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我父亲去巴黎待了三天，他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已经见过了罗兰多·库贝拉。
十月初的时候，库贝拉告诉他在巴西的上级领导莱姆，他要移居到巴黎，因为他找到了更适合他的职位——“内政部外交处的二把手”。一听这个部门的名称我们就更加确信他和DGI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没有拿枪对准卡斯特罗的可能。
然而，我父亲在巴黎约见库贝拉时着实费了一番周折。他坚持要求鲍比·肯尼迪出席，他说他的目标是成为古巴下一任领导人，他希望得到肯尼迪的政治支持。
可是，让肯尼迪出席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的天啊，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啊！甚至告知他的可能性都没有。当然，最后库贝拉不得不妥协。这件事的关键是选谁作为司法部长鲍比的代表前往巴黎谈判。卡尔主动报了名。
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没有人会反对卡尔冒充自己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
然后，上级决定让巴黎驻地放松警戒。相反，请莱姆从圣保罗飞到巴黎约见库贝拉会更加有效，这样他就可以引导库贝拉到达卡尔在十二个行政区内选取的任何没有特色的咖啡厅了。“我喜欢第十二区，就因为这种聚集，”卡尔说，“这里聚集了许多小酒馆，数量多得不会让你在任何一个酒馆里面见到一个自从出生就见过的人。”是的，一个简单的扎营会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让巴黎站提高警戒，告诉他们高层领导哈利法克斯正在路上，他要去见一个有可能携带枪支的危险人物。“巴黎驻地将会在库贝拉的房屋上布满安全防护。”卡尔提醒道。
于是我父亲动身去了一次巴黎，往返日期为十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十日。他们见面那天是十月二十九日，库贝拉不到一个小时就喝醉了，我父亲费尽心思说服了他理解鲍比的选择，然后库贝拉告诉我父亲，他只接受司法部长鲍比的私人代表。然而，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又说想要拿到鲍比的亲笔信，而且信里面还必须承诺任务圆满完成以后，古巴第一次民主大选时，美国必须出面支持选他为总统。“但是，”库贝拉说，“如果我没有竞选成功，那么你们除了支付我的开支（可能会是很大一笔钱）以外，不需要再负任何责任。”
“他的长相怎么样？”我问。
“可能符合你的期待，”卡尔说，“他很高，脸圆圆的，一双卧蚕眼，留着黑色的胡子，显然是个很吸引女人的男人。他应该很喜欢可卡因，如果让他在外面晃荡一整夜不碰触可卡因，估计他就会疯掉。”
我很失望，我父亲说的内容没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问道：“他谈论的话题只限于他的政治预想吗？”
“我们还谈到了硬件工具，他希望我下次去巴黎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精细工具。他一个劲地夸奖我们的‘技术先进’，我都不知道他是在说我们的暗杀还是我们的狙击枪，我干脆直接问他：‘你指的是我们的暗杀吗？’听我这么问，他就发狂了似的大声喊道：‘不要再让我听到你用那个词！’天啊，咖啡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他仍然这么大嗓门说话，我只好重重地按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这让他冷静了一些，但他还是把我的手甩开了：‘不要用这个字，否则你就是在自找麻烦。知道了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直接，但是我真的想让他说重点，他的话太含混不清而且又很夸张，真是个酒鬼。当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刺杀者都很冷静，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和罗兰多·库贝拉在一起并不是很开心，对吗？”
“太痛苦了。但是，休·蒙塔古和迪克·赫尔姆斯都赞成我的想法——他是我们在这件事上唯一一个能用得上的人了，”卡尔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说说你自己吧，我已经决定下次去的时候带上你了。”
“我很高兴你给我这次机会。”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想带你，因为我有点害怕，万一出点问题，我不想让你夹在其中，我一个人承担后果就够了。”
