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声叫喊着：“基特里奇，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在一些令人惊慌失措的夜晚，她会和她死去的母亲说话，她会轻轻地哼一些不成调的摇篮曲，现在她就在哼着。
在接下来的沉寂中，我试图忽视夏洛特死了这个事实。
“基特里奇，我求求你，和我说说话吧！”
“哈利，”她的声音出奇地陌生，“你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一个人？”
“就一会儿。”
如果我的敲门声打断了我妻子和她情夫的美梦，那么现在她的惊慌应该表现无疑了。
但门后面没有情夫，只有夏洛特死了的消息。我很清楚这种局面，死亡对她这样敏感脆弱的人来说，就像克洛伊对我发情一样熟悉而亲密。
“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我说，“除非你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她不说话的时候，我又重复了一遍：“告诉我！”
“休·蒙塔古的尸体被冲到切萨皮克海边，验尸后发现是枪杀的。”她几乎说不出话来，最终还是勉强说了，“安全局说是自杀，他们准备就这么公布。”
“谁告诉你这些的？”
当她不说话的时候，我又敲了一次门：“你让我进去！”
“我不会让你进来的，至少现在不会。”她如此坚定地说完这句话，不禁让我怀疑她是不是已经知道克洛伊的事了，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如果她真的知道，那就只能在我们打电话以后了。
“我不放心，”我说，“我们两人分开后你还会不会是安全的。”
“很安全。”这时候，她的声音里透出另外一种语气，一种执拗妻子心中无止境的愤怒。
“基特里奇，让我进去吧，你一定要让我进去。”
“一定要让我进去，噢，一定。”基特里奇重复着我的话。
我震惊地倒退了几步。此时，夏洛特的死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从我十六岁开始，夏洛特已经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但是现在他死了。一两天以后，人们会说夏洛特是自杀的，内部人一定会打电话给基特里奇的。
我回到前厅，捡起从挂钩上掉下来的潮湿的灰色条纹衣服，然后拿上湿的蓝色牛津布衬衫和一件内衣，把它们都扔到储藏室另一边的洗衣房里去。对这些家务事我了解得并不多，但是我对烘干机通过滚动、旋转烘干衣服的原理还是知道一点的。没关系，我不会长时间穿着这身换洗衣服的，穿这身衣服只不过是稍微呼吸一点异味罢了，这点异味算不了什么，就像一铲泥土对一座坟墓来说不算什么一样。我可以顺着自己的想法再喝一杯布什米尔斯威士忌吗？我不知道是应该为死去的朋友默哀还是应该为那位尖酸刻薄奸诈的上司离开了而庆幸欣慰。
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情绪变化。如果你得知上帝已经死了这样一个确信的消息，你会怎么做呢？你当然会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十个星期以后，甚至是十年以后，这个消息会像刀子一样刺痛你。但是现在，我在等烘干机把我的西服烘干，烘干机的声音不停地环绕在我耳边。在外面那间开着门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些小动物，可能是浣熊，也可能是冬眠醒来的鱼在水缸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洗衣水槽上的水滴不停地一滴一滴往下滴，在洗衣房的一个角落里，由于湿气太重没能凝结的石膏开始剥落掉在地上。那种布满灰尘的、哀伤的、毫无生机而言的景象让我想起了夏洛特，他会被火葬吗？他已经写好遗嘱了吗？还有一些其他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问题冒出来的节奏和水往下滴的节奏很协调。
我有麻烦了，我想逃避。我不知道我的警报系统是不是已经瓦解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人正在靠近我。当然，怎么可能会有人在今晚穿越海峡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此时的我没有一点思考能力了。尽管风浪很大，但如果船只够大、船只的设备够好的话，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就可以从巴特勒特或者海豹湾到达这里。
这时候，洗衣房一个角落里的蜘蛛网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蜘蛛的身后，有一只面部黄色的生物，它带有像眼窝一样标志的小东西，它的鼻子上有一条像脊椎线一样的东西，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嘴巴和下巴上。我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小东西，我的神态像一个被痛打后的醉汉眼冒金星地看着自己受伤的双手一样。
我的西服应该干了吧。不管它有没有干——此时布什米尔斯威士忌的后劲上来了——我打开烘干机，把所有衣服拿了出来：衬衫、内裤、背心、夹克以及裤子，烘干机把这些衣服全部搅在了一起。拿出来以后，我就换上了这些衣服。
