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毒雾事件之后的第二次身体检查。报告的打印件上没有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一种死亡尚潜伏过深而无法窥见。我的医生桑达·查克拉伐蒂问起我两次匆匆做的体检,以往我一直害怕知道。

我告诉他我仍然害怕。他咧着嘴笑,等我说些什么妙语。我握了他的手就出门。

回家路上,我开车到榆树街,打算到超市稍停一下。大街上到处都是救护车,我看到远处好多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一位戴臂章的人对我吹了一声哨子,然后走到我车子前面。我瞥见其他一些穿米莱克斯服的人。抬担架的人跑过大街。当那个吹哨子的人走近时,我可以看清他臂章上的字:SIMUVAC。

“退回去。”他说,“街道封锁了。”

“你们大伙儿肯定准备好了模拟行动吗?你们也许要等的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泄漏事故。将你们的时间安排得靠后一点儿。”

“挪开,走开。你进入了暴露地段。”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会要你的命。”他告诉我。

我倒车离开了大街,把车停好。然后,我慢慢走回到榆树街,企图将自己装成是其中一员。我紧贴着商店的门面,混在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以及着制服者中间。到处是公共汽车、警车、小救护车。拿着电子设备的人们好像在试图探测辐射和有毒的坠尘。最后我走近扮演伤亡者的志愿人员,大致有二十个人,有脸朝下的,仰躺的,倒在路缘石上的,神态迷糊地坐在街上的。

我吃惊地看见自己的女儿竟在他们中间。她仰天躺在街的中央,一条胳膊伸出,脑袋歪向另一边。我简直不忍目睹。这难道就是她在九岁的年纪上对于自己的看法—已经成了一个牺牲品,正在努力完善她的技巧?她看起来多么自然,多么深刻地被大灾大难的念头所浸染。难道这就是她展望的未来吗?

我走过去,蹲下身来。

“斯泰菲?是你吗?”

她睁开眼睛。

“除非你是一个受害者,否则你不该到这儿来。”她说。

“我只是想弄清楚你没事。”

“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会有麻烦的。”

“这儿太冷,你会得病的。芭贝知道你在这儿吗?”

“我一个小时前在学校里报的名。”

“他们至少应该分发一些毛毯。”我说。

她闭上了眼睛。我又对她说了一会儿话,但是她不肯回答。她的沉默中没有一丝儿恼怒或者无所谓的迹象。只有诚心诚意。她在牺牲精神方面一向真诚。

我走回到人行道上。扩音机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超市的什么地方嗡嗡地传到街上。

“我想代表‘大灾善后公司’欢迎你们大家。我们是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设计和实施模拟疏散行动。我们联络了二十二个州政府机构,进行此次对付大灾的练习。我相信,这是未来许多练习的第一项。我们对付灾难的排练次数越多,我们在真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就越安全。生活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是吗?你连着十七天带了雨伞去上班,一滴雨也不下。你第一天把伞留在家里,就下起了破纪录的倾盆大雨。从没错过,是吧?这就是我们希望与其他方面一起应用的机制。好,往下说正事。当警报响起三声长音,数千名精心挑选的需要疏散的人员离开家和工作地点,上车到设施齐备的紧急隐蔽处。交通指挥员要立即进入电脑化的指挥站。最新的指示会在‘模拟疏散’行动的广播系统中发布。空气监测人员会布置在烟雾笼罩地带的沿线。今后三天内,奶制品检测员会在泄漏物摄入地带检测牛奶及随机抽样食物。今天我们不是模拟具体的泄漏事件。这属于全面性的泄漏或者溢出。它可能是带辐射的蒸汽、化学物小烟团、来源不明的烟雾。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把那些人弄出受灾地带。我们从滚滚浓雾的那个夜晚学到了很多。但是什么也无法取代计划的模拟行动。假如现实中插进来一次翻车事故或者某个伤员从担架上摔下来,请千万记住,我们此时此地不是来医治骨折或扑灭真的火灾。我们到此是来做模拟的。中途停顿在真的紧急事故中是可以死人的。如果我们现在学会了中途不停顿,那么将来真有事时,我们才能够不停下来。行了,当警报发出两声哀婉的尖啸,街头指挥就逐户搜索因疏忽而被留下的人。饲养的鸟类、金鱼、老弱病残,等等。五分钟,受害者们。你们所有这些营救人员要记住,这不是爆炸模拟。你们的受害人是吓坏了,而非受到外伤。把你们温柔的充满爱心的照料,留到六月份的核爆炸。我们还有四分钟,数数吧。受害者们,跛起来走路。请记住你们到这儿不要喊叫或东奔西跑:我们喜欢有克制的受害者。这儿不是纽约或者洛杉矶。轻轻地哼哼就够了。”

