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勃朗斯基的境况很窘迫。

卖树林所得的钱已花去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以九折向商人预支现款,几乎也预支光了。那商人再不肯多付一文钱,陶丽去年冬天又曾公开声明,她自己享有产权,拒绝在出售最后三分之一树林而领得款项的协议书上签字。他的薪水全部用作家里日常开支和偿还无法拖延的零星欠款,现在他确实囊空如洗了。

这种境况使人觉得很不痛快,很不体面,奥勃朗斯基再也无法容忍了。他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他的年俸太少。他的官职在五年前还算不错,如今却微不足道了。彼得罗夫任银行行长,年俸一万二;史文吉斯基当公司董事,年俸一万七;米丁是创办银行的董事长,年俸五万。“看来是我自己睡大觉,人家也把我给忘了。”奥勃朗斯基自怨自艾地想。他开始时时留意,处处打听,到冬末就窥察到了一个肥缺。他通过亲戚朋友先从莫斯科发动攻势,到春天时机成熟,又亲自出马。直闯彼得堡。这一类差事,年俸多少不一,从一千到五万,既安闲舒适,油水又足。近年来这种位置增加了几倍。这就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职务。这项差事,也像其他类似的差事一样,需要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活动能力,因此很难找到兼有这两种长处的人材。既然找不到这种理想人物,那么物色一位正派人来担任总比一个不正派人要好些。奥勃朗斯基不仅是个一般所谓正派人,而且是个名副其实的正派人。这里所谓正派,也就是当时莫斯科上层流行的说法:正派的事业家啦,正派的作家啦,正派的杂志啦,正派的机关啦,正派的流派啦,意思是说人或者机关不仅正派,有时还敢于顶撞政府。奥勃朗斯基出入于流行这种说法的上流社会,被公认为是个正派人,因此他弄到这个差事的希望比别人大。

这个差事年俸有七千到一万卢布,还可以不放弃原来的官职而兼任。奥勃朗斯基谋得这个差事的关键在于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个犹太人。这些人都已疏通好了,但奥勃朗斯基还得亲自到彼得堡去走访一下。此外,奥勃朗斯基还答应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取得离婚的明确答复。他向陶丽要了五十卢布,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奥勃朗斯基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听他宣读《俄国财政衰落的原因》的报告,一心希望他早些结束,好谈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意思很正确!”当卡列宁摘下他那副看书非戴不可的夹鼻眼镜,询问地望了望原来的内兄时,奥勃朗斯基说,“这些细节也都很正确,不过现在的要旨毕竟还是自由。”

“是的,但我要提出另一个要旨,包括自由在内。”卡列宁说,特别强调“包括”两字,接着又戴上夹鼻眼镜,想再读一读报告中有关的段落。

卡列宁翻着字迹清秀、两边空白很宽的手稿,又读了那个说服力很强的段落。

“我不赞成关税保护政策,倒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体福利——对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一视同仁,”他说,从夹鼻眼镜上面瞧着奥勃朗斯基,“可是他们不理解这道理,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空话。”

奥勃朗斯基明白,卡列宁一谈到他们——就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藏书网造成俄国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思想和行为,他的话就快结束了,因此情愿放弃他提出的自由的重要性,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卡列宁住了口,若有所思地翻阅着手稿。

“哦,顺便说一下,”奥勃朗斯基说,“你若有机会见到波莫尔斯基,请你对他说说,我很愿意担任‘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职务。”

奥勃朗斯基对这个垂涎已久的差事说得多了,因此讲得十分利落,毫无差错。

卡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这个新成立的理事会的业务,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个理事会的业务同他的计划有没有抵触。但是,由于这个新机构的业务很繁杂,他的计划涉及面又广,他无法一下子做出判断,就摘下夹鼻眼镜说:“当然,我可以对他说说,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要谋这个差事啊?”

“年俸优厚,差不多有九千卢布,而我的经济……”

“九千卢布。”卡列宁重复说了一遍,皱起眉头。这笔数目可观的年俸使他想到,奥勃朗斯基所谋求的职位,在这方面就违反他计划中强调精简节约的宗旨。

“我认为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说明,现代的高薪制是我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表现。”

“那么,照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说。“假定一位银行行长年俸一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工作值这么多钱。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年俸两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事业是有前途的!”

“我认为薪俸是一种商品的代价,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规定薪俸时如果忽视这个法则,譬如说有两位同一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学问和能力不相上下,一个年俸四万,另一个只要两千就心满意足了;或者重金礼聘毫无专长的律师或骠骑兵去当银行行长,那我可以断定,这种薪俸不是遵照供求法则,而是徇私枉法。这种舞弊行为情节恶劣,对政府工作十分有害。我认为……”

奥勃朗斯基连忙打断妹夫的话。

“是的,不过你得承认,现在开办的是一种肯定对国家有益的新机构。不论怎么说,这可是一项前途远大的事业!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办得正派。”奥勃朗斯基特别强调“正派”两字。

不过,“正派”两字在莫斯科流行的含义卡列宁并不知道。

“正派只是一种消极的因素。”他说。

“但你还是给我帮个大忙吧,对波莫尔斯基说说,如果有机会……”奥勃朗斯基说。

“不过,我看这事关键在于波尔加林诺夫。”卡列宁说。

“波尔加林诺夫那方面完全同意了。”奥勃朗斯基红着脸说。

一提到波尔加林诺夫,奥勃朗斯基的脸刷地红了,那是因为今天早晨他刚到这个犹太人家里去过,并且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奥勃朗斯基深信他想望的工作是一项有发展前途的正派的新事业,但今天早晨波尔加林诺夫分明是有意叫他同其他来访者在接待室里坐等两小时。他一想起这事,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觉得不自在,也许是因为他奥勃朗斯基公爵,身为留里克王族的后裔,竟在一个犹太佬的接待室里等了两小时;也许是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遵照祖先的榜样为政府效忠,却自己另找出路。总之,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在波尔加林诺夫家等待的两小时里,奥勃朗斯基勉强打起精神在接待室里踱步,抚摩着络腮胡子,同其他来访者随便攀谈,还想出一句俏皮话聊以自嘲:“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就这样竭力想不让人家甚至包括他自己察觉当时的苦恼心情。

但他始终觉得很不自在,很烦恼,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由于那句俏皮话“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波尔加林诺夫接见他时客气得有点异乎寻常,显然是由于屈辱了他而扬扬自得,并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要求。奥勃朗斯基想尽快把这事忘掉,如今一提起,不禁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