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感到好玩,却什么也不懂,剧中的语言使她极为惊讶,诗剧中嗡嗡的声音又让她着迷。高尔居为悲剧里大段大段充满哲理的台词鼓掌,也欢迎情节剧中一切站在人民一边的东西;因此,两位主人为他的鉴赏力而陶醉,甚至考虑给他上一些课,以便将来把他培养成一个演员。这样的前景简直冲昏了木匠的头脑。

他们这个工程已经传扬开去。沃考贝依对他们谈起此事用的是挖苦的口吻。一般说,人们对这个工程都嗤之以鼻。

他们为此却更加自尊自重:他们已自诩为艺术家。佩库歇蓄起了小胡子;布瓦尔考虑到自己的圆脸和秃顶,认为没有什么比“贝朗瑞式扮相”更适合于他了!

他们终于决定写一出戏。

困难在于主题。

他们在午餐时寻找主题,而且喝咖啡,因为那是动脑筋必不可少的饮料,咖啡之后再喝两三小杯酒。他们躺上床睡觉,之后又下楼去果园,在果园散一阵步,最后还是出门去外面寻找灵感。他们并排走啊走,回家时已筋疲力尽。

要么就上两道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布瓦尔擦完桌子,在面前摆上纸,把羽毛笔蘸上墨水,坐在那里,两眼望着天花板;与此同时,佩库歇坐在安乐椅里冥思苦想,两腿伸得直直的,埋着头。

有时他们感到一阵战栗,仿佛刮来了一股构思的风;正要抓住它时,它又无影无踪了。

然而毕竟存在发现主题的方法。随便抓一个题目,事件就会从题目里产生出来;要么就发挥一条谚语,有时还可以将好些偶发事件组合成一个。但这些方法没有一个能达到目的。他们又翻阅一些趣闻汇编,多部著名诉讼案件汇编和一大堆故事,仍然徒劳!

他们却幻想自己的剧作已在奥德翁剧院演出,想着演出的场景,怀念巴黎。

“我这人就是当作家的料,我可不是生来为了埋没在乡下!”布瓦尔老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佩库歇就这么回答他。

他忽然受到启迪:他们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戏剧写作的规则。

于是开始在奥毕涅克的《戏剧实践》和其他几本不太过时的著作里学起规则来。他们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辩论:喜剧是否能写成诗剧;悲剧从当代故事里吸取奇闻逸事是否超过了界限;男主角是否都应当德操高尚;悲剧只能容纳什么样的无赖;丑恶的东西可以表现到什么程度;但愿细节都能归于惟一的目的,但愿趣味越来越浓,当然,愿结局和开端一致!

创造一些能牢牢吸引住我的手段吧,布瓦洛说。

通过什么办法创造这种手段?

愿你所有讲话中激越的感情

去寻找,温暖,并震动心灵。

如何温暖心灵?

足见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才华。

才华也还不够。根据法兰西学院的说法,高乃依对戏剧一窍不通。若夫华诋毁伏尔泰。叙布里尼嘲笑拉辛。拉阿普一听见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暴跳如雷。

老式的文艺批评使他们倒胃口,他们想了解新式的,于是弄来一些报纸上的戏剧分析文章。

多么放肆!多么顽固!多么不诚实!对杰作进行凌辱,对平庸之作却顶礼膜拜;被误当成学者的人无知无识,被捧为才智超群的人愚蠢之至!

有必要依靠的或许是公众?

然而受欢迎的作品有时并不讨他们喜欢,而公众喝倒彩的作品里却有些东西被他们认可。

这样看来,风雅之士的意见有欺骗性,而群众的判断又不可思议。

布瓦尔把这进退两难的问题交给巴尔勃鲁;佩库歇则写信给迪姆舍尔求教。

那位前旅行推销员为外省引起的智力衰退而感到吃惊,他的老布瓦尔变得幼稚了,总之,“再也没有丝毫理解力”。

戏剧像别的东西一样是消费晶,属于巴黎高级化妆品。人们去剧院是为了消遣,能逗乐人的就是好的。

“可是这太蠢了!”佩库歇嚷道,“能逗你乐的并不一定逗我乐,而且别人和你自己到时候都会厌倦那些东西。如果剧本毫无例外都为了演出,怎么最优秀的剧本写出来往往被人阅读呢?”