我决定不再留下来看。我回到车里,开车回家。当我在家门口停车的时候,警报响了三声。海因利希穿着反光背心,戴着迷彩帽,坐在前门台阶上。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大点儿的男孩。他有一副强壮结实的身板,肤色说不清是黑还是不算黑。我们的街上似乎没有人在撤离。海因利希看了一下夹纸板。

“有什么事?”

“我是街头指挥。”他说。

“你知道斯泰菲也在扮演受害者?”

“她说过可能要去。”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们就选中了她,把她送上了一辆救护车。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如果她想做,她就应该做。”

“她好像很能调整自己进入这个角色。”

“将来有一天这能救她的命。”

“假装自己受伤或者死了,怎么能救一个人的命?”

“如果她现在这样做了,以后她也许不必再这样做。你越是练习某件事,它就越不可能真的发生。”

“这就是那个顾问说的话。”

“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它灵验。”

“这是谁?”

“这就是奥列斯特·墨卡托。他来帮我核查遗留物。”

“你就是要坐在一笼子致命毒蛇中的那位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要创纪录。”奥列斯特说。

“为什么你为了创纪录就愿意被杀?”

“杀什么?谁说过任何关于被杀的事?”

“你将被一些罕见的致命的爬行动物所包围。”

“就它们所做的事情而言,它们是最好的。我希望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是最好的。”

“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在笼子里坐六十七天。需要这么多天才能打破纪录。”

“你是否明白,你是为了在一本平装书中写上几行而冒死亡的危险?”

他目光尖利地看着海因利希,显然是在责怪他,要他为这类愚蠢的诘问负责。

“它们会咬你。”我接着说。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知道。”

“这些是真的蛇,奥列斯特。咬一口,就足够了。”

“如果它们咬人的话,一口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不咬人。”

“它们是真的,你是真的。一直有人被咬。蛇毒是致命的。”

“有人会被咬,但是我不会。”

我发现自己还在说:“你会的,你会的。这些蛇不知道你不相信死亡。它们不知道你年轻强壮,不知道你认为死亡会降临到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身上。它们会咬人,你就会死亡。”

我停下来,为自己说话时的强烈情感而难为情。我吃惊地看见他瞧着我,怀着某种兴趣和某种勉强的敬意。也许我大喊大叫时用了太大的力量,向他证实了他的做法的分量,给他灌输一种难以驾驭命运的暗示。

“它们想咬人就咬人。”他说,“至少我一如既往。这些蛇是最棒的,能最快地致死。腹蛇咬我,我几秒钟内死去。”

“你急什么?你只有十九岁,你会发现几百种比被蛇咬死更好的死法。”

“奥列斯特”属于哪一类名字?我细看他的五官,他可能是拉美人、中东人、中亚人、黑皮肤的东欧人、浅肤色的黑人。他说话带口音吗?我不能肯定。他是萨摩亚人、北美土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吗?要知道不该向别人说什么话是越来越难了。

他对我说:“您躺在长凳上能够推举多少磅?”

“我不知道。不会太多。”

“你用拳头打过别人的脸吗?”

“也许一时冲动打过一次,很久以前了。”

“我一直盼着打什么人的脸。赤手空拳,竭尽全力,看看究竟感觉如何。”

海因利希像电影里的鸽一样呲咧着嘴。警报开始响起—两声哀婉的声响。两个男孩核对房子的门牌号时,我走了进去。芭比特在厨房里喂怀尔德吃午饭。

“他穿着反光背心。”我说。

“那是为了万一有烟雾的话,他就不会被逃跑的车辆撞上。”

“我不认为有人已经操心要逃跑。你感觉如何?”

