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这个地方叫黑马,不过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家商店,三栋房子,一座公墓,一间属于一个已经烧毁的教堂的出租马车棚屋。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很热,马路上没有树荫,附近也没有溪流。房子和商店都是红砖房,日晒雨淋的褪了颜色,变成了姜黄。烟囱和窗户旁边,用了随意的白色或者棕色砖来装点。屋子的后头是长满了马利筋草、秋麒麟草以及硕大的紫蓟花的田野。去穆斯科卡湖区以及北边林区的人们会经过这里,他们也许会发觉这葱郁的风景渐渐地稀薄、平淡,逐渐消退的田野间露出岩石磨损的棱角,幽深悦目的榆树林和枫树林被一片稠密却不甚宜人的桦树、白杨、云杉和松树的林子取代——在午后的炎热中,路尽头的尖树变成蓝色,透明,消隐在远方,仿佛一众幽灵。

梅躺在商店后头装满了箱子的房间里。夏天她就在这屋睡觉,楼上实在太热了。黑兹尔睡在前屋的长沙发椅上,听广播听到大半夜;外婆还睡在楼上,狭小的房间里塞满了大家具,挂满旧照片,屋里有一股热烘烘的油布味道,还有老太太的羊毛袜味道。梅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她很少这么早起床。大部分清晨,她都要等到脚下的地板映上阳光,农场主的牛奶车嘎嘎吱吱地经过公路,外婆脚步急快地穿梭在店面和厨房间,把咖啡壶和一锅厚熏肉放在炉子上。经过梅睡觉的旧沙发时(沙发坐垫仍然有一股淡淡的松针和土壤味道),外婆会机械地猛然一抽被单:“快起来,起来。你是不是想睡到晚饭?外头有人加油。”

要是梅不起来,相反却抱紧被单气恼地嘀咕,外婆下次路过时,就会带一勺冷水,浇到外孙女的脚上。梅立刻就跳起来,挡在脸上的长发甩在了背后,睡觉的欲望让她变得愠怒,但还不至于愤怒。她接受外婆的规矩,正如她接受暴风雨,接受胃疼,并且有一种牢固的,基本的确信,认为这种事儿都会过去的。她把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在睡袍下面穿上所有衣服:她十一岁了,正是又疯又端庄的年龄。这时的她拒绝在屁股上种牛痘。要是穿衣服的时候,黑兹尔或者外婆进屋来,她就会愤怒地大叫大喊,因为她以为她们之所以这么干,不是为了取乐,就是为了取笑她的隐私感。她出门去,给汽车加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彻底醒了,饿了;她吃了四五片夹了果酱、花生酱和培根的吐司三明治。

但是,今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后屋才刚刚亮,光线只够她勉强看清箱子上印的字。她看见海因茨番茄汤,金山谷杏子。她开始自己私密的仪式:把字母分割成三个一组,要是拼出来的和原来的意思一致,那么今天就有好运。她在拼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似乎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一种巨大的不安立刻从脚心升起,抓住了她的身体,让她蜷起脚趾,伸开腿,直到碰到了沙发的一头。有一种感觉在她的身体里穿行,仿佛要打喷嚏时大脑里的感觉。她尽量安静地起身,小心翼翼地走过后屋的素地板——那地板踩上去有沙砾感、有弹性,朝厨房粗糙的油毡走过去。她穿了一件黑兹尔的旧棉布睡衣,衣服在她的身后翻滚出柔和的幽幽的线条来。

厨房里空荡荡的。钟在水池上方的架子上机警地滴答着。有个龙头永远都在滴水。碗布折成的一个小垫子,就放在龙头下面。一个熟透了的黄西红柿几乎挡住了钟,前面还摆了一罐外婆的假牙用的牙粉。五点四十。她朝纱门走过去,经过面包箱的时候,一只手自觉地伸进去,拿出两个肉桂面包来。她看都没看就放进了嘴里。面包已经有点干了。