他等待迪姆舍尔的回信。

在这位教授看来,一出戏现时现刻的遭遇说明不了什么。《愤世者》和《阿塔莉》已经不走红了。再也没有人理解《扎伊尔》。今天还有谁谈论杜康日和皮卡尔?他随即提醒他们注意当代戏剧的所有成功之作,从《弦琴女艺人芳顺》到《渔夫加斯帕尔多》,并为当今舞台的衰落感到悲痛。衰落的根由在于藐视文学,或者不如说藐视文笔。

于是,他们开始考虑文笔确切表现在哪些方面。幸亏迪姆舍尔给他们指点了一些作者,他们便开始学习各种文笔的窍门。

如何描写庄重、温和、天真的性格,高贵的外表,低贱的粗话。“狗”同“凶残”联用就提高了层次。“作呕”只用在引申意义上。“发烧”和情欲配搭。“英勇”用在诗句里很美。

“我们写诗怎么样?”佩库歇说。

“以后再说!咱们先搞散文。”

有人明确叮嘱选一篇古文作为范文进行效法,但所有的古典作品都有其弊病,不仅在文笔上而且在语言上都有错误。

这样的论断使布瓦尔和佩库歇张皇失措,他们便开始学习语法。

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否像拉丁语一样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一些人认为有,另一些人认为没有。他们不敢赞成谁。

主语总得和动词搭配,但有些情况下主语可以不搭配。

过去,动词性形容词和现在分词没有区别;然而法兰西学院却规定了一个不便于掌握的区别。

他们很高兴得知作为代词的leur(他们、它们)用于人,也用于物,而代词的en(有些)用于物,偶尔用于人。

“这个女人态度好”,“好”字应当随女人用阴性(bonne)还是随态度用阳性(bon)?“干木柴”的“干”字应当随木字用阳性(sec)还是随柴字用阴性(seche)?“不留”两字中间是否要加赘词que?“突然来了一群窃贼”中的动词“突然来了”应当随一字用单数(survint)还是随群字用复数(survinrent)?

还有些困难:autour(附近)和àì1’entour,拉辛和布瓦洛认为没有区别;imposer(迫使)和en imposer(使敬畏)在玛西永和伏尔泰看来是同义词;拉封丹把croasser(乌鸦叫)同coasser(青蛙叫)混同起来了,而拉封丹本来是善于区分乌鸦和青蛙的。

的确,语法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些语法学家认为是适宜的地方,那些语法学家却看出了错误。他们接受一些原则,却拒绝原则产生的结果;他们宣布结果,却不承认原则。他们依靠传统,却屏弃大师,而且讲究到了奇特的程度。梅那日不写lentilles(小扁豆)和cassonade(粗红糖),而倡导写(不正确的——译者)nentilles和castonade。布乌则写jerarchie而不写(正确的——译者)hierarchie(等级);沙斯帕尔先生写oeilsdelasoupe(油汤面上的油花)(oeil的复数应是yeux——译者)。

勒南使佩库歇尤为吃惊。怎么!最好写(因不能联诵而不正确的——译者)z'hannetons而不写hannetons(鳃角金龟子)?写(同样原因而不正确的——译者)z'haricots而不写haricots(四季豆)?在路易十四治下,人们说“罗马”发音为“卢马”,说“德·利奥纳”先生发音为“德·利伍纳”先生!

利特雷断言,从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明确的正字法,从而给布瓦尔和佩库歇致命而慈悲的当头一棒。

他们因此而作出结论:句法不过是异想天开;语法也只是幻想。

此外,在这段时期有一门新的修辞学宣称,写作应当跟说话一样,只要真正感受到观察到,写什么都堪称优秀。

他们曾感受过,也自认为观察过,所以互相作出的评价是:能胜任写作。写戏剧因空间太小而碍手碍脚,写小说自由度大得多。为了写一本小说,他俩开始搜索枯肠。

佩库歇忆起他昔日的一位上司,那是个极卑鄙的家伙。他们遂野心勃勃,准备写书报仇。

布瓦尔在酒馆认识一位文体教师,是个醉鬼和无赖。谁都比不上这家伙滑稽。

一周过后,他们设想把这两个主题融为一体,而且到此为止,接着便转到另一些主题:一个女人引起家庭的不幸;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和情夫;一个女人因体态缺陷而可能成为贞洁的淑女;一个野心家,一个坏教士。

他们竭力把他们记忆所及的事物同这些没有把握的构思连接起来,再砍掉一些,增加一些。

佩库歇主张着重描写感情和思想,布瓦尔则强调形象和特色。他俩为此而变得互不理解,两人都为对方的短见和迟钝而感到吃惊。

人们称之为美学的学科也许能解决他们的分歧。迪姆舍尔有一位朋友是哲学教授,他给他俩寄来了一张有关著作的清单。他们各自在一边学习,然后互相交流自己的思考。

首先,什么是美?

