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会很快忘记那些自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们像忘记爱一样忘掉背叛，像忘记低语一样忘掉尖叫，忘掉我们是谁。”
——琼·迪迪翁(Joan Didion)
随着生命中的男人一个个离去，弗吉尼亚感到寂寞，好像被人出卖了一般。她又一次觉得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为爱情和不断消耗的财政状况找到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设立了弗吉尼亚·约翰逊·马斯特斯学习中心，打算通过非面对面的疗法治疗“性功能障碍、失调及性不满”。该中心还计划通过网络及邮寄等方式售卖录像带，涉及的主题有“夫妻和亲密的力量”以及为50多岁的人群准备的“一生的亲密(生命结束前性也不会结束)”。一个多事的记者对她从明确的退休生活中走出来重新开始这一切感到奇怪，吉尼回答，“关于性，许多人依旧没有闹明白。”尽管她用了马斯特斯的名字来提醒人们她是谁，但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吉尼没有自己的学位，现在也不再跟比尔合作，这才发现要在这个她曾经协助提出并规范了标准的领域进行性疗法的研究非常困难。“人们对她的信任是因为她在他身边。”比尔的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解释道。“她没有得到认可。虽然有一些荣誉学位，但如果你背后没有别的支撑，除非躲在别人的羽翼之下，否则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吉尼多年来一直预订着一项报纸剪辑服务，用以记录所有提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文章。但如今她表现得对名声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了。“以前只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一定会引用我们说过的话。”她回忆道。“马斯特斯善于说俏皮话，但我不会。每次别人问个问题，我总是想长篇大论一番。也就是在最近10年，人们谈起这个问题(与性有关的)时才不再每次都提到我们。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开心。”
比尔去世加上李·辛格勒的离开令吉尼对她长大成人的孩子丽莎和斯科特越发依赖了。她认识到了自己无休止的工作对他们所造成的感情创伤。“这些事情会让我一直后悔的，我错过了许多次学校里进行的母亲聚会。早些年间我们不停地做演讲的时候，我到处旅行。他们是两个悲哀的小孩——和一个悲哀的母亲在一起”她对媒体承认。丽莎的丈夫对另一位记者解释了在弗吉尼亚·约翰逊家长大是什么样子的。“她女儿丽莎是被保姆带大的，常常被其他孩子嘲笑。”威廉·扬说，“因为约翰逊的工作让别的小孩以为她肯定是个妓女。他们不会不知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都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了。”
比尔死后一年，吉尼犯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那已经足以让她无力地倒在地上，苦等救援赶到。她同时还患有糖尿病、癌症，做过膝盖置换手术，还得了一些其他侵蚀她活力的疾病。在哪里生活、怎么管理剩下的资产，这些她全听儿子的建议。“目前斯科特全盘管理着我的生活，让他在这里照顾我真是悲哀，但他很害怕我要死了。”她解释道。“他希望我能待在一个可以得到细心照料的地方。”吉尼从来都不是能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的人。她卖掉了位于大学城的房子，最终搬到了一个高档的生活协助机构，那里有饭店、娱乐设施和豪华轿车服务。来到这个退隐之地，吉尼在一群寡妇和其他满头灰发的女士中间发现了西尔维娅——诺亚·温斯坦法官在与她的绯闻之后所娶的女人——但她没有打招呼。
弗吉尼亚有时候好像急于忘记过去。她老旧的剪贴簿被胡乱装进了箱子里。她销毁了从诊所带出来的性爱疗法记录和文件。“我保留着诊所工作的全部录像带——有成百上千条——一直储存着它们直到我上次搬家。”她回忆。“为了保存这些带子，我一个月大约要花300美元，已经这样放了好多年了。我儿子说，‘你准备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把这些都销毁了。我同意他这么做。”听到这次销毁之后，罗伯特·科罗德尼大吃一惊。当年推翻了弗洛伊德分析法的那部分带子全部消失了，还有数百名病人的病例。他们的性功能障碍资料无疑可以供将来的医学院进行研究，给治疗师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风俗学的记录者们以启发。“吉尼把所有的记录和带子——所有那些带子都是宝藏，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信件——一切都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科罗德尼厌恶地说。“我想她这是出于内心卑鄙的对比尔的愤怒，因为比尔抛弃了她，并喜欢夸大其词。我跟她说过，如果让我作为中间人联系一个大学图书馆进行交易的话，我能够给他们争取到一大笔资金。”