这个时间的后院看起来颇为古怪,潮湿,阴冷:田都是灰的,沿篱笆生着的灌木乱蓬蓬地挂满蛛网,都藏了许多鸟儿;天空苍白,素净,平滑地布着光的罗纹,边缘则是红晕,如同一只贝壳的内侧。她很高兴黑兹尔和外婆没能看见这一切。她们还在睡觉。还没人谈论今天;它的纯净令她惊讶。她有一种微妙的预感,预感到自由和危险,仿佛一道横过天空的晨曦。屋角的木料堆就是她听到的轻微枯燥的咔嗒声传来的地方。

“谁在?”梅咽下一嘴的面包,大声问,“我知道你在那儿。”她说。

外婆用她的围裙包了几根引火的干木条出来了,发出一种私密的莫名其妙的声音,令人恼火。梅看见她过来,没觉得意外,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失望,这失望似乎自当下的一刻薄薄地漫延至她人生的每一处,从过去到未来。对她而言,似乎她去的每个地方,外婆都提前去过了;她发现的任何东西,外婆都已经知道了,要么这发现也许毫无价值。

“我以为有人在院子里。”她辩解说。外婆看看她,就仿佛她是只烟囱,随后径直进了厨房。

“我没想到你起这么早。”梅说,“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外婆没回答。你说什么,她都听见了,但除非她高兴,否则就不回答。她开始生炉子,今天她穿了一条印花裙,蓝色的围裙擦来擦去,肚子附近已经脏了,套了件没扣子、开线、没染颜色的毛线衫。这件毛线衫以前是她丈夫的。脚上是一双帆布鞋。尽管她想让自己整齐利落,可是身上的衣服仍然在晃荡。因为她的身材已经没有哪件衣服能正好了,她扁平而又瘦小,除了那像怀孕四个月的小山一样的肚子,可笑地横在皮包骨头的胸脯下。她的腿疙疙瘩瘩,一点肉都没有。她的胳膊是褐色的,遍布青筋,如同鞭痕一般蜿蜒曲折。相对身体而言,她的脑袋显得硕大,而且还把头发紧紧地盘在头顶。她看上去仿佛一个营养不良,颇有敌意的聪明婴儿。

“你回去睡觉。”她对梅说。梅反而走到厨房的镜子前开始梳头,用手指卷发梢,看能不能变成向里卷的齐肩发。她记得今天尤妮·帕克的表姐要来。要是外婆不会发现的话,她就要去拿黑兹尔的发卷做头发。

外婆把前屋的门关了,黑兹尔在里面睡觉。她倒空了咖啡壶,添了水和新鲜咖啡,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闻了闻,确定还没有坏掉,然后用调羹把两只蚂蚁从糖碗里舀了出来。她用自己的小卷烟机卷了一根香烟,坐在桌子前看昨天的报纸。咖啡还没有煮好,她是不打算再和梅说话了。她调好了火炉的风门,现在,房间几乎和白天一般亮了。

“要是想喝的话,自己倒一杯。”她说。

一般外婆会说梅太小了,不适合喝咖啡。梅给自己选了一个漂亮的杯子,杯子上印的是绿色的小鸟。外婆什么也没说。她们坐在桌前喝咖啡。梅穿着她长长的睡衣,觉得自己享受了恩典,感到局促。外婆环视厨房,看着污迹斑斑的墙和日历,仿佛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的表情狡猾而心不在焉。

梅闲谈一般地说:“尤妮·帕克的表姐今天来,叫希瑟·苏·默里。”

外婆根本就没留心。她随即问:“你知道我多老了?”

梅回答说:“不知道。”

“好吧,猜猜。”

梅想了想,说:“七十?”