在谢林看来,美是以有限表达无限;瑞德则认为美是一种玄奥的品质;按茹伏罗依的看法,美是不可分解的现象;照德·迈斯特的说法,使德操中意的东西就是美;安德烈神甫则主张合乎理性的东西为美。

存在多种多样的美:自然科学里有美,几何学就很美;品行里存在美,谁都不能否认苏格拉底死得美;动物界存在美:狗的美在于它的嗅觉,猪不可能美,因为它习性肮脏;蛇也不美,因为它激起人身上的卑劣思想。

花、蝴蝶、鸟儿可以很美。总之,美的第一要素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就是原则。

“可是,”布瓦尔说,“两只斜眼比两只正眼更多样化,可斜眼通常都没有正眼受看。”

他们于是涉猎“壮丽”问题。

有些东西自身就很壮丽:激流的轰鸣、深邃的黑暗、风暴刮倒的树。性格刚强的人胜利了显得美,他的奋斗看上去就很壮丽。

“我明白了,”布瓦尔说,“美就是美,而壮丽是非常美。那么如何辨别这两种美?”

“得靠分寸感。”佩库歇回答。

“这分寸感从哪里来?”

“来自鉴赏力!”

“鉴赏力又是什么?”

于是给鉴赏力下个定义:特有的辨别力、快速的判断力、识别某些共同之处的优势。

“总之,鉴赏力,就是鉴赏力,而这些都没有说明怎样获得鉴赏力。”

必须遵守礼节,然而礼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再完美的作品都不可能永远无懈可击。不过,还是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美,只是我们不了解它的规律,因为它的产生神秘莫测。

既然一种思想不可能被所有的艺术形式表达,我们就应当承认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而且每一种艺术都具有许多类型。然而,在一种艺术风格进入另一种艺术风格的地方会出现组合,否则就会偏离目标,就会不真实。

过分准确实行“真”有损于“美”,而全神贯注于美又妨碍真。同时,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所以,比之客观描绘,典型具有更持续更普遍的真实性。此外,艺术只探讨真实性,然而真实性取决于谁观察它,所以真实性是相对的、昙花一现的东西。

他们就如此这般在推理中迷失了方向。布瓦尔越来越不相信美学了。

“如果美学不是骗人的东西,它就应该举出些例子证明它的精确性。可是,听听这个!”

他念一段他费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的笔记:

“布乌指责塔西佗没有历史所要求的淳朴。

“一位名叫德罗兹的教授谴责莎士比亚将严肃和滑稽混为一体。另一位叫尼萨尔的教授认为安德烈·舍尼叶作为诗人在十七世纪的诗人之下。英国人布莱尔为维吉尔描写哈耳皮厄斯的图景而惋惜。马蒙代尔抱怨荷马的放荡。拉莫特根本不能容忍他诗中英雄们的不朽美名。维达为他的比喻感到愤怒。总而言之,我觉得所有修辞学家、诗学家和美学家似乎都是些蠢而又蠢的人!”

“你太夸大了!”佩库歇说。

他自己也为一些怀疑而苦恼:如果思想平庸之士不能犯错误(正如隆金注意到的),那么错误就属于大师们了,是否应该欣赏那些错误呢?这太过分了!而大师仍然是大师!恐怕有必要让学说与作品互相协调,让批评家与诗人意见一致;有必要抓住美的本质。这些问题老纠缠他不放,结果使他动了肝火,得了黄疸病。

在他的病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时,波尔丹太太的厨娘玛丽亚娜忽然前来敦请布瓦尔约会她的女主人。

这位寡妇自那天观看演出以后一直没有再露过面。也许事情有了进展?但为什么派玛丽亚娜来当中间人?布瓦尔一整夜都在胡思乱想。

次日下午,约莫两点钟,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时望望窗外,终于听见了门铃声。原来是公证人!

