说你不是心理医生吗？”
“的确不是，但我阅读杂志，大家也知道，我看奥普拉脱口秀。我确定我丈夫知道，尽管我从来不强迫他一起看。所以……有多深，斯科特？”
我琢磨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好问题，不止一个不眠之夜，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很深，”我说，“还有，我感觉很庆幸，这一点我不想撒谎。如果‘嗨你，动起来’先生是真人，他这辈子就不用住旅馆了，起码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听我这样说会不会觉得很怪？”
她从桌子那头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一点也不。”
听到她这样说，我的感觉难以置信的好。我短暂地握了一下她伸出的手，随后放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是否相信那些东西回来，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尽管树脂方块就放在桌上，糖碗旁边，我还是认为这是个很棒的问题。毕竟那些东西都不是稀罕物件。我还想，如果她主修心理学而不是德语，很可能会学得很好。
“不像一个小时之前我认为的那么重要，”我说，“单单把这件事说出来就让我好受些了。”
她微笑着点点头。“很好。告诉你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有人在跟你开玩笑。品味低下的玩笑。”
“耍我。”我喃喃道。虽然试着掩饰，但我真的很少如此失望。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不相信”是覆在人身上的保护层。也或者——很可能是——我还没让自己的理智接受这才是事实。这种事情发生过，现在还在发生。就像雪崩一样。
“耍你，”她同意我的措辞，又加了一句，“可你就是不相信。”
似乎确实如此。我点点头。“我出门的时候锁了门，从史泰博文具店回来时门还是锁着的。我听到锁芯转动的声音了，声音很响，不可能听不到。”
“怎么说呢……幸存者愧疚感是个很诡异的东西，而且很强大，至少杂志上是这么说的。”
“这……”
我本想说，这不是幸存者愧疚感，可是说这句话也许并不明智。争取的话，我今天有交到新朋友的机会，而交到新朋友总是好的，不管这段友谊究竟会往何处发展。所以，我修饰了一下自己的措辞。
“我想，这并不是幸存者愧疚感。”我指指树脂方块，“它就在这里，不是吗？就像索尼娅的太阳镜一样。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猜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买的，可是……”
我耸耸肩，试图表达一个我们二人都知道的事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想你没有做那样的事。但我也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东西是从现实与暮光区域之间的门里掉出来的。”
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葆拉来说，不管证据多么明显，她也绝不接受眼前的东西拥有超自然来源的可能性。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决定，辨清事实的需要是否甚于获得友谊的需要。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好吧。”于是我说。我引起侍者的注意力，做了一个结账写支票的动作。“我能理解你对此无法接受。”
“是吗？”她问，同时仔细地打量着我。
“是的。”连我自己也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偶尔一起喝杯咖啡就好了。或者在大厅里打个招呼。”
“没问题。”然而，她听上去漫不经心，并不专心在这场对话里。
她盯着里面有钢币的树脂方块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几乎看到她头上像漫画里那样亮起了小灯泡。她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它。我永远无法描述看到她那么做时我心里的紧张，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是纽约人，坐在光线充足、整洁干净的餐厅里。她已经表明了她的底线，把所有超现实的东西排除在外。超现实免谈。所有涉及到那方面的讨论都是自讨没趣。
葆拉眼里亮起了光芒。我从那光芒可以看出，“嗨你，动起来”先生来到了这个房间，而作为过来人，我知道他的声音很难抗拒。
“把它给我，”她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她的样子让我意识到——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她不仅漂亮，而且性感。“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作为听你讲故事的报酬。”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
“可它是的。”她说。这个提议让她兴奋不已，当人们处于这样的状态时，他们是无法接受拒绝的。“这是个很棒的注意。起码我可以拽住这个小纪念品的尾巴，保证它不再回到你屋里去。我家里有保险箱。”她俏皮地做了个关上柜门、转动密码锁、又把钥匙丢到身后的动作。