外婆好久都没有说话,梅以为这大概是她们对话的又一个死胡同。她主动提供信息:“希瑟·苏·默里是高地的舞蹈演员,她从三岁就在那里表演了。她也参加各种各样的舞蹈比赛。”

“七十八。”外婆回答道。“没人知道,我也没告诉过别人。没有出生证明。没领过养老金。也从没领过救济金,”她想了一会儿,“也没住过医院。我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给自己下葬。墓石这种事儿,都是慈善捐助,或者亲戚们坏掉的良心搞出来的。”

“你想要墓石干什么?”梅闷闷不乐地回答,手指在拉油布上的一个洞。她不喜欢这样的对话。这让她想起三年前,外婆对她耍了一个恶毒的花招。她从学校回来,发现外婆躺在后屋的沙发上,就是现在她睡觉的沙发。外婆躺在那儿,双手垂在两边,脸色如同凝固的牛奶,眼睛闭着,一脸纯粹的、打不破的漠然。梅先试着说了声“喂”,然后叫“外婆”,多少还是平常语气,外婆一贯生机勃勃而焦躁的脸上的肌肉都没动一下。梅再叫她,声音越来越恭敬,“外婆”。她弯下腰都没听到最轻微的呼吸声,她伸出手想碰碰外婆的脸颊,却因为她冰冷、衰老、深凹的双颊上某种细微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停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哭,焦虑而短促,就像一个人在没人能听到的地方哭。她不敢再叫外婆的名字,不敢碰她,同时却也不敢将视线挪开。但是,外婆睁开了眼睛,没抬胳膊,也没抬头,她看着梅,一脸假装的令人愤慨的无辜,眼神里闪过一丝古怪的胜利的火花。“这里不能躺吗?”她说,“你这么胆小,羞不羞啊。”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外婆回答说。梅试着把一只肩膀从睡衣宽松的领口耸出来,外婆冷冷地说:“去穿衣服。除非你觉得自己是哪位埃及王后。”

“什么?”梅看着自己的肩头,把人晒脱皮的太阳弄出来的斑点看起来真刺眼。

“哦,哪位埃及王后,我听说埃及王后要去参加金凯德交易会。”

梅回到厨房的时候,外婆还是在喝咖啡,饶有兴致地看城市版的广告,似乎她今天不开店,也不做早饭,一天什么事儿也不干似的。黑兹尔也起来了,正在烫她工作穿的裙子。她在金凯德的一家商店工作,离这里有三十英里远,所以每天都要早起。她试图说服她妈妈把商店卖掉,到金凯德去生活,那儿有两家电影院,很多商店和饭馆,还有一家皇家舞厅。但老太太死活就是不松口。她跟黑兹尔说,去吧,你爱住哪里就住哪里去。不过,大约总有某些理由,黑兹尔没有真去。她今年三十三岁,是个萎靡不振的姑娘,头发漂了白,长了一张机警的长脸,歪着脸,带着怨恨,因为有点斜视,就更明显了,一只眼睛任性地斜到一边。她有一只箱子,放满了绣花枕套、浴巾、银餐具。她买了一套碟子,一套铜底锅,都放在箱子里。而她和梅,还有老太太,三人一起继续用缺口的碟子吃饭,她们用的锅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放在炉子上都东摇西晃。

“黑兹尔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差一样。”老太太这么说。

黑兹尔开车跨过整个乡间,和那些也在金凯德工作或者教书的姑娘们一起去跳舞。星期天早上,她起床的时候总是略带宿醉,就着咖啡吃阿司匹林,穿上她的印花丝裙开车去公路那头的唱诗班。她妈妈嘴上一边说她根本没信仰,一边打开商店的门,卖给旅客们汽油和冰激凌。

黑兹尔打着哈欠把烫衣板挂了起来,温柔地揉搓她模糊的脸。老太太大声地读:“高大勤劳男子,三十五岁,欲求生活习惯良好,不吸烟不喝酒热爱家庭生活的女性为友。非诚勿扰。”

“哦,妈妈呀。”黑兹尔说。

“什么叫非诚勿扰?”梅问。

“正值壮年的男性,”老太太不留情面地继续读,“觅无负担的健康女性为友,来信请附照片。”

“够了,妈妈。”黑兹尔说。

“什么叫负担?”梅又问。

“要是我结婚了,你怎么办?”黑兹尔阴森森地说,表情倒有一丝满足,叫人气恼。

“想结婚,你随时。”

“我有你和梅。”