穿上衣服后，我不自觉地摸了摸胸前的口袋，准备弄清楚今晚发生的事情，这种想法让我慢慢回想着今晚发生的点点滴滴。我记得在穿越海峡的过程中浸了水的护照应该还在西服的口袋里，而西服还在烘干机里滚动着。我把护照拿出来后发现，它已经被洗坏了，我边吃饼干边看，上面的字体已经很难看清了，我怎么就这么笨没有想到护照在衣服里呢？自从我进入中央情报局以来我就一直用这个护照，这是夏洛特为了让我能出国旅游帮我办的。护照上的名字是威廉·霍尔丁·利比，这个名字是蒙塔古曾经使用过的别名——真是一个可恶的名字，幸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要是护照全部都坏了，至少我还可以把它扔进垃圾桶，我倒是能随时找到垃圾桶。现在我站在洗衣房的木地板上，穿上我那还有点潮湿的破旧西服，这种状态会让人觉得今晚发生的事好像完全和我无关。我是不是很淡定？我好像身处一个异域国度，在这里，时间的流逝不会让我承担任何责任。
同样，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在乎敲开卧室的门。不，还是别敲门了，以防再一次被拒绝。还有其他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吗？我有一种很糟糕的感觉，这种感觉绝对不会比被上级叫去整理可恶的报销账单的感受好。当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整座房子出奇地静。
我们卧室的房门半开着，并没有全开，确实是微微开着的。难道基特里奇出来找我了？那似乎不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她稍微转变了想法，这点转变让她把门打开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转变了对我的看法。
在我进入卧室之前我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我不用听到她在说什么也能猜到她在对着墙壁说话，因为她那大声又带点诡异的语气，不禁让人想到了为死人穿衣服的场景，我多么希望她是在和她的母亲说话而不是对着墙壁说话啊。我真心希望看到头发雪白、牙齿洁白的梅奇·米诺加纳德站在我面前，她总是用那种优雅女士特有的鹦鹉般的声音说话，这样的声音让人觉得从她们嘴里永远不会冒出一句不合适的话——或许这样说话是从埃莉诺·罗斯福开始的吧。
基特里奇的母亲眼睛是紫蓝色的，和花园里一种紫蓝色野花的颜色一样。我知道这种野花的名字，但是梅奇只对新品种的花卉感兴趣。她在花园里种了最高的花，这种花能长到四五英尺高，花的颜色鲜艳得惊人，如果博纳尔带着画架来到梅奇的花园，恐怕他的调色板会因为梅奇的花而黯然失色。在温暖的节气里，这些花随心所欲地随风摇晃着，这一点和梅奇很像，她是出了名的自信，有时候甚至是自负。“哈利，别像一个傻子一样迷恋法国人，”她会说，“他们一点也不值得崇拜。”
是的，我希望基特里奇是在和她的母亲梅奇说话，可是她不是。
“我不会的，”现在我可以清楚地听到我妻子说话，“不会跟着你的。”
我轻轻一推，卧室的门就开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眼前的场景比我想象的更糟，基特里奇坐在椅子上，面对着墙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不过她的皮肤更白，这样一件睡衣让她看上去既像是穿了衣服又像是没穿衣服。她的头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乌黑亮丽，她的眼神也不再蒙眬无光反而是神采奕奕，这样一双蓝眼睛在昏暗的卧室中熠熠生辉是很不一般的，但我可以确定，这光是来自她身体内部。很显然，她并没有注意到我。
“蒙塔古，我警告过你的，”她大声说，“我也曾为你祈祷过。现在我自由了，我不会陪你走出这座房子的。”
我第一次听到她和她死去的母亲说话时，是我们结婚没多久，我犯了一个错误：不停地打电话到弗吉尼亚州的麦卡恩市找一个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精神病专家，那时候，基特里奇甚至都不肯原谅我这一行为。既然基特里奇天生具有这样的能力，那就不要在乎这样的能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困扰了，至少这些困扰不是我的错。她为什么不能原谅我那样的行为呢？因为这样做让她感受不到一丁点的尊重。“我爱我的母亲，”她告诉我说，“我能和她说话是上天对我的恩赐，你不觉得吗？你这样打电话给医生的行为简直就是傲慢无知。哈利，如果你再做出这样粗鲁无礼的行为，我会认为我们并不适合彼此，你竟然把我这样一种能力当作疾病。”
她不用再三重复这样的话，我已在尽力弥补这样的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毕竟，我曾经有一次和精神病医生就她的情况交流过。当医生再次打电话过来跟进病人情况时，我暗示他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我说当时我和基特里奇都喝醉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意识都不清醒，她的行为和我的反应出现了偏差。这就是我应对精神病医生的方式，最后，我补充了一句：“无论怎么样吧，医生，只是有个人获得了一种神奇的能力，在她母亲死去的时候。”
“那就姑且称它为夸张吧。”医生说，然后我们都笑了。我以前从未发现电话里的笑声能比现实生活里的笑声更加让人开心。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我妻子的第二〇一号精神援助请求文件让她永远和工作说再见了，她被贴上了酒鬼、离婚者和同性恋这些标签（这些都不会比在一个高压公司里工作更糟糕），我希望这些标签都不会给她带来实质性的困扰。但我知道，原来努力维系的不稳定关系现在更加不稳定了，相比那些正常女人和其他男人私奔的丑闻来说，我们的婚姻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传出去的丑闻。