“好吧，”我说，“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吧。”说话间，我感到一丝刻薄的喜悦。姑且把那称作“嗨走着瞧”先生的声音。显然，把那恼人的重负从心中解脱还不够。她不相信我，可至少一部分的我想要被相信，且因为未得满足而憎恨葆拉。那部分的我知道，让她拿走树脂方块绝对是个糟糕的主意，但仍然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把它放进拎包。
“好了，”她语气轻快地说，“妈妈说拜拜，坏坏不见了。一周，要么两周后——我猜这要取决于你的潜意识的顽固程度——要是它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开始处理其他东西了。”事实上，她说的这句话是那天她给我的真正馈赠，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也许吧。”我微笑着说。我对新朋友展开灿烂的笑脸。对美丽的“妈妈”展开笑脸。可笑容的背后，我在想，等着瞧，你会明白的。
嗨你。
她确实明白了。
三天后，我正看着查克·斯卡伯勒在六点档新闻里解读这座城市最新的交通烦恼时，门铃响了。因为之前并没约过人，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是送包裹的，甚至也许是雷夫拿上来联邦快递的邮件。我打开门，看见的却是葆拉·罗伯逊。
眼前的女士跟上次与我共进午餐的那位大大不同。她是葆拉，“化疗真可怕”女士。她的脸色苍白蜡黄，除了少许唇膏之外，看不出其他化妆痕迹。她的双眼下方有深棕色的阴影。或许从五楼下来时，她象征性地用梳子挠了两下头发，但显然没什么效果。若是放在其他情境下，那头向两边炸开、稻草般的乱发是颇有喜剧效果的。她的手握住树脂方块贴在胸前，我也因此看到她一贯修饰整洁的指甲如今也变了模样，被她咬得露了指尖。我一个激灵，上帝啊，是的，她明白了。
她把那小玩意儿递给我。“还给你，”她说。
我一言不发地接了过来。
“他叫罗兰·埃布尔森，”她说，“对不对？”
“是的。”
“一头红发。”
“是的。”
“未婚，但向住在新泽西州罗韦市的一个女人支付子女赡养费。”
这点我倒是不知道——也相信莱特贝尔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我还是点了点头，并不只是为了让她接着说下去。我敢肯定她说的是真的。“那女人叫什么，葆拉？”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只是感觉必须问。
“托尼娅·格雷格森。”她恍惚地说了一个名字。然而，她的眼睛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可怕到让我无法凝视。不管怎样，我还是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托尼娅·格雷格森，罗韦。接着，就像盘存仓库一样，又加上一条：里面有钢币的树脂方块。
“他试图钻到桌子底下去，你知道吗？不，看样子你就不知道。他的头发着了火，他在哭。因为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拥有一艘双体船，甚至再也不能修剪草坪。”
她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脸颊。这个举动如此亲呢，我本应该感到震惊，即使她的手凉得像冰一样。
“最后，他宁愿放弃他所有财产，每一分钱、每一份股票，只为能再次修剪自家的草坪。你相信吗？”
“我信。”
“那个地方充满了尖叫声。他能闻到飞机燃料的味道，他知道死期已至。你明白吗？你明白那有多可怕吗？”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就算把枪顶住我的头，我也说不出话来。
“政客们谈论着什么纪念碑、勇气和以战争终结恐怖主义，可是烧着的头发无关政治。”她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无法言传的惨淡笑容。过了几秒钟，笑容消失了。
“他头发烧着了，想爬到桌子底下去。桌子底下铺了一块塑料的什么东西，叫什么来着——”
“脚垫——”
“是，脚垫，一块塑料脚垫，他的手抓住那块垫子，能感觉到上面的塑胶棱线，鼻孔里充斥着自己头发烧焦的味道。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哭了起来。我们正在谈的是罗兰，埃布尔森，我以前的同事。他是债务部的，跟我并不熟，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问声好。我怎么能知道他在罗韦有个孩子？而且，如果那天我没有翘班的话，我的头发很可能也会被烧焦。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想再见到你。”她说。那骇人的笑容再次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可是现在她也开始哭了。
“我不在乎你有什么麻烦。我不关心你那堆破事儿。我们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来打扰我。”
她拔脚离开，却又再次转身面对我。
她说：“他们是以上帝之名行事的，可是根本就没有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斯特利先生，他就应该让那十八个手拿登机牌的家伙死在候机厅里，可是没有上帝那么做。他们召唤乘客登机，而那些人就登机了。”
我看着她走向电梯。她的背挺得笔直，头发向两边炸开，像个周日滑稽卡通节目里的人物。她不想再见到我，我并不怪她。