“哦,继续吧。”

“好吧,我会的。”

“嗯,去吧。”老太太反感地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我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她还想说许多话,这种演讲确是她阐述此生的标志,但是,当她兴冲冲地回想起那个画面以后——它就像孩子的蜡笔画一样鲜亮质朴,呈现出如此奇妙的失真感,她闭上眼睛,仿佛困扰于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困扰于一种对一切是否存在过的合理的质疑。她用汤勺敲打桌子,对黑兹尔说:“哎,你肯定没有做过我昨天晚上这种梦。”

“我反正不做梦。”黑兹尔回答说。

老太太坐在那儿,敲着她的汤勺,眼神空洞地望着炉子前头。

“我梦见我在一条马路上走,”她说,“走着走着,路过西蒙家门口,我觉得有云彩遮住了太阳,感觉冷了,好像是。所以我抬头看,看见一只大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鸟儿,跟这个炉子一样黑。它就在我的头顶上,在我和太阳中间。你梦见过这种事儿吗?”

“我什么梦也没做过。”黑兹尔语气骄傲地说。

“记得我起红疹子睡在前屋的时候做过的噩梦吧?”梅说,“你记得那个噩梦吗?”

“我谈的可不是什么噩梦。”老太太说。

“我觉得,屋里有人走来走去,戴着花帽子。走得越来越快,帽子都混在一起了。除了花帽子,他们的其他地方都看不见。”

外婆伸出舌头,舔掉粘在嘴唇上的烟末,起身掀开炉盖,往火里吐了一口痰。“我还是告诉谷仓的墙算了。”她说,“梅,往火里添几根柴禾,我来煎几块咸肉。今天不能让炉子一直烧了,我可受不了。”

“今天要比昨天热。”黑兹尔镇定地回答,“我和洛伊丝商量好了,今天不穿袜子。皮布尔先生要是敢说一个字,我们就要说,你以为他们雇你来干什么,难道就是叫你走来走去,看我们的大腿?他会尴尬的。”她漂白的头发缩进了上衣里,发出了一声寂寥的咯咯笑声,仿佛钟意外地响了一下,然后戛然而止。

“哼。”老太太回答说。

下午,梅、尤妮·帕克,希瑟·苏·默里,一起坐在小店前的台阶上。中午时分,云层就把太阳挡住了,但这会儿,天气似乎反倒更热了。听不到蟋蟀的叫声,也听不到鸟的啾鸣,不过,有一点微弱的风。燥热的、滞缓的风从乡间的草丛吹来。因为是星期六,难得有人来店里买东西,汽车经过小店,都往市里的方向开去。

希瑟·苏说:“你们这些小孩儿有没有免费搭过车?”

“没有。”梅回答。

尤妮·帕克两年来一直是梅最好的朋友。尤妮说:“哦,梅家里人不会让她去免费搭车的。你不知道她外婆,她什么也不让。”

梅在泥地上拖着脚慢慢地走,用脚后跟踩平一座蚁丘,说:“你也不行。”

“我可以,”尤妮回答,“我想干什么都行。”希瑟·苏瞅着她们,目光颇为苦恼:“好吧,你们这会儿想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小孩想干什么?”

她的头发贴着脑袋剪得短短的,黑色,拳曲,粗糙。她涂了苹果味口红,看起来好像腿毛也刮过了。

“我们去公墓。”梅闷闷地回答。她们就是这样的。她和尤妮几乎每天下午都坐在公墓里,因为那里有一个阴凉的角落,没有别的小孩子打扰她们,她们可以大胆讲话,不会被听到。

“你们要去哪儿?”希瑟·苏强调地又问。尤妮皱着眉头看着她们脚下的土地:“哦,不去,我讨厌那个笨蛋公墓。”有时候,她和梅会花一下午的时间看墓碑,找她们感兴趣的名字,给这些埋在地下的人编故事。

“天,别让我起鸡皮疙瘩。”希瑟·苏说,“真是热得可怕,对不?要是在家,我估计我会和女朋友一起去游泳。”

“我们可以去三号桥游泳。”尤妮回答。

“在哪儿?”

