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利希前额的头发已经开始往后秃了,我为此纳闷。难道他妈妈怀他时服用了某种渗透基因的药物?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难道我养育他长大的地方,附近竟是我不知道的化学物倾倒场,有夹带工业废料的气流通过,可以引起头皮退化,造成灿烂的日落?(人们说,三四十年前,这一带的日落远非如此精彩。)人对于历史和自己的血统犯下的罪孽,已经被技术和每天都在悄然而至的怀着鬼胎的死亡搞得愈加复杂了。

这男孩今年十四岁,常常心事重重和难以捉摸,但是有时却百依百顺得令人不安。我有一种感觉:他二话不说就服从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他个人的一种谴责手段。芭比特担心,总有一天,他会在一间垒起掩体的房间里,向着对面空无一人的林荫道端起自动步枪扫射几个来回,并赶在手持双统重武器或身穿防弹衣、拿着手提扩音器的特种警察部队来抓他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今天晚上要下雨。”

“现在就在下雨。”我说。

“收音机里说今晚。”

这是他喉咙痛和发烧后第一天回校上课,我驾车送他到学校。一个穿黄色油布雨衣的女人挡住了交通,让一帮小孩儿过马路。我想象她出现在一个推销龙虾汤的广告里,正脱掉油布帽子走进欢快的厨房,而她的丈夫,一个只能再活六周的小个儿男人,正站在一锅冒汽的龙虾浓汤之前。

“看看挡风玻璃上,”我说,“那是不是雨?”

“我只是告诉你他们说的话。”

“仅仅因为收音机里这样说了,并不意味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感觉到的证据。”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这一点已经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所有那些原理都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它表面上的样子,你不知道吗?在我们的大脑之外,是不存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所谓的运动规律都是大骗局。甚至声音也能欺骗我们的头脑。仅仅因为你没有听到某种声音,并不意味它不存在。狗可以听到它,别的动物可以听到它。我肯定还有些声音甚至狗也听不见,但是它们存在于空气中,存在于声波中,也许还永无休止。音调非常非常高的声音,来自某个地方。”

“现在在下雨,”我说,“或者不在下雨?”

“我不愿意被逼着非说不可。”

“假如有人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说不说?”

“谁?你吗?”

“某个人,某个带墨镜、穿军用雨衣的人。他用枪顶着你的脑袋说:‘现在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只要你说出事实,我就把枪拿开,坐下一班飞机离开这里。’”

“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事实?他要的是几乎以光速飞行在另外一个星系里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他要的是身处中子星轨道中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假如这些人能够从望远镜里看见我们,我们也许看起来只有二英尺二英寸高,而且也许是昨天而不是今天在下雨。”

“他拿枪顶着的是你的脑袋,他要你说出事实来。”

“我说的事实有什么用处?我说的事实一文不值。假如这个持枪的家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太阳系里某个星球,那怎么办?我们称为雨的东西,他叫肥皂。我们叫苹果的东西,他称为雨。所以,我该告诉他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J.斯摩利,来自圣路易斯。”

“他想知道此时,就这一分钟,是不是在下雨?”

“对,此时此地。”

“有没有此时这样的事呢?‘此时’,在你说话的工夫来了又走了。假如你所谓的‘此时’在我说话时已经变成了‘那时’,我怎么能够说此时在下雨呢?”

“你说不存在过去、现在或未来。”

“只存在于我们的动词中,那是我们发现它们的唯一地方。”

“雨是一个名词。此地,就在这个确切地点,在你选择回答问题的两分钟里的任何时间上,是否有雨?”

“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确切地点,而你身处显然在运动着的车子里,那么,我想这就是讨论的困难之所在。”

“就只要你给我一个回答,行吗,海因利希?”

“我能做的最多是做一个猜测。”

“要么在下雨,要么不在下雨。”我说。

“绝对是这样,这就是我全部的观点。你只能猜测。一面是六个,另一面是半打。”

“但是,你看见在下雨。”

“你看见正在天空中移动的太阳。但是,究竟是太阳在天空中移动,还是地球在转动呢?”

“我不接受这样的类推。”

“你肯定那是雨。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从河那边的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酸呢?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来自中国的一场战争的坠尘呢?你要求得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回答。但是此时此地,你能证明这东西就是雨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雨就真是雨呢?况且不管怎么说,雨是什么?”

“雨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东西,它把你身上弄成所谓的湿。”

“我身上不湿,你湿吗?”

