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乔治·奥威尔

新话为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为满足“英社”(Ingsoc)或称“英国社会主义”(English Socialism)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发明的。一九八四年时,还未能达到人人将其作为讲话或写作的唯一一种交流工具。《泰晤士报》上的重头文章是用新话写的,但那是只能由专家操笔完成的精心杰作。按计划,到二〇五〇年左右,新话将最终替代旧话(或者按照我们所称是“标准英语”)。同时新话正稳步替代旧话,所有党员倾向于越来越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话中的词及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时使用的新话版本以及在第九、第十版新话词典中体现出来的新话是临时性的,其中包含许多过剩的词以及旧词形,那些以后都将在被废止之列。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新话的最终和完善的版本,体现在新话词典第十一版中。

新话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工具,用以表达对英社的忠实信徒来说适于拥有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而且要让其他任何思考模式变得不可能存在。新话的目标是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且旧话被遗忘后,任何异端思想——即与英社原则相悖的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至少在思想尚依赖话语表达的情况下将是如此。新话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构建,目的是让党员在欲恰当表达每种意图时,都能精确而且常常是十分敏锐地表达,而排除了所有其他意图存在以及通过间接途径使其得到表达的可能性。要想做到这一点,部分是靠发明出新词,但主要是靠消灭一些不合需要的词,以及清除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只要可能,将所有次一层的含义全部清除。举个简单的例子,“free”这个词在新话中仍然存在,但只能用在“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条狗身上不长虱子)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田里不长野草)这样的陈述中,而不能用到这个词的旧含义,即“politically free”(政治上自由)和“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上自由)。因为政治自由及思想自由即使作为概念都已不复存在,因而有必要不以名称称之。而且远不限于废止那些确实具有异端性质的词,词汇总量被认为是为减少而减少,凡是并非一定用得到的词,都不允许存在。发明新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小它,将可供选择的词汇数量减到最少,能够间接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

新话建立在我们所掌握的英语的基础上,然而有许多新话的句子,甚至那些不含有新造词的句子对于我们当今使用英语的人来说,也几乎不可理解。新话的词汇分成不同类型的三类,以A类词汇、B类词汇(又称复合词)、C类词汇称之。较简单的办法是分别讨论三类词汇,有关这种语言在语法上的独特性,可以在讨论A类词的那部分论及,因为同样的规则对这三类词汇都适用。

A类词汇: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做各种事情时需要用到的词,这些事情包括吃、喝、工作、穿衣、上下楼梯、乘车、栽培花木、烹调等等。这类词几乎完全是由已有的单词组成的——像“hit”,“run”,“dog”,“tree”,“sugar”,“house”,“field”等——不过跟我们当今的英语比起来,这些词的数量特别少,对其定义却严格得多,所有含糊不清以及其他多层含义都被一概清除。在能够做到的情况下,新话中的这类词汇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断音,表达的是一个在理解上清晰无误的概念。完全不可能使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写作或进行政治及哲学性讨论,其用途就是表达简单及意图明确的想法,一般说来涉及的是具体事物或者身体动作。

新话的语法有两个突出特性,第一,不同时态几乎完全可以混用。这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从原则上说,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像“if”或“when”这类非常抽象的词)都能用作动词、名词、形容词甚至副词。在词根相同的情况下,动词和名词之间无任何词形变化,这条规则本身导致许多旧词形被消灭。以“thought”一词为例,它在新话中不存在,而被“think”一词所代替,该词既充当名词,又充当动词。在此情况下,不遵循语源学的规则,但在有些情况下,决定保留原来的名词形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保留原来的动词形式。甚至在两个含义相近的名词或动词没有语源学联系的情况下,其中之一经常被废止。例如根本没有“cut”这个词,它的含义完全被名词兼动词“knife”所包括。形容词是通过给名词加“-ful”这样的后缀,副词是名词加后缀“-wise”而得到。因此,例如“speedful”的含义就是“rapid”,“speedwise”的含义就是“quickly”。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某些形容词,像“good”、“strong”、“big”、“black”、“soft”都被保留下来了,然而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总量很少。人们很少需要用到这些词,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含义都可以通过在名词兼动词后面加“-ful”而得到。除了很少几个已经是以“-wise”为结尾的词,现在的所有副词一个都不会被保留下来,副词无一例外都将以“-wise”结尾。例如像“well”这个词,它会被“goodwise”所代替。