“好些了。”她说。

“我也一样。”

“我想,是因为与怀尔德在一起,我的精神才振作起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与怀尔德在一起时感觉也总是良好。这是不是因为快乐不粘牢在他身上?他自私,却不吝啬,是一种完全无限和自然方式的自私。在他扔掉一件东西、抓起另一件东西的方式中,有某种奇妙的东西。当其他孩子不去充分体会特殊时刻或场合时,我就恼火。他们让应该留住和品尝的东西溜过去了。但是,当怀尔德碰到这种情况时,我见到了天才的精神在起作用。”

“那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有另外一种东西让我情绪兴奋。某种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的更宏大、更庄重的东西。”

“提醒我去问默里。”我说。

她舀了一匙子汤送到孩子的嘴里,一边做出让他模仿的表情,一边说着:“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件事我必须问,‘戴乐儿’在哪儿?”

“忘了它吧,杰克。‘愚人金’或者随便什么别的名称。”

“残酷的幻象,我知道。但是,我想将药片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要它作为物证,就是‘戴乐儿’这种药确实存在。假如你的左脑死亡,我希望能够凭此起诉某个人。还剩下的四颗药片,它们在哪儿?”

“你是不是说它们不在暖气罩后面了?”

“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动过它们,真的。”

“有没有可能你在生气或泄气的时候把它们扔掉了?我要它们,只是为了历史的准确性。就像白宫的录音带,它们进入档案馆。”

“你尚未被预先测试过。”她说,“甚至一颗药丸被摄入的话,也会有危险的。”

“我不想摄入。”

“不,你想的。”

“我们正在被哄骗离开泄漏物摄入地带。格雷先生在哪儿?原则上我也许要起诉他。”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他和我。”

“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灰景汽车旅馆’。”

“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保证过不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考虑到你的企图,那个保证得加倍做到。这更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他。我不会说的,杰克。让我们恢复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都来告诉对方,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我开车到小学去,把车停在大门的街对面。二十分钟后,大约有三百来个小孩蜂拥而出,叫嚷着,欢笑着,随便地打闹着。他们说着精彩的骂人话,内容丰富和范围广泛的脏话,操着书包和绒线帽互相追打。我坐在司机座上打量这一大堆面孔,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贩毒者或性变态者。

我看见丹妮斯就按响了喇叭,她走了过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学校来接她,她走到车前面看了一眼,目光锐利而警惕—这种目光表明她没有情绪来听分居或者离婚的消息。她仔细地看着我的侧面。

“是有关‘戴乐儿’的事。”我说,“这药和芭贝的记忆差错无关。事实上正相反,她服用‘戴乐儿’来改善她的记忆。”

“我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你不会光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到学校来接我的。因为我已经发现无法凭处方买到这药。因为我与她的医生谈过了,他从未听说这药。”

“你打电话到他家里了?”

“打到他诊所。”

“对于一位全科医生来说,‘戴乐儿’太专业了一点儿。”

“我母亲吸毒吗?”

“你很精明,弄得清这种事情。”我说。

“不,我没有那么精明。”

“我们想知道你把那药物怎么样了。里面还剩几片药。”

“你怎么知道是我拿了呢?”

“我明白,你明白。”

“如果有人愿意告诉我‘戴乐儿’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有点儿眉目。”

“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我说,“你母亲不再吃这药了。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要掌握这个药瓶,现在这理由再也算不上正当了。”

我们开车向西转了一圈,此时,我们正穿过学院的校园。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墨镜,然后戴上。

“那么我就把它扔了吧。”她说。

以后的几天里,我试着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证,有些论证编排得巧妙而复杂,几乎可以激动人心。我甚至把芭比特拉了进来,使她相信药瓶应该由大人经手。但是这女孩的意志特别富于反抗性。作为法定实体的她,她的生活是由旁人的讨价还价形成的;她决心遵循一种极其严格的准则,不允许妥协或和解。她要把东西藏到我们告诉她其中的秘密为止。

或许这样也好。此药毕竟会有危害。我是不相信轻而易举的办法的,什么吞咽那种东西就会解除我灵魂中一种古老的恐惧的说法。但是我又禁不住想起那碟形的药片。如果它有效,它是否可以对某些人而不对另外一些人有效?它是尼奥丁危害物的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对应物。从我的舌头后面打个滚,往下进入我的胃里。药的核心部分溶解,释放有益的化学物进入我的血流,淹没我大脑中恐惧死亡的部分。药丸本身发生一次小小的向内爆破,一种聚合物内爆,然后悄悄地自行销毁。万无一失,精确并且考虑周全。

具有一张人脸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