“行了,”我说,“好极了。”

“不必如此。严肃地说,你身上湿吗?”

“真是妙极了。”我对他说,“关于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混乱的一大胜利,科学的辉煌一刻。”

“挖苦吧。”

“诡辩家和吹毛求疵者可以津津乐道他们的辉煌一刻了。”

“说吧,挖苦吧。我不在乎。”

海因利希的母亲现在住在一个嬉皮士村里。她用了黛维妈妈的称呼,处理棘手的事情。这个嬉皮士村位于蒙大拿州一个现名为达拉姆萨拉珀市的郊区,这儿从前是炼铜的城镇,叫塔布市。这样的地方照例谣言四起:性自由、性奴役、毒品、裸体、肮脏、思想控制、逃税、猴子崇拜、折磨、缓慢可怕的死亡。

我看着他在倾盆大雨中走向学校大门。他故意慢慢地行动,在门口外十码的地方脱掉他的迷彩帽。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动物式的拼命精神爱他,感到有必要将他置于自己的外套下,把他紧紧地搂在胸前,让他待在那里,保护他。他好像给自己带来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空中集结,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跟随着他。芭比特烤制他喜欢吃的小甜饼。我们看着他坐在书桌前,这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桌子,上面堆着书和杂志。他夜里弄得很晚,钻研他与关在州监狱的一个杀人犯通信下棋中的棋步。

第二天,天气晴朗暖和,山上学院的学生们坐在草地上和宿舍窗户前放录音,晒太阳。这气氛里有一种惆怅的夏日梦幻,这是最后一个令人懒洋洋的日子,是可以再一次光着手脚,享受刈割过的三叶草地芳香的机会。我走进杜普莱克斯文科楼,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幢有两翼的建筑,外表覆盖着一层海蓝色的电镀铝,反射出天上的云彩。下层是影剧院,地面呈斜坡,铺着深色的地毯,设有两百个带绒垫的座位。我坐在第一排尽头光线不足的地方,等候我的高年级学生来上课。

他们都是主修希特勒研究的学生。我仍在教授的唯一课程称为纳粹主义高级研究,每周三小时,仅对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开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以历史观、严格的理论性和成熟的观察力,对法西斯独裁具有广泛而持久的魅力这一现象进行剖析,重点分析游行、集会和制服癖,可得三学分,要求写书面报告。

每学期我都安排放映一些背景资料的影片,包括宣传电影、纳粹党大会上拍摄的场面、报道体操和登山运动员游行的神秘史诗影片剪辑—我把这些汇总,编辑成一部印象主义的八十分钟新闻片。群众性场面占了大部分内容:成千上万人在戈培尔演讲后聚集在体育馆外面的特写镜头,人山人海,蜂拥而上,人头攒动,交通堵塞。大厅里悬挂着旗、吊丧花圈和骷髅徽章。成千上万打着旗子的人排列在一道道冷峻的光束前,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的灯光垂直对着天空,形成了一幅好像是追求几何图案的场景、某种强烈的大众欲望的形式标志。没有旁白,只有吟颂、歌唱、演讲、喊叫、欢呼、谴责和尖叫的声音。

我站起来,在剧场前面中间过道正对出口的地方站立着。

他们从外面太阳底下走进来,有的人穿着限量定制的T恤和毛葛料子的日常短外裤,有的人穿着休闲针织毛衣,也有的人穿着考究的马球服和条纹橄榄球服。我看着他们坐下,并注意到他们克制的恭敬和不明确的期待。有些人带了笔记本和笔形手电筒,有些人带了放讲演材料的鲜艳的文件夹。我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纸张翻动的声,以及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坐下时座位嘭嘭作响的声音。我斜靠在窗台前面,等候最后几个人进来,请某一位关上门挡住骄淫的夏日。

很快就安静下来了。现在该我发表开场白。我让这安静维持了一会儿,然后把我的手臂从学院袍子的褶皱里伸出来,以便做手势时自由一些。

影片放映结束时,有人询问关于暗杀希特勒的秘密计划。讨论转到一般意义上的阴谋。我发现自己在对集中在教室里的人说:“一切阴谋都会走向死亡,这是阴谋的特性。政治阴谋、恐怖主义阴谋、爱情阴谋、叙事的情节谋划、儿童游戏中的计谋,概莫能外。每一次我们策划阴谋时,我们就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它好像是我们必须签署的合同,阴谋策划者和阴谋的对象都无法逃避。”

这是真的吗?我为什么要说这话?这话究竟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