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人说过……语言,就像毒药……语言,就像石头……还说,男人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去战斗。可要是女人也去杀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吗?……

不对!一千个不对!不,其实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战争已经爆发,我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邻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伤,躺在医院里。我就在想了:“他受伤了,谁会顶替他?”还有,下来了一个失去双臂的士兵,谁去顶替他?回来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又有谁去顶替他呢?于是我写信恳求接收我入伍。我们从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说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小就学习热爱国家,赞美国家。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帮助国家。需要护士,我们就去做护士;需要高射机枪手,我们就去开高射机枪。

我们在前线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样?起初我们真是非常想:我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但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后,就好想化妆美容,宁可不吃白糖,也要节省下来,用它去浆白衣领。每次我们得到一锅热水可以洗头发时,那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经过长时间行军,如果发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我们就采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吗?用草可以洗身体……我们是女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领导不会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把腿脚都涂成绿色……当然,如果司务长是一位有年纪的男人,他就懂得这些,就不会从我们的背囊中拿走多余的内衣;但如果是个年轻司务长,他就一定会要求我们扔掉多余的衣服。其实对于姑娘们来说,有什么是多余的呢?我们每天总要换两次衣服嘛。我们就从被迫丢下的内衣上剪下两只袖子,实际上也只有两件内衣,也就是总共四只袖子……

——克拉拉·谢苗诺夫娜·吉洪诺维奇

(上士,高射机枪手)

战争之前我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喜欢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学校去了解录取规则,对我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军人范儿。我还喜欢列队操练,喜欢一丝不苟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口令。不过航校的答复是:“先读完十年级再说。”

战争爆发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动程度,当然是不能坐在家里的。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怎么都不让去,因为我才十六岁。兵役委员这样说,如果战争才刚开始,我们就把这样小的孩子送上前线,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线,敌人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必须上阵杀敌。”

“没有你们,敌人照样会被粉碎。”

我企图说动兵役委员,说我的个子很高,没人会以为我十六岁,一定以为我挺大的啦。我还赖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不肯离开:“您就写我是十八岁,不是十六嘛。”“你现在是这么说,以后你会怎么想我啊?”

确实,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愿意了,这时候仅凭着一种军事专业是到哪儿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就算是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愿意穿长裤,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夫

(列兵,高射机枪手)

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有“买家”出现在我们校园,我们把那些从重新整编部队来招兵的人称为“买家”。这些“买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同情我们。我们的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们,但他们却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我们从队伍里冲出来,以为越早显示自己,就越能被发现和招收,可是他们都看腻了,只要扫我们一眼,就知道该把我们往哪儿发送。他们心里全都有数。

……

我们团是个男人团,第八百七十远程轰炸机团,只有二十二个女的。我们回家拿了两三套衣服,不许拿很多。我们在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时,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来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们都到了中转站,他们在那里换上军装。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发给了我们裹脚布,我们就用这些布缝制了内裤和胸罩。领导知道之后还大骂了我们一通。

半年过后……由于超负荷压力,我们已不再是女人了……我们停止了月经……生理周期受到破坏……明白吗?我们很害怕!担心自己永远不再是女人了……

——玛丽亚·涅斯特尔洛夫娜·库兹敏科

(上士,枪械员)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那次我们行军……一共二百多个姑娘,后面跟着二百多个男兵。天气酷热,急行军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们在前面走,就在身后沙土上留下红色斑点……红色的痕迹……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能藏得住呢?后面那些男兵们就跟着这些印记,却装作什么都没注意到,不朝脚底下看……我们的裤子晒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现裂痕的玻璃那样。有伤口的那里,一直散发出血腥味。那时候不发给我们任何女性用品……男兵们在灌木丛晾晒他们的衬衫时,我们就在一旁悄悄看着,抽空就去拿走两件……他们后来猜到是我们干的,就笑道:“司务长,再发给我们一件衬衫吧,女孩子把我们的偷走了。”包扎伤员的棉花和绷带不够了……但那不是因为伤员……女人的衣物两三年之后才有的,我们就一直穿着男子的裤子和衬衫。行军时都是穿着大靴子!脚很受折磨。有一次行军……前往一个渡口,那里有渡轮在等待。可是我们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敌人轰炸。轰炸很厉害,男兵们纷纷跑去藏身,又喊着叫我们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听到炸弹,没有遭遇过轰炸,我们反倒纷纷向河边跑,跑到水里……下水!下水!我们只能坐在河里,全身都湿透了……冒着横飞的弹片……但是这样又不敢起身,羞怯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里了……