另外,任何单词——这在原则上也适用于新话语言里所有的词——都能通过加“un-”前缀而使其具有否定意义,或者通过加“plus-”前缀进行强调,或者如果为了进一步强调,可以加上“doubleplus-”这样的前缀。因此,例如“uncold”的意义是“暖和”,“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的意义分别是“很冷”和“极其冷”。跟现代英语一样,也有可能通过利用像“ante-”、“post-”、“up-”、“down-”等前缀对几乎任何单词的含义进行更改。可以看出,通过这些方法,能对词汇总量进行极大删减。例如既然有了“good”一词,就没必要保留“bad”这样的词,因为“ungood”同样可以表达所需意义——事实上还要更好。凡是在两个词天然互为反义词的情况下,都需要决定两者之中哪个将被废止。例如,“dark”这个词可以被“unlight”所取代,或者“light”也可以被“undark”取代,如何选择,视喜好而定。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规律性。除了下面提到的几种例外情况,所有词形变化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因此,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同样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全部新话语言中都是这样,所有像“swam”、“gave”、“brought”、“spoke”、“taken”等旧词形都被废止。所有复数都视情况而定加“-s”或“-es”。“man”、“ox”、“life”这些词的复数形式是“mans”、“oxes”、“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无一例外都是加“-er”和“-est”(“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变化和像加“more”和“most”这种结构,都在被废止之列。

仅剩的仍被允许进行不规则变化的词是名词、关系形容词、指示形容词及副词,除了“whom”已被当做多余词去掉,以及像“shall”、“should”所代表的时态已被取消之外——这些时态的用法都已被“will”和“would”所包括——所有这些词都仍按以前的旧用法使用。另外,出于迅速及易于说出的需要,仍存在一些不规则变化。如果一个词不易发音,或者有可能让人听不准,就会根据该事实本身,被当做是个坏词,因此考虑到悦耳因素,偶尔会在一个词中间加上别的字母或者保留旧词形。但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B类词汇中。至于为什么易于发音这么重要,下文会解释清楚。

B类词汇:B类词汇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词不仅每个都具有政治含义,而且创造这些词的目的,就是让使用这些词的人具有合乎需要的思想态度。如果未能全面理解英社的原则,就用不好这些词。对有些词而言,可以翻译成旧话,甚至可以用A类词汇翻译出来,但通常都需要大段的释义,而且总会造成这些词所具有的言外之意的丧失。B类词汇是种口头速记,总是把一系列概念放进几个音节之中,同时又比一般语言更准确、更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或者几个单词的部分所组成,以一种易于发音的词形结合而成。由此产生的混合词都会是名词兼动词,遵循一般的变形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goodthink”的含义大致就是“正统”,或者在用做动词时,含义就是“以正统的方法思考”。这个单词的变形如下:名词兼动词,“goodthink”;过去式及过去分词,“goodthinked”;现在分词,“goodthink ing”;形容词,“goodthinkful”;副词,“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完全不是按照词源学方案造出来的。构成B类词汇的单词可以是任何时态,以任何顺序排列,以及按照任何方式修改,目的是使这些词易于发音,而且同时也能说明其出处。例如,在“crimethink”一词中“think”在后,而在“thinkpol”一词中它在词首。后一个单词“police”少了第二个音节,因为这样读来悦耳了很多,B类词汇中的非常规词形比A类词汇中出现得还要多一些。例如说,“Minitrue”、“Minipax”、“Miniluv”三词的形容词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这只是因为“-trueful”、“-paxful”和“-loveful”略微难于发音。然而从原则上说,所有B类词汇都可以变形,而且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变形。

B类词汇中有些词的含义非常隐晦,未能在整体上掌握这种语言的人很难理解这些词。例如拿《泰晤士报》的重头文章中“Oldthinks unbellyfeel Ingsoc”这典型一句来说,用旧话把它表达出来的最简短的说法是“那些其观念在革命之前就形成的人们对英国社会主义无法拥有感情上的充分理解”。然而这种翻译不完整。首先,为理解上面所引新话的全部含义,人们必须充分理解“Ingsoc”的含义;其次,只有精通英社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到“bellyfeel”一词的全部力量,它意味着如今难以想象的盲目而且热情的赞同;还有“oldthink”一词,它与邪恶与堕落牢牢挂上了钩。但是新话中的某些词汇具有特殊功用——“oldthink”就是其中之一——与其说这些词在表达含义,倒不如说在消灭含义。这些词——数目不大,这是必要的——将自身的含义扩展,直到自身包含了一连串单词,这些单词由于已被完全包含在一个综合术语中,因而可以被抛弃并忘掉。新话编纂者要面对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新词,而是创造出新词后,确定其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在造出这些词后,确定其取消的是哪类词。