我关上门，看着树脂方块里钢塑的亚伯拉罕·林肯。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我在想，如果永远抽着雪茄的尤利西斯·格兰特用他的雪茄点着林肯的大胡子会有什么味道。令人不快的、烧焦的味道。电视上，有人在说，睡美人床品店正在举办床垫展销。那之后，莱恩，伯曼上了屏幕，开始讲喷气式飞机。
那天，我于凌晨两点醒来，听着房间里的低语声。我从未梦到过这些东西的主人，从来没有在梦中看到过他们的头发着火，或是跳窗逃避燃烧的飞机燃料。然而，我又为什么要看到呢？我本来就认识他们、而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是留下来给我的。让葆拉·罗伯逊拿走树脂方块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她不是该拿的人。
说到葆拉，其中一个低语声就是她的。你就可以开始处理其他东西了，那个声音说。它还说，我猜那要取决于你的潜意识的顽固程度。
我躺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儿，终于睡着了。我梦到自己在中央公园喂鸭子，突然，某处传来音爆般的巨响，浓烟布满整个天空。在我的梦中，烟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焦的头发。
我想到了住在罗韦的托尼娅·格雷格森——托尼娅和那个可能有着与罗兰·埃布尔森同样眼睛的孩子——然后想着应该去亲眼看一看。不过，我决定先从布鲁斯，梅森的遗孀着手。
我坐火车到了多布斯费里，从车站叫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到了一条住户街旁边鳕鱼角风格的房子前。我给了司机些钱，让他等我一会儿——我不会很久的——然后按了门铃。我腋下夹了一只盒子，看上去像装蛋糕的那种。
因为事先打过电话，所以门铃只响了一声，贾尼丝·梅森便给我开了门。我精心准备好了一个故事并充满自信地讲给她听了。我知道，等在车道上开着里程表的出租车容不得任何细节上的纠结。
九月七号那天，我说——也就是事发前的星期五——我拿起布鲁斯放在桌上的海螺壳，想吹出调子来，就像他在琼斯海滩野餐会上做的那样。（蝇王夫人贾尼丝点点头，那次她也去了。）是这样，我说，长话短说吧，我说服布鲁斯让我周末把海螺壳拿回家练习。星期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鼻窦炎发作，头痛欲裂——这个借口我已经对不少人讲过——正在喝茶的时候，我听到了爆炸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烟雾。直到这个星期，我才想起了海螺壳。我在整理杂物柜，结果在里面发现了它。我想……嗯，这并不是多贵重的纪念物，但我想，也许你愿意……愿意……
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就像葆拉归还罗兰·埃布尔森的“退休金”时我的双眼一样。只是，与泪水相伴的，并没有我敢肯定当时看着一头乱发的葆拉时出现在自己脸上的惊恐神情。贾尼丝说她很高兴看到能作为布鲁斯纪念的东西，任何东西。
“我永远无法原谅那天我跟他告别的方式，”她抱着盒子说，“因为要赶火车，所以他总是走得很早。他亲吻了我的脸，我睁开一只眼，问他下班时能不能带一品脱稀奶油回家。他说好的。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特洛伊城的海伦——这很蠢，但这是我真实的感觉——我多么希望自己说点比‘带一品脱稀奶油回家’更好的话啊。可是，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那天就跟平常的每一天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
“是的。每次告别都可能是永别，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谢谢你，斯特利先生。谢谢你过来把这个给我。你真是个好人。”她浅浅一笑，“你还记得，他站在海滩上，赤膊吹起这个海螺壳的样子吗？”
“我记得。”我说，同时看着她抱着盒子的样子。稍后，她会坐下来，拿出盒子里的海螺壳，放在腿上，然后开始哭泣。至少我知道一点，那个海螺壳是不会回到我的公寓里去了。因为，它回家了。
我回到车站，搭上返回纽约的火车。午后时分，车厢里几乎是空的，我坐在一扇雨尘斑驳的窗边，看着外面的河水和逐渐接近的天际。在阴雨多云的日子，我似乎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建筑物的空中轮廓，一次一小片。
明天，我会去罗韦，带着那个树脂方块。也许，那个孩子会用他或她胖乎乎的小手接过它，好奇地盯着看。不管怎样，我的生活将从此摆脱它。我想，唯一棘手的是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我怎么能告诉伊格尔顿太太我周末把它拿回家练习呢？不过，需要是发明之母，我一定能想出个差不多让人相信的理由。
我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东西迟早也会出现。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可能性，那我就是在说谎。当归还那些被人们认为永远失去的东西、那些有分量的东西时，你会发现有所收获。就算它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比如一副滑稽的太阳眼镜或是树脂方块里的一个钢币……是的。我要说，真的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