尽管吉尼试图忘掉比尔，但每次受到一点点触动，她对比尔的愤怒就会浮现。她私下里对比尔的揭露和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故事越来越不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受电视节目《自传》的采访中，吉尼好像对马斯特斯给她提供了一个当医生的机会表示谦虚和感激。“他想找一个大脑是一张白纸的人，自己可以在上边写写画画。”她解释道。“那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但我觉得对他来说也很值得。”然而私下里，她称他为一个疯狂的权谋家，哄骗她做任何他想要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造就了他自己。”她声称，“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他确实在这样生活。”比尔不仅制造了自己的人格，而且还打造了她的形象，控制着她的行为和感情，并且程度比当时她意识到的还要过分，她对此感到怨恨。她埋怨他当时不让她尝试取得学位，让她在实验室里陪着他辛苦劳作而没时间陪孩子，还把她当作棋子挡在他和前妻莉比以及他们的孩子之间。他妨碍了她，导致她没能和另一个男人得到长久的幸福。在她生命中只有另外一个人曾经对她施加过这样的影响。她说，“他像我母亲那样操纵我——表扬我又惩罚我，惩罚我又表扬我。”她层层剖析着自己的人生。“他爱把我弄哭，然后再哄我。”离婚的痛苦迫使她写下他们的关系是怎么结束的。“多迪是如此嫉妒我，”她坚持说，“我跟他离婚时，他就把她给挖了出来。真是让人悲哀。他是如此热爱重新体验以往生活中的任何部分。”对任何怀疑她可能还爱着比尔的说法，吉尼都嗤之以鼻。
比尔的死只是加剧了吉尼的被剥夺感、愤怒感和悔恨感。她对比尔的怨气在他死后依然那么强烈，连她在圣路易斯的一些老朋友们，比如迈克·弗赖曼，都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的孤立进一步加剧了。“上次我见吉尼时她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因为她在说比尔的坏话。”弗赖曼说，他从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时就开始崇拜马斯特斯。“她倾向于认为比起比尔的帮助，她更多的是靠自己。她想告诉大家是她不要比尔了，还暗示了他的性无能(作为他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她是在报复他。我觉得试图找出真相不是我分内的事。”几个月后，弗赖曼在穿过翻新后的查斯公园大酒店时看到了吉尼，她在其中一间公寓里居住。81岁高龄的弗吉尼亚跟他以前认识的那个活泼女人看起来大不相同。“我几乎都认不出来她了。”弗赖曼说。“她变成了一位老太太。她穿着浴袍坐在宾馆的大厅里，看起来很邋遢。”弗赖曼跟她年纪差不多，但精力充沛，他向她挥了挥手。吉尼认出来是他，笑了。“她声音听起来不错，我们聊了会儿天。她说，‘是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聚聚。’那是最后一次见她了。”他回忆道。
科罗德尼也厌烦了吉尼在长途电话里的抱怨，但是他也为她感到难过。不像那些从未在那个诊所里工作过的外人，科罗德尼知道吉尼对它所有的成功真正意味着什么。尽管有时候会指责她的缺点，但科罗德尼同意比尔确实对她不够好。(吉尼和比尔的冲突直到他死后还在继续。2008年11月，位于特拉华州的一个精神健康护理机构——倒闭前和马斯特斯有联系——因侵犯商标权被勒令向约翰逊支付249万美元。联邦陪审团发现，全民健康服务这家公司把他们经过商标注册的、用于性问题的疗法推广到包括饮食紊乱等方面的问题上，从而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字进行了不当使用。)
威廉·马斯特斯策划的生理学发现是一次医学上的胜利，是一种缺席了很久的、对正处于生殖核心运动过程中人体的科学理解。弗吉尼亚·约翰逊本能的天才把这些贮藏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了每个病人身上。科罗德尼被她的原创性震惊了，她从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社会卫生学者、行为学家、认知治疗师、泌尿科医师、神经病学家、婚姻咨询师、药理学家、自然爱好者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抽取各种线织成了一块完整的布。她关于人类本性直觉的智慧、她进行实验及习惯性地去发现一切能起作用的方法的意愿，实际上成了驱使他们治疗方法获得成功的意志上的推动力。他们的疗法改善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在夫妻疗法以及最复杂的心理治疗项目中，吉尼至少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合作伙伴。”科罗德尼说，“她让比尔看到了许多他可能刚好忘记的东西。”