我们已经看到以“free”为例的一词,有过异端含义的词有时为方便起见被保留下来,但被清除掉不合适的含义。像“honour”、“justice”、“morality”、“internationalism”、“democracy”、“science”和“religion”一类的无数单词简单地说,是被消灭了。少数几个表示总称的词包含了这些词,通过包含而将其消灭。例如,所有围绕自由和平等概念的单词都被“crimethink”这个词所包含,所有围绕客观和理性主义的词都被“oldthink”这个词所包含,要想更精确一点则是危险的。党员被要求具有的世界观跟古代希伯来人的世界观类似,那些人不需要知道很多别的事,只需要知道除了他那个民族,别的民族崇拜的都是“假神”就够了,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些神叫做“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之类。也许知道得越少,就越能接近正统。他们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诫条,与此类似,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行为,也非常模糊笼统地知道不正当行为可能是什么样的行为。例如,他们的性生活完全由新话中的“sexcrime”和“goodsex”两个词所约束。“sexcrime”概括了所有种类的性犯罪,包括淫乱、通奸、同性恋及其他变态行为。没必要将其一一列举,因为它们同样应受到惩罚,而且原则上说惩罚都是死刑。C类词汇中——由科学技术方面的单词所组成——可能需要为某些性失常行为命名,但一般人用不着那些词。他们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男人跟他妻子之间为了生出孩子这唯一目的而进行的性交,女方身体上没有快感,所有别的都是“sexcrime”。新话中,很少有可能在认识到某个念头是异端念头后还能继续往下想,除了能想到它是异端念头这一点,其他所需之词都不存在。

B类词汇在意识形态上都并非中立,很多是委婉语。例如,像“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所指的几乎与其表面意思恰恰相反。另一方面,有些单词所表现的,是对大洋国社会本质的赤裸裸而且有着蔑视意味的理解。以“prolefeed”为例,它的含义是党给予群众的垃圾娱乐以及欺骗性新闻。还有另外一些词褒贬均有,用到党身上是指“好的”,用到敌人身上是指“坏的”。另外还有大量单词,乍一看不过是些缩写,其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其含义,而是构造。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词都被放进B类词汇。所有组织、团体、学说、地区、机构或者公共建筑的名称都无一例外,都被削减成一个为人熟悉的词形,即一个易于发音的单词,具有尽可能少的音节,又能保存原来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所在的档案司(the Record Department)被称为“Recdep”,小说司(the Fiction Department)被称为“Ficdep”,电屏节目部(the Teleprogrammes Department)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这样做并非单纯为了节省时间。甚至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电报式简明语言已经是政治语言的特征之一。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组织中,使用这种缩略语的倾向最为明显,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是本能行为,但在新话中则是目的明确地使用。他们认识到通过对某个名称进行缩略,削除不用缩略语时会产生的其他联想,该名称的含义就会被窄化而且被微妙地改变。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一幅由全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仅代表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种明确的教义,它指的是像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这样一听即明、别无他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能被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出来,“Communist International”则能让人在说出时,必定有至少是片刻的踌躇。同样,“Minitrue”所引起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而且更易于控制。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何会有尽可能使用缩略语这种习惯,而且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不遗余力让每个词易于发音,以致做得有些过分。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精确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悦耳,必要时,总是不惜违反语法来迁就这点。这也正体现在那些发音短促、意义明白的单词上,因为这些词最重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目的,它们可以被说话者迅速说出,并在其大脑内激起的回响最小。B类词汇甚至因为个个很类似,而显得更有力。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单词——“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藏书网,“Ingsoc”,“bellyfeel”,“thinkpol”及无数别的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重音均匀落在第一和最后的音节上。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的讲话风格,它既单调,又不抑扬顿挫,这也正是目的所在,用意就是让讲话时——特别在讲到并非中性的主题时——尽量接近于脱离意识。日常说话时,无疑需要——或者说有时候需要——先想后说,然而当一个党员在被要求做出某个政治性或道德性判断时,他会像一架机关枪迸射出子弹一样,自动迸射出正确的意见。他所接受的训练让他可以做到这点,新话语言给了他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这些词的构造——由于跟英社精神相一致的刺耳发音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不堪入耳之处——更是让他用得得心应手。