也许那是第一次,我想成为一个男人……第一次……

终于,我们胜利了。头几天我走在大街上还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后来才相信真的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达

(中士,通信兵)

当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拉脱维亚……部队驻扎在陶格夫匹尔斯城外。这天夜里,我刚刚准备躺下睡觉,听到哨兵在对什么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过了正好十分钟后,有人把我叫起来去见指挥员。我去了指挥员的掩蔽部,里面坐着几位我们的同志,还有一个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因为那些年间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军装和军大衣,这位却是穿着毛绒领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男人对我说,“我的妻子在距离这里两公里之外,她正在待产,现在孤身一人,那个房子里再没有人了。”

指挥员对我说:“那是在中间地带。您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安全区。”

“有妇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帮她。”我答道。

上级给我派了五名冲锋枪手。我在背包里装满了包扎材料,还随身带上一团最近才发给我的新法兰绒绑腿布。我们出发了,周围一直有炮击,弹着点忽近忽远。森林里漆黑一片,连月亮都看不见,最后终于看到一个房子的轮廓。这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走进去,只见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浑身衣衫褴褛。她丈夫马上去放下窗帘,两个冲锋枪手留在院子里,两名守在门口,还有一个为我举着手电筒照亮。女人勉强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断地劝她:“坚持一下,亲爱的。你不能叫出声。坚持。”

这是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马上就会对我们发射炮弹。但是当士兵们听说孩子生下来后,也不由得轻轻喊出:“乌拉!乌拉!”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这是个在前线出生的婴儿!

士兵们带来了水。但是无处可以烧热,只好用冷水给孩子抹了身体。用我的绑腿布把孩子包起来。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几件破衣服垫在母亲身体下。

就这样,我又连续几个夜晚都赶到这个小木屋里忙活。直到进攻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小木屋,向他们告别:“我不能再来看您了,因为我要开拔了。”

那女人用拉脱维亚语和她的丈夫说了什么。男人转过身对我说:“我妻子问您叫什么名字?”

“安娜。”

女子又说了些什么。丈夫翻译给我:“她说,这是很美丽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们要给女儿取名安娜。”

那女子还不能够起来,就欠起一点身子,递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镶嵌有珍珠的香粉匣。可以看出来,它非常昂贵。我打开这个小匣子,在夜晚,香气是那么沁人心脾,尽管周围枪声不断,炮弹不停……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哭……香粉的气味,镶着珍珠的盒盖……小小的婴孩……可爱的小姑娘……多么有家庭气息啊,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女人的生活……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近卫军中尉,军医助理)

女人登上舰船,这向来是一种禁忌,甚至是违反自然性的。人们都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不祥的结果。我本人是出生在法斯蒂夫,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村里的女人们逗乐追问:你生了一个姑娘还是小伙子啊?我甚至给伏罗希洛夫本人写过信,请求接收我去列宁格勒的炮兵技校。正是由于伏罗希洛夫亲自下令,我才真的被炮校录取了。我是被炮校招收的唯一女性。

炮校毕业后,他们还是想把我留在陆地上。那时起,我就不再承认自己是女性了,乌克兰的姓氏“鲁坚科”掩护了我,可是有一次我还是把自己出卖了。那天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转过身一看:原来水手们在驱赶一只猫,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了船,大概是古代航海者流传下来的迷信,说猫和女人都会给出海带来霉运。那只猫不想离开船,还使出各种机灵精彩的假动作,简直会令世界级的足球健将嫉妒,在船上引起一片笑声。就在这时,猫儿差点跌落到海里,我不禁惊吓得大叫起来。这显然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男人们的笑声顿时消失,甲板上一片安静。

我听到舰长的声音在问:“值班水手,是有女人上舰吗?”

