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又恢复了生机——向新来的情报员交接工作。一年前,我觉得要向AV/ALANCHE1-7道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现在我的“街党”队伍壮大了,而且其中一半的人都是佩奥内斯手下的警察,实际上也是他待在办公室操控这批人,这位重要人物——佩奥内斯已经取代了那顿成为乌拉圭的领导者。

然而,怀旧之情却在不经意间爬上心头。现在也许AV/OUCH-1和AV/OUCH-2还在护照监管部门负责检查游客,可我再也不用监督他们的工作了。我们那位负责社会新闻版面的记者AV/ERAGE,本就已经被我们忽略了很久,现在更是用不着我时不时地花费一个晚上盘问他,我心中五味杂陈;还有我们的AV/EMARIA-1、2、3、4,他们不必再听从我的命令,给我派监控车来了;生意惨淡的“果哥尔”将要关门大吉,从苏联大使馆赚来的钱已经不足以弥补它的花销;鲍里斯一家人也在着手寻找更小一些的公寓以节省开支;戈迪·莫尔伍德也不再打电话来向我讨价还价;AV/ OIRDUPOIS现在也交由我的下一任来负责了。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我也要向蒙得维的亚的妓院告别,这更加触动了我那根脆弱的情感之弦。在那,我看上了几个女孩,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她们竟然也喜欢我。我对自己说,她们不过在做生意而已,然后我就意识到,妓女与嫖客之间不就是一场戏吗?短暂相聚又匆匆离别,一样的不真实。

说到处理AV/OCADO的事,利博塔德事件的副作用就是让我变得更加谨慎。有好几个月,我每周都会带着问题清单与AV/OCADO在安全屋见面,请他吃饭、喝酒,我甚至还学会了做饭;我们一起争论在餐馆见面是否安全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沙威的事还在进行。我不清楚是这件事的重要性降低了,还是因为我太久沉溺于沮丧的情绪中,总之,我怀疑,在乌拉圭共产党身上投入这么多心血真的值得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在乎它值不值得。以前,我总是苦恼于福特斯每周体重都会上升,现在连他自己都担忧自己的肥胖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安全。他发誓,那件事过后他再也没见过利博塔德,但我每次去看他都能感觉出他似乎越来越怕佩奥内斯生气,怕这位警察局长发现真相。沙威说:“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就是个法西斯,跟那顿没什么区别,他掌权后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残忍。为什么偏偏要成为法西斯呢?”

我说:“我们不会让他伤害到你。”

“那你承认自己控制着佩奥内斯了?”

“不是。”

“那我就有足够的理由担惊受怕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沙威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他又说:“你的确控制着佩奥内斯,这就是你为什么相信自己可以保护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边画上一圈安全符,告诉佩奥内斯不准他进来护身圈,那就更好了。”

“那这就等同于告诉佩奥内斯的人,你和我们有关系。然而警察局里已经出现了乌拉圭共产党的人,虽然你还不知道是谁,但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风险。”

“你不用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保护我,警察局通常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福特斯说。

“沙威,我已经糊涂了,你究竟在说什么?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内情。”

“的确有,”他说,“实情就是上周利博塔德打电话来警告我,说佩奥内斯最近已经听说,几个月前有人看见我和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激起了他的疯狂嫉妒。其实那次不过是与你的领导一起吃午饭而已。”

“噢,不是吧。”我说。

“她说,佩奥内斯已经准备好给我点颜色看看,但是她命令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她与我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他教训了我,那她就再也不见他了。利博塔德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情绪很激动,还跟佩奥内斯说,我只不过是她的大哥哥,仅此而已。尽管这样,佩奥内斯也不见得就会相信她的话。然而不管肉体出轨还是内心忠诚,我们在这样言辞激烈的爱人面前难免妥协。佩德罗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仍然怀疑她的话,自己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你就没必要害怕什么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还无法预测这会带来什么损害。

“我当然有理由害怕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动手,他手下的人会替他出头。”

“如果真是这样,我看他怎么面对利博塔德。”

“当然可以,他肯定会否认是他指使别人打我,他甚至还可能会惩罚打我的人。我敢说,这事最后一定会不了了之,如果找不到证据证明佩奥内斯是幕后指使的话,那么利博塔德也不会舍弃佩奥内斯带给她的荣华富贵而离开她。”

“证据?这事除了他还能有谁?”

“没这个必要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折磨那么简单了。那顿痛恨共产党,甚至比约翰·埃德加·胡佛还要恨。也许是因为共产党深深伤害了那顿的自尊,所以才造就了他虐待狂般的信仰,他相信,左派就是个毒瘤,只能通过折磨才能彻底根除。所以一股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分子的狂潮就要来临了。”

“是谁的命令?依据哪条法律?你快跟我说说,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警察若想逮捕你,那就不怕找不到理由,也许你过马路时没遵守交通规则他都能把你弄进去。现在的情况是,你一旦被捕,事情就成了另一番光景。待在警察局的左翼人士没有人会保护你,我党内的三位高官上个月在里面的日子真是难熬。是被打残了吗?没有,是他们太想女人了!”

“真这么惨?”

他笑了——难道是因为我突然用西班牙语回应他吗?

“我夸张了。”他说道。

“是吗?”