还有一项事实是可供选择的单词很少。跟我们如今的词汇量相比,新话的词汇量极小,而且经常还会想出一些减少词汇量的新方法。确实,新话跟几乎所有其他种类语言的区别之处,在于其词汇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不是增多。每减少一次,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可选用的词汇越少,进行思考的诱惑就越小。希望最后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可以直接从喉咙里滔滔不绝地讲话,完全不需用到高一级的大脑中枢。这一目标在新话中以“duckspeak”不加掩饰地承认了,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如同B类词汇中为数极多的单词,“duckspeak”在含义上褒贬均有。在那些嘎嘎讲出的意见属正统的情况下,它除了赞美没有别的意义,而当《泰晤士报》上称党内某位演讲家是个“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时,就是对其热情洋溢、殊为难得的褒扬。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另两类词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组成。这些词汇跟我们如今使用的科学术语类似,由同样的词根构建,但通常也要注意将其严格定义,并去掉不合适的含义。跟其他两类词汇一样,C类词汇遵循的是同样的语法规则。C类词汇中,有很少几个会在日常说话或政治讲话中用到。对任何一个科学工作人员或者技术员来说,都能在一个专门供他专业使用的单词表中,找到所需的全部单词,然而对其他单词表中出现的单词,只认识少数几个而已。只有很少几个词在各个单词表中共有,但是没有能够表述把科学当做思维习惯或者思想方法这方面功能的词汇,不管科学的哪个分支都是如此。确实,没有“science”(科学)这样的词,它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都已完全被“Ingsoc”所包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除了在很低的水平上,想表达非正统意见几乎不可能。当然,异端邪说可能以很粗鲁的方式说出来,也就是谩骂性的话。例如,有可能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这种话,然而在正统的耳朵听来,如此宣称无非是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意见,不可能被理由充分的论证所支持,因为没有所需的单词。对英社有害的观点只能以无词可以表达的模糊方式持有,而且只能以非常广义的术语称之,这些术语总括了一系列异端邪说并将其批判,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不需要将其定义。实际上,人们只能在把某些词非法翻译回旧话时,才能非正统地使用新话。例如,用新话也许会说出“All mans are equal”(人人平等)这样的句子,但仅仅和用旧话可能说出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人都是红头发)是同一类话。这句话无语法错误,然而所表达的,是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在个头、体重和力量上都相等。政治平等的概念不复存在,这个次要含义相应地从“equal”(平等)一词中已被清除。在一九八四年,当旧话仍是交流的常用手段时,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即人们使用新话词语时,仍会记起原来的含义。实际上,对精通“双重思想”的人来说,避免这种情况毫不困难,然而再过两代人,甚至这种失误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对一个在新话是唯一语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说,他不会知道“equal”一词有过“政治自由”这种次要含义,或者“free”有过“思想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正如一个从未听说过象棋的人不会意识到“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有许多罪行和错误他无力去犯,原因仅在于其无以名之,所以想象不到。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显著——其词汇量变得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将新话词语用于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性也日益减少。

旧话被一劳永逸地取代之时,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就会被切断。如今历史已被重写,但过去的文献片段会在这里那里存在着,没有进行彻底的审查。只要人们还会用旧话,他就有可能阅读。将来,那些片段即使留下来,也会是不可理解、不可翻译的。除非它指的是某种技术步骤或者很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在倾向上已经是正统的(用新话来说是“goodthinking”),否则不可能将旧话的任何一段翻译到新话中,实际上,这意味着凡是写于大约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书本总体上说来,没有一本能被翻译出来。革命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翻译——这就是说,在意义和语言上都改变了。拿《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来说: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

如果将这段用新话翻译出来,根本不可能依然保留原意,最接近原意的翻译,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段。完全译出只能是种意识形态上的翻译,杰弗逊的话会变成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的颂扬之词。

确实,大批过去的文献都被这样改头换面过。为了面子起见,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可取的,但同时要把他们的成就变得与英社的哲学相一致。许多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因此正在被翻译中。此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以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这些翻译工作进展缓慢而且艰难,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到二十年内可以完成。另外还有大批仅仅是实用方面的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主要出于留出时间来完成前期翻译工作的考虑,最终采用新话的年份被定得晚至二〇五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