对那些熟悉她的人来说，弗吉尼亚·约翰逊屈辱的命运里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困扰。一个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女性——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见证过更多的人类性学，曾经探索过性爱所包含的许多身体奇迹和感情表达——怎么可能变得这么默默无闻呢？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代表着世界上对于女性性学观点如此多变化的女人怎么能够被这样贬低呢？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以及那些模仿《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给男生发短信提议共度周末的X一代(Generation X)自信的职业女人在哪儿呢？这些彬彬有礼而又老于世故的人——跟那些可能偷偷看几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的保守郊区妻子一样多——她们从她那里所获的益处比她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像许多生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人一样，约翰逊有效地倡导了女性在最亲密并且常常最能带来个人享受的生活领域受到平等的对待。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她自身的命运来看，这好像让她又承受了一件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非常不光彩的事。
尽管疾病缠身，弗吉尼亚并不为自己感到难过。她内心深处那个密苏里州农场女孩永不消沉的灵魂不允许她这样。“这种神经性病变太愚蠢了。”一天下午她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说。她的腿很虚弱，已经不能长时间站立了。“一般来讲是要截肢的，但我不准备那样做。”相反，她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出版，或者可能的话，会有一部讲述她故事的电影诞生。当圣路易斯一名八卦专栏作者问她是否计划写部自传时，她回答说，“是的，因为我怕别人会写。”早些年，ABC曾经尝试制作一部关于这对著名的性研究者的电视片，据报道说雪莉·麦克雷恩会扮演吉尼。但是由于吉尼不配合剧本作者的要求，最终没有拍成。回忆起辉煌的过去，她列举了好多名字来暗示自己当年名声有多大，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想要迈克·尼古拉斯制作一部关于她人生的电影，让戈尔·维达尔写剧本。或许像乔安妮·伍德沃德那样的演员可以扮演她，罗伯特·杜瓦尔可以扮演比尔·马斯特斯。这些回忆和幻想依然很生动，足够填满一个空闲的下午。
就算电影出品商不再打电话进行预约，出版社也不再为她的自传出大价钱，现在对她来说也无所谓了。弗吉尼亚声称，“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认可了，我一点都不在乎。看个脱口秀马上就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半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不是医学博士。”
关于性和爱依然是困扰她唯一的事情，依然是她在自己生活中最难实现的最隐秘部分。
一天下午，83岁的伊莎贝尔·史密斯接到一个让她吃惊的电话——一个她年轻时熟悉的声音询问她弟弟戈登·加勒特的消息。很久以前，伊莎贝尔结婚了，搬到密苏里州戈尔登城数英里之外居住，对这个农场小镇如今已恍若隔世。她那些20世纪30年代在戈尔登城高中认识的朋友几乎都已经去世了。然而，如今听筒另一端传来了她曾经认识的某个人的声音，一位名叫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的姑娘的甜美气息，她以前好像深爱着自己那长着火红头发的弟弟戈登。
“玛丽·弗吉尼亚打电话向我打听戈登，问他怎么样了。”伊莎贝尔回忆。“我告诉她他已经去世了。”
从电话最初的寂静里，伊莎贝尔说，感觉弗吉尼亚崩溃了。她不知道戈登几个月前刚去世。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打电话。”伊莎贝尔·史密斯说，她还记得弗吉尼亚声音里的失望。“我猜她只是对他的生活感到好奇。她为此感到非常难过。”后来，伊莎贝尔推测，弗吉尼亚打电话或许是想重新开始和她弟弟交往。