这些情况可能会帮助你理解为什么现在我只是围着基特里奇的椅子转，就像是在转圈打量一个女人一样。我很确定，我是不会打水过来帮她洗脸的，也不会帮她擦脚的，更不会动她甚至是碰她。根据以前和她生活的经验来看，我现在只能坐着，什么都不做。
很长时间她都一动不动。然后她开始点头，对着墙壁说：“戈比，你永远都不会忠于内心，坦承这些事实的。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亲爱的，或许你应该告诉我。”
这像有人在房顶上想要跳楼，警察试图劝阻他不要这么做而产生的对话，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场景下这样的对话才是正常的。基特里奇对着墙壁说话，毫无疑问，她觉得夏洛特在那里，我承认，接下来我所看到的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对我来说，我们的卧室就像苦行僧修行的地方，和新英格兰好一点的客栈的楼上房间很相似——就连白色床罩的荷叶边装饰都是那么朴素。床单被情绪不稳定的基特里奇弄得乱七八糟，当她不再说话的时候，房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哈利，你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好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她很少用这样的语气骂人。但当时我不确定她有没有这么说，这种经常由夏洛特说的话怎么会从她嘴里冒出来呢？
基特里奇在椅子里缩成弓形。“你身上都是海草，”她大声说，“噢，戈比，除去你身上的海草吧，这些海草让你看起来像是戴了一顶假发。”她笑得很大声，以至于她的声音听起来像个男人。她不停地笑着，慢慢地，她的声音变得充满了活力。能发出这样笑声的男人，是那种在只剩下灰烬的火灾现场都能笑得出来的男人，这种男人经常把能提供上等雪茄包装纸碎片的服务看作是上等服务。上帝啊，我觉得她笑得像我父亲，而且她脸上的表情又让我想起了过世的艾伦·杜勒斯。
曾经在越南，在“百货公司”（我们对胡志明市最大妓院的别称）畅饮之后，我带了一个年轻娇小的越南妓女回到酒店房间，她给我弄了些鸦片。我抽鸦片的时候心里有一股深深的负罪感，后来随着晚饭一起吐出来了，这样我才稍稍减轻了负罪感。虽然吐出来了，但我还是能感受到鸦片带给我的宁静，随后就产生了幻觉。那个妓女看上去像我的母亲，而我深爱的基特里奇的脸就在远处。过了一会儿，我可以把这个越南妓女的容貌看成任何我熟知的女人。
在我们的卧室里，我却不能选择我希望看到的人，我也没有身在可控幻觉的朦胧云雾中的快乐感。相反，我可以看到一些脸孔，我以为这些人是要侵犯基特里奇的。一看到基特里奇那精致的嘴唇，就仿佛看到她和夏洛特在亲吻的场景。他那金属丝制成的眼镜落在她的鼻子上，而她那浓密的头发似乎属于他一样，这时他在盯着我看。然后，他开口说话了，这些话是从基特里奇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他的声音：“你会发现的，哈利，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子。”
在眼镜的对比下，他的胡须显得不那么花白了，她那头黑发终于又属于她了，久久不能分开的亲吻终于结束，基特里奇开始啜泣。
“戈比，把我一起带走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孤独。”她的悲伤之情不那么强烈了，像一个孩子急于摆脱原来的情绪，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神情出现在她的脸上：抛媚眼。这样的神情是专属于克洛伊的，是一种她想靠近我亲近我的暗示表情。你是不会看到克洛伊张开嘴的，除非你全裸着身子紧贴着她，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着相互分开的肉体。小家伙若隐若现，最后，终于释放了。
有时当你走在一条街上，你会突然想逛逛另一条街，有这样的冲动是很正常的。而我此时正处在一种非常奇怪的冲动感中，这应该是自发的，但我觉得这种冲动并不是来自我的内心。此时我的感觉就像熨斗快速掠过衣板，而衣板下面放着移动的磁铁，不时地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大得像上帝的能力一般。我偶尔想进入克洛伊房间的这种强烈欲望对基特里奇也有，一股像野山羊般纯粹的欲望冲击着我的腰，这种因为挤压而产生的热度是以前克洛伊趴在我身上才会有的。我不敢告诉你我接下来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比夏洛特残忍的心还要冷酷：我想把基特里奇带到地下室去。
但我还是提醒自己夏洛特的存在了，这让我放弃了原来的那股冲动。我全身都是汗，难道是夏洛特诱惑我把基特里奇带到地下室去的？
基特里奇还是坐在椅子上，我自己走到一楼去。在我们的小房间里，我生了一堆火，这是我们最暖和的房间，当所有灯火都熄灭的时候，炭火还是暖和的。这间房子是木制的，墙壁都是用上过色的木板拼接的。这时，这些有颜色的木板墙在炭火的照耀下让整个房间都弥漫在波旁酒和白兰地酒的颜色中。在这样的房间里，不禁让人产生幻觉，觉得人的婚姻、职业都和宇宙中的某种东西有关系。
可是，现在我就像一个被失眠困扰的人一样烦恼，我伸开手和脚躺在皮革包裹的椅子上研究着炭火。我尽力不让自己想事情，我天生就有冥想的能力，天生就会自我修复，正如你所期望的一样。大概二十分钟的自我平静之后，我找到了调整情绪的依托点：冷漠。
正在这时，放在桌子一旁的电话铃响了，这个时间来电话是很不正常的。十年前，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接到来自兰利市的电话，但现在已不是十年前了。可神奇的是，我心里正暗自想着现在可能会有电话，电话果真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