“沿着这条路下去,不算远,半英里。”

“这么热的天走过去?”希瑟·苏问。

尤妮说:“我骑自行车带你。”她对梅的语气里洋溢着分外的快乐和热情。“你骑你的自行车,一起去吧。”

梅想了一下,走上台阶进了小店。店里白天总是阴沉沉的,也非常热,墙上挂了一座大木头钟,还有几个装满小甜饼碎屑、软橘子和洋葱的筐子。她走到后头,外婆坐在冰激凌制冷柜旁边的凳子上,制冷柜的上头是巨大的发酵粉招牌,贴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薄片,看上去像圣诞卡似的。

梅问:“我和尤妮、希瑟一起去游泳,行吗?”

“你去哪里游泳?”外婆不露倾向的语气。她明明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三号桥。”

尤妮和希瑟进屋来了,站在门边。希瑟·苏朝着老太太的方向露出礼貌而圆滑的笑容。

“不行,不能去。”

“水不深。”梅说。

老太太神秘地咕哝着什么。她坐在那儿,弯着腰,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大拇指抵住下巴。她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

“为什么不能去?”梅顽固地问。

外婆没有回答。尤妮和希瑟·苏站在门边看着。

“为什么不能去?”她又问,“外婆,为什么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男孩们都会去。我以前就说过,你得长大才能去。”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脸上的线条是那么难看,仿佛在掩饰某种满足;这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梅,直到看得梅因为愤怒和羞耻脸色通红。她自己脸上则显出颇有兴趣的神情。“让其他人追在男孩后头跑吧,看看她们能得到什么。”她从没有看一眼尤妮和希瑟·苏,但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们转身出了小店。梅听到她们跑过了油泵,暴发出一阵狂野的几乎不顾一切的笑声。老太太仿佛没听到似的。

梅没有说话。她正在黑暗中探究辛酸的一种全新程度。她觉得外婆也不相信她自己的理由,但她并不在乎,只是把这些理由从包里亮出来,恶毒地挥来舞去,想看看能造成什么破坏而已。外婆说:“希瑟小姐,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早上看见她从巴士上下来的。”

梅穿过后屋、厨房,出了小店,到了后院。她在水泵边坐了下来。从水泵的喷水口接下来的旧木头水槽已经发霉变绿了,通向干草丛里一片冰冷的泥浆地。她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看见一只大癞蛤蟆,相当老,相当累,她觉得。癞蛤蟆在草丛里啪啪地跳来跳去,她用双手堵住它的路。

她听到纱门关上的声音;她没有回头看。她看见外婆的鞋子,外婆那神奇的脚踝穿过草地,向她走过来。她一只手抓住癞蛤蟆,另一只手捡起一根小树枝,开始一下下戳它的肚子。

“住手。”外婆说。梅扔掉树枝。“把那可怜的家伙放开。”外婆又说。她非常缓慢地松开手指。空气沉闷的下午时光,她能闻到外婆身上独有的气味。外婆居高临下地站在她面前。这种气味,像老去的、发软的苹果皮的味道,甜腻腻的,腐烂的,渗透了更为日常、更为强烈的肥皂气味,烫过的棉布衫味道和烟草味道,她随身总是带着烟叶。

“我打赌,你不知道,”外婆大声说,“你肯定不知道,在店里的时候我有了什么念头。”梅没有回答,而是低下头,兴致盎然地开始拨弄腿上的伤疤。

“我想,我可以卖掉商店。”外婆语调一点没变,大声地继续说下去,仿佛在和一个聋子说话,或者在和上天说话。她看着远处高高低低的松蓝色地平线,以一个老太太特有的姿势把围裙抓在手里,说:“你和我坐火车去看刘易斯。”刘易斯是她的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她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他了。

