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娣同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吉娣同她的认识，再加上她和华仑加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她痛苦的时刻安慰了她。这种安慰就是，通过她同她们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同她过去所经历的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崇高而美丽的世界，从它的高处可以冷静地观察往事。在吉娣面前，除了她至今一直沉沦的本能生活之外，又出现了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宗教所开辟的，但这种宗教同吉娣从小熟悉的宗教，同在寡妇院（那里常可以遇到熟人）举行弥撒和通宵礼拜时，在跟牧师一起背诵斯拉夫经文时所表现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崇高、神秘、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仅应该信仰，而且应该热爱。
这一切吉娣不是从语言中领会到的。施塔尔夫人同吉娣谈话，就像同一个心爱的孩子谈话一样。吉娣使她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施塔尔夫人只有一次谈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只有爱和信仰是唯一的慰藉，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是无微不至的。接着她就转变话题。不过，吉娣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从她天国般的（吉娣这样形容）每一瞥视中，特别是从她的整个身世（她从华仑加那里知道的）中，总之，从各方面领会了她吉娣以前所不知道的“要紧的事”。
但是，不论施塔尔夫人品德多么高尚，身世多么动人，也不论她的语言多么优雅，吉娣却在她身上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她发现只要一问到施塔尔夫人的家庭，她就会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是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不相符的。她还发现，当施塔尔夫人同天主教神父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竭力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露出异样的微笑。这两件虽是小事，却使吉娣感到困惑，对施塔尔夫人发生了疑问。华仑加呢，无亲无故，孤苦伶仃，没有欲望，没有悔恨，对往事只有一点惆怅，倒是吉娣心目中的一个完人。她从华仑加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只要能忘我，热爱别人，就能心安理得，幸福康宁。吉娣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如今她知道了什么事“最要紧”，就不满足于赞叹赞叹，而是立刻献身到展开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按照华仑加所讲的施塔尔夫人等人的行为，吉娣已构思出她未来生活的图景。她将像华仑加多次讲到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那样，每到一地就去找寻受苦的人，尽可能帮助他们，向他们分送《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终的人听。像阿琳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这念头特别使吉娣神往。但这一切都是吉娣秘密的梦想，她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华仑加讲过。
不过，吉娣一方面期待着大规模实行自己计划的时机；另一方面，在这病人和苦难人集中的温泉浴场，倒也很容易找到仿效华仑加、实行自己新理想的机会。
公爵夫人起初只发现吉娣受到施塔尔夫人，特别是华仑加那种“狂热”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娣不仅摹仿她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在走路、说话和眨眼上学她的样。后来公爵夫人又发现，除了这种迷恋之外，在女儿身上还发生了一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发现吉娣每天晚上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公爵夫人还发现她避开社交界熟人，却同受华仑加保护的病人，特别是同害病的画家彼得罗夫一家来往。吉娣显然以在这个家庭里当护士为荣。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也绝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那位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娣的行为，也竭力称赞，叫她抚慰的天使。这一切本来都是好事，要不是做得过分的话。公爵夫人看到女儿走极端，就向她指出。
“凡事不宜走极端。”她用法语对她说。
女儿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在心里想，为基督教工作是没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遵奉基督教义，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要做到这样，还有什么过分可言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尤其使她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吉娣不愿把心事向她和盘托出。吉娣确实对母亲隐瞒着自己的新思想和新感情。她隐瞒着，并不是不尊敬或者不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人，却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巴夫洛夫娜怎么这样久没有到我们这儿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谈到彼得罗夫的妻子说，“我请她来，可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不，我没有感觉到，妈妈。”吉娣涨红了脸说。
“你好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吗？”
“明天我们准备去游山。”吉娣回答。
“好，你们去吧！”公爵夫人回答，凝视着女儿羞红的脸，竭力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华仑加来吃饭，告诉她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改变主意，不去游山了。这时，公爵夫人发现吉娣的脸又红了。
“吉娣，您同彼得罗夫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当屋子里只剩下母女俩的时候，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彼得罗夫夫人不再送孩子来，自己也不到我们这里来了？”
吉娣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生她的气。吉娣说的全是实话。她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但是猜到了几分。她所猜到的原因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能向自己坦白。那种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出口，因为万一是误会，就未免太糟糕太丢人了。
她一再仔细回顾她同这一家人的全部关系。她回忆到她们见面时安娜·巴夫洛夫娜和善的圆脸上怎样流露出淳朴的喜悦；回忆到她们怎样秘密商量病人的事，怎样使他抛下医生所禁止的工作，拉他出去散步；回忆到那个叫她“我的吉娣”的最小男孩对她的依恋，她不在旁边，他是不肯睡觉的。这一切都是多美呀！接着她又想到彼得罗夫穿着咖啡色上装的瘦削的身子，他那细长的脖子，稀疏而拳曲的头发，一双最初使吉娣感到害怕的询问般的蓝眼睛，以及他在她面前勉强振作精神的痛苦模样。她想到最初看到他，她怎样竭力克制着像看到一切痨病患者时的那种不愉快感觉，怎样煞费苦心地想出话来同他攀谈。她想到他望着她时的那种胆怯而感动的目光，想到自己对他的怜悯、自己的困惑和意识到做了好事的奇特心情。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但这一切都是开头的情况。现在呢，几天前事情突然变糟了。安娜·巴夫洛夫娜一面装作殷勤地迎接吉娣，一面却在不断观察她和丈夫。
他看到她走近，就露出衷心的喜悦。难道这就是安娜·巴夫洛夫娜冷淡她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前天，安娜·巴夫洛夫娜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虽然身体虚弱极了。’她说这话时，样子有点不自然，这同她善良的本性是完全不相称的。”
“也许是吧，那天我把毛毯交给他，她也很不高兴。这事本来很普通，可是他接受时那副模样真尴尬，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尴尬起来。还有，他替我画的那幅肖像是多么出色。但主要是他那种惶恐而多情的眼神！对，对，就是这样！”吉娣恐怖地一再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应当的！他太可怜了！”接着她这样对自己说。
这种疑虑损害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