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就是确信无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存,也正因为这个信念,我才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后,我听他谈到斯大林的错误,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战争期间,我也高喊过:“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强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撑……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

(女游击队员)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地下组织被出卖,遭到敌人追踪。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当然,这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比死更痛苦。因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万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过,如何面对酷刑……比如我吧,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难忍受任何疼痛。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多么坚强……

在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这已经是第三个审讯我的人了,这是个自称教育历史学家的家伙。在他审讯我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法西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思想观点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思想。”他对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就狂叫着毒打我,边打边问:“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死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在四个小时里,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回答他。哈,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像钉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却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还有两条大辫子,如今头发却被揪掉了一半。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这样,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两眼放光。他久久地听我说话,认真地听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1943年。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是想弄清楚,这种危机感到底来自何处。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问。可是当我走出刑讯室时,他把我列入了枪毙名单……

在被执行枪决前的那一夜,我回忆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记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躲避轰炸而背井离乡几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儿都没去。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们也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的名字都没有力气,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里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在敌人把我们送上刑场枪决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车,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记得伤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梦境中,一直朝着人们都跑去的那个方向……后来人们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甚至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能听,一听到声音就会疼痛,爸爸妈妈只能小声交谈。我难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因为只要我一松开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的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是我最喜欢的风铃草和栗子叶,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都给藏了起来。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都一直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躺了一年多,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你们回来了……”是战士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赶紧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去工作啊?”就这样折腾了几天之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犯病,浑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最后,还是茨卡尔图博的医疗泥浆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别无他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岁月,的的确确。现在呢,生活又成了与疾病没完没了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和孤独,我完全是一个人过活,那些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噩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还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记得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没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谁述说她的故事……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

(女地下工作者)

战争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奥斯威辛,知道了达豪……看到了这些,我还怎么敢生孩子啊?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战后我马上被派到乡下去征订公债。国家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工厂,恢复生产。

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里……有一个妇女钻了出来,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看到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饿得不成人样了。那女人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槽里。

她问我:“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根本没有钱,只剩下一只母鸡。让我去问问邻居大婶要不要买走,昨天她还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这些都是怎样的人啊,多么好的人啊!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还有她那几个孩子……

他们会怎样长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们,看看他们……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