“绝对没有,舰长同志。”

于是再次出现了恐慌:竟然有女人在舰艇上。

……

我是第一个成为职业海军军官的女人,战争期间我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都打过仗。那时候英国媒体有过报道,说在俄罗斯海军有某种性别不明的造物在作战,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且他们说,这种“佩剑小姐”是谁都不会娶的。没有人会娶吗?!不,大错特错了,恰恰有位优雅的绅士,最英俊的军官娶了我……

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和祖母。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不是我的罪过。我很喜欢海军,毕生热爱海军……

——泰西亚·彼得罗夫娜·鲁坚科-舍维廖娃

(大尉,莫斯科海军编队连长,现为退役中校)

我那时在工厂工作……是在高尔基州克斯托夫斯克区,就在我们米哈依尼克沃村的链条工厂。一开始征召男人上前线,马上就把我安排到车间去完成男人的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锻造车间做锻工,制造舰船上用的各种链条。

我要求上前线,但工厂领导以各种理由把我留在工厂。后来我就写信给共青团区委会,终于,我在1942年3月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子一起离开家乡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们徒步三十公里走到高尔基城,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我被分到第七百八十四中口径高炮团。

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一号瞄准手。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做一个填弹手。没错,这项工作被认为纯粹是男人干的:必须要抱起六十公斤的炮弹,并跟上五秒钟一次的密集火力排射节奏。幸亏我曾经做过锻工。一年后,我被提拔为下士,并被任命为第二班班长,下属有两个女兵和四个男兵。由于激烈发射,炮筒热得发红,继续发射十分危险,就得违反了所有规则,用湿毛毯给炮筒降温。炮不能坚持发射,但人必须坚持忙碌。我是个身强力壮又有耐力的姑娘,但我也知道,在战争中必须比和平生活中有更大的能量,甚至体力也必须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我拉起警报集合炮手班,下达了我的最后命令:“方位1500,炮筒高度100,引爆点120,速度10!”

为纪念经过四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我亲自拉动了炮栓发射了四发炮弹作为礼炮。

炮台战位上的所有人听到炮声都跑了过来,就连斯拉特文斯基营长也来了。因为我的任意妄为,营长当场下令把我逮捕,但随后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下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大肆庆祝,我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喝着伏特加唱歌。然后,我们又哭了一整夜一整天……

——克拉夫迪娅·瓦西里耶夫娜·科诺瓦洛娃

(下士,高射炮班长)

我肩膀上扛着一挺机枪……我从来不承认它很沉重,那时候能让谁把我甩在第二名吗?不称职的战士就必须更换,会被派到厨房去,这是很丢人的。上帝保佑可不能在厨房里打完战争,那我可就哭鼻子都来不及了……

会派妇女去做与男人完全相同的任务吗?

上级会尽量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请求作战或类似的任务,要主动表现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和打拼性格,这不是每一个女孩都能行的。瓦丽亚就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身体柔弱,待人随和,你无法想象把她和枪支武器放在一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她也会开枪,但她并不渴望冲上去打仗。我呢?我就很渴望打仗。梦寐以求!

其实,我在学校读书时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很低调的女孩。

——加林娜·雅罗斯拉沃夫娜·杜波维克

(斯大林第十二骑兵游击旅游击队员)

命令下达: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到位……方向:第七百一十三野战机动医院……

我记得我是穿着黑色长裙和凉鞋到达医院的,上身套了一件丈夫的外衣。医院当即发给我了全套军装,但是我拒绝穿:这套军装全都比我通常的尺码大出三四个号。他们向医院院长报告说我不服从军纪,院长却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说是过几天之后我自己就会换上军装的。

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了激烈的轰炸。我们躲进了马铃薯田地,之前地里刚刚下过雨。这可好,您能想象我的长裙和凉鞋会变成啥样子吗?到了第二天我就穿得像个士兵了,全套军装都穿上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军事生涯……一直打到德国……

1942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进入了库尔斯克州的阿方涅夫卡村,那正好是酷寒天气。两栋教学楼都挤满了伤员:躺在担架上的、地板上的,还有稻草上的。没有足够的汽车和汽油把所有伤员都运到后方。院长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从阿方涅夫卡和邻近村庄组织一队马车。第二天早晨马车队到了,完全由妇女们管理马匹。在雪橇上铺上土布垫子、被子和枕头,有的马车上甚至还有棉被。一想起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不落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每个女人都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伤员,准备上路,她们都轻声地呵护他们:“我亲爱的宝贝!”“好了,我亲爱的!”“嗯,我的好孩子!”每个女人都随身带来了一些家里的食物,还有热乎乎的土豆。她们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把伤员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到雪橇上。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听到这样的祷告,这种轻轻的女人的叹声:“哦,我的小宝贝……”“唉,我的好孩子……”我真感到后悔,甚至感到良心在受折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姓名。

我还记得如何在解放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推进的,我们在村庄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遇到的只有妇女,只有妇女留下来了……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瓦留欣娜

(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