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报》 1963年12月7日

珍·丹尼尔撰

到了三点钟,卡斯特罗宣布说,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利用时间。他想亲自陪我去拜访格兰哈的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在那里,我们正在做一些实验。

我们开车去的,收音机一直开着:达拉斯的警方现在正在全力追踪刺客的踪影,实况播音员说刺客是一个苏联间谍;五分钟后,又改正说是一个和苏联人结婚的间谍。卡斯特罗说:“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下面应该会说是我吧。”但是没有,广播里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逃兵,接着又说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这个人是古巴委员会所管辖的公平竞争组织中的一员,是卡斯特罗的拥护者。卡斯特罗表示:“如果他们有证据,那他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特工,是帮凶,是一个雇佣杀手。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卡斯特罗的仰慕者,这就让人们把愤怒和卡斯特罗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公关手段,一种宣传工具,太可怕了。但是你知道,我很肯定这一场风雨很快就会平息,毕竟美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竞争者,每一个都挤破头去争取自己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我们到了那个村庄,这里的农民都很欢迎卡斯特罗。就在那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证明刺客是一个“拥戴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播一个接一个地来,他们的评论开始变得极端情绪化、极端凶猛。最后卡斯特罗说:“看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参观这个国有农场了。”于是我们继续朝着马坦萨斯前进,在那里他可以打电话给多铁戈斯总统。路上,他问道:“林登·约翰逊是谁?他的名誉怎么样?他和肯尼迪的关系怎么样?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呢?临时突袭古巴时,他的立场是什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如何?”然后,他突然转而去看看自己的手表,知道我们到马坦萨斯还需要半个小时,于是他就眯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