他没有说其他人也不愿意让我去，这是不是他在维护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只是我希望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父亲不会跟我说库贝拉有条件成为一个双重间谍，而夏洛特和赫尔姆斯将会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们会让卡斯特罗注意到情报局不仅还在秘密计划暗杀他，而且肯尼迪家族的私人代表将会在这个阴谋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心里充满了敬畏：这下卡斯特罗更加不信任和平谈判了。这算是我摸清了事情的真相吗？我甚至为此有点小小的自满。但是对待夏洛特，我恐怕还不能成为我自己意志的主人。
古巴这边还在继续抵御我们的和平攻击。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十月三十一日瓦列霍博士通知丽莎·霍华德去提醒阿特伍德做好准备乘坐私人飞机来哈瓦那，飞机有可能由卡斯特罗亲自派出。但是这一点很可能仅属于瓦列霍自己的想法，因为就在同一天，十月三十一日，卡斯特罗在电视新闻直播上说出了三个星期前我们派遣两支突击队去飓风受灾区搞破坏最后被俘的事。在电视上，这些被流放的古巴人编造了案件负责人的名字（迪克斯·巴特勒被说成是弗兰克·卡斯尔），同时公布的还有里维埃拉大道6312号的具体地点，以及有关JM/WAVE兵工厂的个别信息。卡斯特罗一定期望美国媒体能够大肆报道此事，然而情报局很快就说那些突击队员已经被洗脑，这件事不需要特殊关注。卡斯特罗非常生气：“美国媒体拒绝报道这次袭击，即使铁证如山，他们仍然拒绝报道。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媒体，不还是跟中央情报局一个鼻孔出气的工具吗？情报局和媒体撒同样的谎，这不正说明了他们是在掩盖事实吗？”
卡尔微笑着问道：“谁家的牛被刺伤了？”
我没有说话。我相信我们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亏欠卡斯特罗，不，自从他掀起导弹风波，我们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了，只是偶尔给他点教训也不是什么坏事。
同时，我们接近拉斯科办公室的计划还在进行，尽管南希·沃特森的进入受限，但还是会有一些机密文件经她之手。然而南希——我们现在称呼她为“悦音”——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她拒绝拍摄文档，理由是这会让她情绪混乱。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点，她就必须要努力回忆白天看过的文件，晚上回到家再把重点的机密内容写下来给罗斯。由于她的注意力不在古巴，这是我们安排的（在我们确认她值得信赖之前，尽量避免让她对我们有防备心），所以整个十月我们得到的情报就是有关拉斯科对洪都拉斯军事政变的反应，洪都拉斯向苏联出售小麦，还有哈罗德·麦克米伦辞掉首相一职，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我们想要的情报，而夏洛特则把南希提供的情报称作“要点”。
然而到了十一月初，她的工作终于有了一点成效。拉斯科部长终于对古巴提案做出反应，于是悦音就忙着给罗斯提供信息，其中包括拉斯科平息他在国务院的朋友的怨气：“长期维持对加勒比地区的外交投入不能因为那些特立独行的谈判而裁减。”没过多久，我们间接从悦音那里得知，有人告诉阿特伍德国务院对他的古巴提案态度总的来说是“抑制”的。十一月七日，一封出自拉斯科办公室的信件是这么说的：
美国政府考虑与古巴政府建交的前提是，所有依赖中苏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都必须停止，以及与那个半球有联系的所有颠覆活动也必须停止；同时卡斯特罗还要宣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断绝关系，降职所有处于高位的共产主义分子，补偿1959年以来被剥夺财产的人，以及把制造厂、炼油厂、矿厂还有销售业全部归还给私人企业。
“听起来好像拉斯科一点都不在乎无条件投降。”我说道。
“哎，”卡尔说，“处理这个烂摊子，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他讨厌无法预知结果的行动。如果他待在一个地方太久的话，他就会觉得肯尼迪会找到他。”
在哈瓦那，我们一直监视着珍·丹尼尔（我们也做不到全面监控，毕竟我们在古巴的能力有限），监视者很肯定地说丹尼尔不可能接触到卡斯特罗，他在古巴的日子就是悠闲地参观矿山、炼糖厂和各地的小学。卡尔说，古巴提案似乎已经“停滞不前”了。
然而，我们什么也确定不了。与安/拉稀见面的时间约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很期待这次见面。在华盛顿的这几个晚上，我都会参加特工语言培训班来提高我的法语交流能力。这真的是太必要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卡尔和我将会在巴黎待一天，虽然只有一天，但我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语语法的精确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有趣的是，去法国的日子越近，我就越不觉得库贝拉是一个双重间谍，反而更像一个毋庸置疑的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