他耸了耸肩:“我现在怕死了被折磨。”

于是我们一致认同:如果有人警告他要逮捕他的话,他就打电话向我求助;如果他来不及亲自告诉我,就把信息留在“RAINFALL”(降雨)一词中。

距离我计划离开乌拉圭的前两周,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人的电话,说他要找“RAINFALL”,他不肯告诉我他是谁,只说福特斯先生一小时前被捕,现在正在中央警察局总局。现在这种情况只有警察才会知道,那也就是说福特斯买通了这个人给我打电话,并且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十分愤怒,我不过是个情报局官员,不是吗?我根本就不在乎此时的沙威有多恐惧,是他向我提供的情报太少的缘故吗?“去他妈的!”一挂电话我就破口大骂!

然而,现在沙威的情况的确很紧急,我心中也十分担忧,所以我决定冒险去找亨特帮忙,陪我去一趟警察局,也许他都不愿意留在那等,除非是接沙威出狱。

果然,亨特听到这个请求情绪很低落:“真是笨蛋,蒙得维的亚这么多优秀的情报员都能守住自己的秘密,怎么他就不能?他算是废了。”

“我也明白,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真丢人!下周一阿尔奇·诺克罗斯就要过来代替我掌管这里了,我不能交给他一个管理优良的驻点也就罢了,现在还要我给别人擦屁股!”

“发生这样的事,真的很抱歉。”

“我们要救AV/OCADO的话,就得警告佩奥内斯。”

“霍华德,我们不能这么做,否则沙威就会彻底暴露。”

“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佩德罗打电话,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能吗?时运不济,佩奥内斯现在不在乌拉圭,而是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霍华德看看他的手表,说:“我该去国家俱乐部吃晚餐了,这事留到明天早上再说吧。”

“这事儿可不能等,说不定一个晚上一条命就没了。”

“你真觉得我陪你去一趟监狱,事情就能改观吗?”

“霍华德,我只是国务院的无名小卒,但是他们都认得你,你去了肯定能行。只要他们懂了你的意思,你就离开,可以吗?”

他举起双手,说道:“那我给桃乐丝打个电话。真他妈的,我最多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当为我送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吧。”他压碎了自己的雪茄。“这个蠢人沙威·福特斯,如此拖累你我!”他叹了口气,“好吧,那就让我们树立一个榜样,让别人看看我们是怎么保全自己的特工的。”

警察总局在市法院大楼,一座八层楼高的大厦,最初是为新扩张的商业投资企业而建,如今这栋楼归了警察局和法院,但惨败企业的阴影仍然残留在这栋建筑里。

楼梯台阶很宽,每个楼梯平台之间都是双行弯道,我有足够的时间冥想这里的阴郁。在这圆拱形的寂静中,曾经有多少财富悄悄消失?潮湿的空气一直徘徊在通向法庭的台阶,远处的痰盂、烟蒂像一只浮肿的甲壳虫躺在破旧的油布上。

我们尽力调整呼吸,不让别人看到我们爬个楼梯都要气喘吁吁。爬过六层,来到第七层的走廊时才发现事情不对:整个楼层空空如也,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连家具也没有,夜晚路灯的光芒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到窗户上布满灰尘。感觉好像我们错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我想,死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脏,空,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你。

“真见鬼,我们竟然找错了地方!”亨特说道。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各种敲击鞭打声,有钢铁、木头,还有塑料,惨叫连连,可以听出他们已经尽力压低声音了,但呜咽声还依稀可辨,像小狗被车碾压之后的残喘。失落感弥漫在空气中,我和亨特都说不出话,就像我们待在别人家里,听到从浴室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呻吟声。

“不得不说,”亨特小声说道,“上面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然后我们回到六楼,找到佩奥内斯的助理副局长,并向他介绍了我俩,听到亨特的名字,副局长立即敬了一个礼。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副局长说,很庆幸我们在能来这里的时候来了,各项调查还没开展,只要你们做担保,福特斯先生就可以获释了。

“不,是他担保,”霍华德说,用手指着我,“我要赶着去赴约了。”

我就一个人在那等着,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人放出来。我看到沙威时,他很沉默,我也没有开口说什么。我们出了警察局来到大街上,他才打开了话匣子,一说就是四个小时,他一边说个不停,我还一边告诉他慢慢道来。他说,他现在很危险,夹在两边受气:一边是佩奥内斯,一边是乌拉圭共产党,双方现在都想报复他,他说:“我死定了。”

“乌拉圭共产党不会杀了你的,不是吗?”我说,我承认,我当时脑子里在想“推翻乌拉圭共产党”。

他回答说:“他们只是开除我的党籍,下一步就轮到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乌拉圭极左翼游击组织)来料理我了,乌拉圭共产党中的极端分子会把我的事告诉游击队,那我就必死无疑了。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带离乌拉圭。”

我提到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威说都太危险了,不能去,我又提到南美、中美、墨西哥,他还是摇头。

“那你要去哪儿?”我问他。

“迈阿密。”他要离开他的老婆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他要一个人前往迈阿密。我们得给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比如去银行工作,一个讲西班牙语的非古巴人,在处理古巴人的业务时一定大有用途,毕竟在金钱方面臭名昭著的古巴人对美国银行来说也是个难题。

“我还没这个本事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工作。”

“你必须能,除此之外的办法都很危险。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恐怕得找到蒙得维的亚的报社,虽然我比你更有理由惧怕与媒体合作,但是我在监狱想明白了一点——我还不能死。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迫不得已我会曝光自己,当然还有我掌握的信息。”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办理了假文件、假护照,还有一张去往美国的签证,他去了迈阿密一家银行工作,当然是归情报局所有的银行。这一局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直到我连续八个小时工作在编码器—解码器前,向Groogs汇报(这也给了我厌恶他的充分理由)。总之,在迈阿密,我又有机会与沙威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