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沼泽地中行军,战马经常陷入沼泽而死掉。汽车也呼哧呼哧地开不动……士兵们就用身体拖拉大炮。用人力拉着装有粮食和服装的马车行进,还有马合烟草的大箱子。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

我丈夫总是反复地对我说:“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史诗!史诗啊!”

——达吉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

(随军记者)

战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回家时右手已经少了一根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里干活。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虑我什么事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可我没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或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

玛丽亚是个高个子姑娘,身体已经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裹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

于是我同意了。

……

我们从军列上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反正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大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

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

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

点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

“我也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就做饭,到晚上再去给战士们洗洗衣服,还去站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列兵,炊事员)

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的是上铺,那儿算是我的“小房间”,可后来堆满了行李。

您是什么年龄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一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

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人跟我们讲过……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

(义务卫生员)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的任务是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

(列兵,炊事员)

我一直给士兵们洗衣服……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们全都是手洗,棉袄啊、套头军装啊都洗……衣物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旧的血迹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没法下手洗的,马上变成黑红色……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用泪水漂啊。

要洗的军装堆积成山……还有棉袄、棉背心……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还酸胀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迹都冻硬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

(列兵,洗衣员)

战争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件……

我们的通信员阿尼娅·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心脏,她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鹤。我们全都抬起头望向天空,阿尼娅也睁开眼睛,看着天空说了句:“真可惜,姑娘们。”她停顿了一下,又对我们笑笑,“姑娘们,我是要死了吗?”就在这时,我们的邮差克拉瓦跑来了,一边跑一边高叫着:“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里来信啦……”阿尼娅并没有闭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着……

我们的克拉瓦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打开了信封。这是阿尼娅的妈妈写来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心爱的女儿……”我旁边站一个医生,他说:“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啊!她居然还活着,这是违反全部医学定律的……”一直到读完了她妈妈的信……阿尼娅方才闭上了眼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瓦西里耶夫娜

(中士,通信兵)

我的专业嘛……我的专业就是给男人理发……

那天来了一个姑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她剪发了。她有一头秀发,天生自然卷的美丽长发。指挥员进入掩蔽部说:

“给她剪个男人头。”

“但她是个女人啊。”

“不,她现在是一名军人。战后她才会重新成为一个女人。”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们的头发稍稍长出来,我就在夜晚偷偷给她们卷头发。没有卷发筒,我们就用松枝,用云杉球果……嗯,至少能卷起些波浪来……

——瓦希莉莎·尤日妮娜

(列兵,理发员)

我只读过很少的书……所以无法讲得很好听……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就算是我们的英雄行为了吧。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说,我们是一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回忆我们做过的全部事业,就是这样的: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们挖过掩蔽部,我们铺设过桥梁……

我们也陷入过包围圈,我和大伙儿一样,边打边突围。我说不出自己到底杀过人还是没杀过人。反正就是一边开枪一边逃出重围,和大伙儿一样。

我觉得我记得的东西太少了。总共没有几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来……

——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

(列兵,洗衣员)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岁了,干吗?”

“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

“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

于是他们就接受我了……

——娜塔莉亚·穆哈梅金诺娃

(列兵,面包员)

我被列入文书编制……说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这项工作……上级对我说,我们知道您战前曾经在照相馆工作,那就在我们部队负责照相吧。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给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总是在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抽烟的时候和说说笑笑的时候给他们拍照,特别是在授予奖章、勋章的时候。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卷。要是有彩色胶卷的话,在授予战斗团旗帜的时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而今天……就常有记者到我这里来问:“您给牺牲者拍过照片吗?在战场上……”我就开始找……我很少有牺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伙子们都请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吗?”我们去找他活着时的照片……为了看到他的微笑……

——叶莲娜·维伦斯卡雅

(中士,文书)

我们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铁路、搭建浮桥、构筑掩体。前线就在旁边,我们只能在夜间挖战壕,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也做伐林工作。我那个班里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轻。男人没有几个,因为这是非战斗部门。我们怎么伐树?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树,然后把它拖走。整个班就围绕一棵树。我们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卢基亚诺夫娜·维尔什毕斯卡雅

(工兵营,班长)

我读完了师范学校……等拿到毕业文凭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开战了,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被打发回各自老家。回到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家里去,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不行:“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战争面包放在担架上,像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

(列兵,面包员)

整整四年战争我都是在车轮上度过的……我们按照“绣锦农庄”或“科卢罗农庄”等指示牌四处奔波,在市场上征集烟草、香烟和打火石,如果没有这一切,士兵们是不能上前线的。在一个地方收购后,还要继续上路。有时我们乘汽车,有时我们坐马车,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个或两个士兵一起。到前线战壕时,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为不能赶着马匹,那样德国人会听到马蹄作响,所以全都压在自己身上,就像骆驼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叶莲娜·尼基甫洛芙娜·叶夫斯卡娅

(列兵,物资供应员)

战争开始时……我是十九岁……我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市。1941年10月,我们一批共青团员被派去修建穆罗姆市——高尔基市——库列巴基的汽车公路。当我们从劳动第一线返回时,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尔基市的通信学校学习邮政信使课程。课程结束后就参加了作战部队,第六十步兵师,负责一个团的邮政信件。我亲眼看到前线的战士们收到家信后如何一边亲吻信封一边痛哭。很多官兵的亲人都被敌人杀死,或者是在敌占区度日,不能写信来。那个时候我们还以陌生的姑娘的名义写了很多信给战士们:“亲爱的兵哥哥,我是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信给你,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击敌人的?你什么时候能够带着胜利勋章回家?”我们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儿写信……为了战争,我写了数百封这样的信……

——玛利亚·阿列克赛耶夫娜·雷姆涅娃

(少尉,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