这下,梅只能抬起头来,看看外婆是不是在开玩笑。老太太总是说,游客都是傻瓜,总以为别的地方好,其实最好还是待在自己家里。

“我们一起到海滨旅游。”外婆说,“不会花很多钱的。我们晚上也可以坐着。路上带点吃的。你最好自己收拾想吃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你太老了。”梅残忍地回答说,“你都七十八了。”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有的是千里迢迢赶回家乡的,到处都是。你可以看报纸。”

“你可能会发心脏病。”梅回答道。

老太太说:“那可以把我装在装莴苣、西红柿的车里,冰冻起来用船送回家。”这时候,梅似乎看见了海滨,看见了漫长的沙滩曲线,仿佛湖滩,只是更长、更亮一些。海滨,这个词,让她心底生出了一种清凉和欣喜之感。但是,她不相信这些感觉。她不明白,外婆什么时候答应过她什么好事儿呢?

一个男人站在店门口喝柠檬酸橙汁。这是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因为炎热,肥胖的脸闪着光。老太太把她的凳子挪到了前面的柜台那儿,坐在那里和他说话。梅背对他们,从前门望出去。云层阴暗,整个世界充斥的是衰老的、风尘仆仆的、一点也不宜人的光线,仿佛不仅来自天空,也来自单调的砖墙、白色的路面、瑟瑟作响的灰色树叶、闷热的风中啪啪晃动的金属广告牌。从外婆跟着她到后院开始,她仿佛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在裂开;是的,她在这个世界上看见了新的光明。她感觉自己的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力量,似乎她自己的敌意中有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尚未开发的新力量。她想把这种力量保留一段时间,让它如同她手心里的一枚冰冷的硬币那样翻转。

“你是和哪个旅行公司来的?”她外婆问。男人回答说:“瑞格公司。”

“周末他们让员工回家吗?”

“我现在不是出差。”男人说,“至少可以说,我不是替瑞格公司出差。可以这么说,我是为自己的事儿旅行。”

“哦,是这样。”老太太的语气分明透出一种不管别人闲事的态度,“你看看这天气,就要下雨了吗?”

“可能吧。”男人说着,喝了一大口柠檬酸橙汁,把瓶子放了下来,用手帕把嘴擦干净。他是那类无论如何都要说点私事儿的人;实际上,他就没别的事儿可说。“我要去看个熟人,他在他的度假屋。”他说,“他严重失眠,这七年来,没有一天能好好睡觉。”

“嗯。”老太太回答。

“我去看看我能不能帮他治好。失眠症,我有过成功的几例。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已经很好了。”

“你还是医生?”

“不是,我不是。”小个子男人愉快地回答,“我是个催眠师。业余的。我只认为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

老太太一句话没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种注视没有让他感到不快,他在店前走来走去,把东西捡起来,用自我满足的活泼表情看着这些东西:“我肯定,你这辈子没人告诉你自己是个催眠师。”他以玩笑的语气对老太太说:“我和别人长得没什么不一样,是吧?我看上去很驯良的。”

“我不相信这种事儿的。”她回答。

他只是笑。“你说不相信,什么意思呢?”

“什么迷信我都不信。”

“女士,这不是迷信,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知道是什么。”

“嗯,很多人观点都和你一样,不信的人多得惊人啊。可能你没看过两年前发表在《文摘》上的文章吧,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我要是带在身上就好了。”他说,“我知道,我治好了一个人的酒瘾,我治好了长各种各样的疥疮和皮疹的人,还治好了他们的坏习惯。神经质。我不是说我一定能治好所有人神经质的坏习惯,不过有些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我感激不尽呢。感激不尽啊。”

老太太双手按在头上,没有吭声。

“怎么了,老太太,你是不是不舒服?头疼吗?”

“我很好。”

“你怎么给这些人治病?”梅大胆地问。尽管外婆总是告诉她:别让我抓住你在店里和陌生人说话。

小个子男人殷勤地转身说:“年轻的女士,我催眠他们。我用的是催眠术。你是不是想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催眠术?”