弗吉尼亚总是想起那些她没有嫁成的男人，想知道如果和他们结婚了结果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伤透了她的心的陆军上尉诺亚·温斯坦、商业巨头汉克·沃尔特，以及在这特别的一天，她的初恋戈登·加勒特。重拾一段过去的浪漫对她来说听起来很荒谬，就像她十几岁时在戈尔登城唯一一家电影院里看的好莱坞传奇剧那样。她发现，真实的生活要比她曾在一棵梨树下读的那些小说复杂得多。但是比尔·马斯特斯正是通过回归过去的恋情在他自己的生活里演绎了那样的传奇。他宣布对多迪不死的感情颠覆了他们之间的一切，他把多迪称作一生中最初的也是唯一的真爱。在比尔去世几个月后，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弗吉尼亚回顾自己的生活，记起了和戈登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决定查出他的下落。如果比尔能在晚年找到这种幸福，她为什么不能呢？
听到戈登去世的消息，她跟伊莎贝尔的电话聊天迅速结束了。同一天，弗吉尼亚打电话给戈登的另一个姐妹卡洛琳·伊万斯，想了解他们离开戈尔登城高中之后他的生活是怎样的。76岁的卡洛琳礼貌地和她谈起了那些往昔的日子。然而，卡洛琳想起了弗吉尼亚曾经怎样伤了她弟弟的心。“我想他非常喜欢她。”她回忆，“但是在我看来，她母亲的态度是要找‘你能找到的最好的’。玛丽·弗吉尼亚也是那样的态度。她不会嫁给他的，因为他在一个农场里长大。”
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对戈登·加勒特生活的推测是错误的。二战把加勒特和许多中西部农场里的孩子们一起拽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弗吉尼亚去读大学后不久，戈登参加了美军通信兵团。之后他开始了在政府情报机构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密电。在二战期间他成为了一名间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从政府退休之后，戈登搬到了芝加哥郊外，受雇于一家计算机公司。晚年他在密苏里州的里士满定居下来，离戈尔登城大约150英里，为了跟姐姐卡洛琳住得近一些。“他回到了这里，从来没有结过婚。”卡洛琳后来回忆。“他的清洁女工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有时间。”
弗吉尼亚对这个“长着火红头发的男孩”的想象，如她后来承认的，被证明是她对于自己生命中男人们的诸多误判之一。戈登入伍后成了一名间谍，一个神秘的国际人士，这对她来说太意外了。“那种工作跟农活的差距你想有多远就有多远。”弗吉尼亚懊悔地笑了下，回忆道。“我猜我错了。”
在10月份一个寒冷多云的日子里，弗吉尼亚从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中停下来了一会儿。她从起居室的椅子上站起身，伸展了一下疼痛的身体，看着窗外。从几层楼上往下看，她观察着华盛顿大学附近大街上走动的人群，在那里，她曾和比尔创造了一段医学史。
屋里填满了没打开的盒子和储物箱。地上放着一幅10年前她自己的8×10有框宣传照片。她说，那时男人们还觉得她有吸引力呢。如今在83岁高龄，她几乎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外貌了。“我喜欢结婚的状态——很遗憾现在没有结婚。”她吐露心声。
这套圣路易斯的公寓是她近两年的第3个住处，她每次都会搬到一个更朴素点的地方。她告诉门房和公寓管理者不要让任何来访者进来，如果被问到就回答她不住在这里。作为著名性爱研究者的神秘光环依然笼罩着她。她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用过众多不同的名字称呼自己。吉尼和玛丽·弗吉尼亚被忘记了。甚至她世界闻名的名字弗吉尼亚·E·约翰逊好像也被弃之不用了。在电话簿里，她现在的名字是“玛丽·马斯特斯”——依然能分辨出那个既是她的爱人也曾经是她搭档的男人。
作为一个如此独立的女人，她在实验室里证明了性别平等，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是男人这么多次定义了她的人生。这种渴望是她自己的错，是社会影响的结果，或者仅仅是男人和女人本性方面的东西呢？她依然无法确定。“我被培养成了适合于伟大男人的最大支持系统。”她有所醒悟地解释。“我记得自己曾大声说过——想起这件事时我吓坏了——我非常高兴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想要我成为的任何样子。”她慢慢地摇着头，厚厚的眼镜在鼻子上微微摇晃。
暮色渐合，下面的街景变得影影绰绰了。圣路易斯的冬天要来了，窗玻璃上能感觉到一股寒意。她转身盯着地毯上自己那幅老旧的宣传照。“回顾过去，我问自己，‘上帝，我真的那么彻底地迷失了自己吗？’”她想弄明白。“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我那个时间、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我的观念里，那就是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有很长时间，我都在那里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