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报》 1963年12月7日

珍·丹尼尔撰

1963年11月22日 哈瓦那

古巴时间大概下午一点半,我们沐浴在温和的夏日阳光里——我们正在卡斯特罗在维拉德罗海滩拥有的一处住所里吃午餐,这里距离哈瓦那大概有120公里。电话铃响了,一个游击队装束的秘书报告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有紧急情况要找总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抓起电话,我听见他问:“什么?处心积虑的谋杀?”然后他又转向我们说肯尼迪在达拉斯遭到刺杀,继而又转向电话听筒,大声问道:“受伤了?很严重吗?”

接完电话他回到座位上,坐下,“这是一个坏消息!”这句话他重复说了三次,之后他就一直沉默地等待着更加详细的电话消息。在我们等待期间,他说,美国社会这时候肯定处于几近疯狂的边缘,这肯定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恐怖主义者做的。难道是越南人,或者是三K党的人?第二个电话打来了:美国总统仍然活着,他还有希望被救活。卡斯特罗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他们能把他救活,那他再次当选总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很满意地说着这句话。

现在已经将近两点钟了,我们从桌旁转移到收音机前,这样方便接收到迈阿密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终于有了消息:卡斯特罗的主治医生雷内·瓦列霍向他翻译道,肯尼迪头部受到枪击,在追杀刺客的过程中,刺客又杀了一名警察。最后最重要的消息是——肯尼迪总统死了。然后卡斯特罗站起来,对我说:“所有的事都改变了,任何事都会改变……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构思。我告诉你,肯尼迪至少是一个我们已经熟知的敌人,现在一切都变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异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所有的广播电台静止15分钟后,我们再次收听迈阿密的电台,里面响起了美国国歌。在卡斯特罗的房子里,焦急的人们听着这首圣歌,这样的场景真的很奇怪。“现在,”卡斯特罗说,“他们一定会尽快抓到刺客,否则,你看吧,他们一定会把这事怪罪到我们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