梅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脸刷地就红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见外婆盯着她看。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梅,仿佛就算全世界都着了火,她都不会管,甚至连着火这个事实都不会和他们说一声。

“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外婆说。

“哦,很简单。”男人是直接对梅说的,声音异常轻柔,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更适合孩子,“就是你让人家睡觉,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睡着。明白吗,小甜心?你和他们说话,听——听着,你可以深深地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那些就连他们醒着的时候也许都不再记得的事儿,发现他们隐藏的焦虑、恐惧,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东西。是不是很神奇?”

“我不会让你对我这么干的。”老太太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没法对我这么干。”

“我打赌,他做得到。”梅说。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嘴一下就合不拢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一次又一次,她眼睁睁地看着外婆和外面的世界对抗,并不是出于骄傲,更多是因为一种坚定的、基本的信念,她相信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就是会赢。这是第一次她好像看到外婆有输的可能。她在外婆的脸上而不是在小个子男人的脸上看见的。她觉得这个男人必定是个疯子,她已经想笑了。这种想法让她惊慌不已,让她有一种烦人却无力抵抗的兴奋。

“嗯,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男人仿佛开玩笑似的回答。他看着梅。老太太下定了决心,轻蔑地说:“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她把胳膊肘压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仿佛要把什么压进脑袋里:“请珍惜自己的时间去吧。”

“你应该躺下来,好好放松一下。”

“坐着……”有一会儿,她似乎喘不上气似的,“我坐着就够了。”

男人从她们店里的一堆摆件里拿下来一个开瓶器,然后走到柜台前面,站住了,不急不忙的样子,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自然,但是又有稍许变化,变得和缓而冷静。“我知道你反对,我也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害怕。”老太太发出抗议,也许是警告的声音,他轻轻地举起手。“你害怕。”他说,“我想给你看,我打算让你看见,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值得害怕,没有。我只是想让你的眼睛盯住我手上这块发光的金属。对了,就这样,盯着我手上发光的金属。看着它。别想,别怕,告诉你自己,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梅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她靠在搁了软饮料的冰箱上。她想笑,忍不住要笑出来。她看着这个男人多少有点邋遢的后脑勺,还有他圆溜溜的、抽搐的、白晃晃的肩头。不过,她没有笑,她还要等着看外婆的反应。要是外婆认输了,那么无异于地震或者洪水的骚乱,会动摇她生活的基础,赋予她极大的自由。老太太眼睛眨也不眨,驯服地、直勾勾地盯着男人手中的开瓶器。

“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他说,“你是不是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他俯下身体看她的脸,“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看见……”老太太的脸上,硕大的、冷淡的眼睛,以及坚硬的、粗暴的表情,和他自己的差不多。他停下,往后缩。

“咳,怎么回事儿?”他问道。不再是催眠的腔调,而是正常声音。实际上,比正常的声音还要尖利,梅一下就惊得跳了起来。“怎么回事儿?女士,来来,醒醒。醒醒啊!”他说着,扶住她的肩摇晃。老太太的脸上还有无法克制的讥诮,她扑倒在柜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几包面巾纸散落下来,泡泡糖和蛋糕上的装饰品全掉在了地上。男人手中的开瓶器也掉了下来,他惊恐地看了梅一眼,喊道:“不关我的事儿!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跑出小店,冲向自己的车。梅听到他发动了汽车,她跟在后头跑出去,仿佛想叫“救命”,或者是“停停”。但她什么也没有叫出口,她站在汽油泵前的尘埃中,张大了嘴。反正他也不会听见她的声音了。他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拼命地摇,表示什么他都不会同意的。车子咆哮地向北开走了。

梅站在店外,公路上没有别的车,一辆也没有。黑马空荡荡的。刚才天上下起小雨,雨点一滴滴地打在她身上,溅在地上。终于,她往回走了,坐在小店的台阶上。这里也挡不住雨,不过天气热,她不在乎。她盘起腿,坐在那儿看着公路。现在,她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平坦、静默,可以接近的世界。她坐在那儿,等着,等她不能再等下去的时候到来,到那时,她会再站起来,走进小店。这会儿,因为下雨,店里比平时更暗了。她的外婆,横扑在柜台上,死了。而且,她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