客人穿过院子,上了楼梯,坐进安乐椅。寒暄过后,他说他等波尔丹太太等得不耐烦了,便先来一步。这位太太想购买厄卡尔那块地。

布瓦尔仿佛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连忙去佩库歇的房间。

佩库歇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正忧心忡忡,沃考贝依大夫一会儿就该到了。

波尔丹太太终于来了。她的眼神可以由她庄重的打扮作出解释:她围一条开司米大围巾,戴一顶礼帽,一副轧光手套,整个装束都适于郑重场合。

她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最后问,付一千埃居够不够。

“一英亩地!一千埃居?决不!”

她眯缝着眼睛,说:

“哎!这是为我!……”

主客三人都不言语了。这时,德·法威日先生走了进来。

他像诉讼代理人一般腋下夹了一个摩洛哥皮的公事包,把包放在桌上时,他说:“这是些小册子!有关改革的,问题很棘手。不过这样东西显然属于您们!”

他把《魔鬼回忆录》第二卷递给布瓦尔。

梅丽刚才在厨房里阅读这本书;考虑到应该监督这类人的品行,所以他认为没收这本书是上策。

是布瓦尔借给那小丫头读的书。于是大家谈起了小说。

波尔丹太太只喜欢没有凄惨之嫌的小说。

“作家描写生活,”德·法威日说,“总爱美化生活!”

“有必要像画画一样描绘。”布瓦尔驳他。

“要那样,就依样画葫芦得了!……”

“问题不在‘样’!”

“您至少得承认,那些书可能落到姑娘手里。我就有个姑娘……”

“一个迷人的姑娘!”公证人说,瞧他那模样仿佛在签定一份婚姻契约。

“是的!就为了她,或者不如说为了她周围的女人们,我在家里禁止读那些书,因为百姓,亲爱的先生!……”

“百姓怎么啦?”突然出现在门前的沃考贝依接过话茬。

佩库歇听见他的声音便也过来加入这聊天的圈子。

“我主张,”伯爵又说,“禁止百姓接触某些读物。”

沃考贝依反驳说:

“这么说您不赞成教育?”

“绝对不是!对不起!”

“还说这些,”马雷斯科说,“大家不是每天都在攻击政府吗!”

“那有什么不好?”

于是,那位贵胄和医生开始一道诋毁路易·菲力浦,并提到普里查事件和反对出版自由的“九月法”。

“还有戏剧法!”佩库歇说。

马雷斯科再也忍不住了。

“您那些戏剧走得太远了!”

“这一点我倒同意您!”伯爵说,“有些戏竟鼓励自杀!”

“自杀是高贵之举,加图就是明证。”佩库歇反驳说。

德·法威日先生不回答他的论据,却痛斥有些作品嘲弄最神圣的事物:家庭、财产所有制和婚姻。

“那么,莫里哀呢?”布瓦尔问。

风雅人士马雷斯科反击说,莫里哀也许再也不会被人接受了,而且对他的吹捧原本太过分。

“其实,”伯爵说,“维克托·雨果也很无情,是的,对玛丽·安托瓦奈特无情,他通过玛丽·都铎这个人物侮辱了王后类型的人。”

“怎么!”布瓦尔嚷道,“我,一个作者,我没有权利……”

“是的,先生,您没有权利表现罪恶而不同时纠正罪恶,而不同时给我们提出忠告。”

沃考贝依也认为艺术应当有目的:着眼于改善群众。

“为我们歌颂科学,歌颂我们的发明和爱国主义吧!”

他欣赏卡西米尔·德拉维涅。

波尔丹太太吹捧德·福德拉侯爵。公证人说:

“可是语言,您想到过语言吗?”

“语言?怎么?”

“人家对您说的是文笔!”佩库歇叫道,“您认为他的作品写得漂亮吗?”

“那当然,很有趣儿!”

他耸耸肩,这样的失礼弄得她面红耳赤。

有好多次她都竭力想把话题引回她的买卖上来,但时间已经太晚,无法达成协议了。她便挽起马雷斯科的胳膊走了出去。

伯爵散发他的小册子,还嘱咐大家广为宣传。

沃考贝依正要往外走,却被佩库歇一把拉住。

“您把我给忘了,大夫。”

他发黄的面容,配上他的小胡子和用薄绸巾乱拢起来的黑头发看上去显得很可怜。“泻泻肚子吧!”医生说。

随即拍拍他,像对孩子一样:

“太爱激动,太像艺术家!”

这种亲切的表示让佩库歇感到快活,也使他放了心。等只剩下他们俩时:

“你也认为这病不严重?”

“不严重,当然不严重!”

他们把刚听到的议论加以概括。对每个人来说,艺术的道德价值都在于符合他们的个人私利。他们再也不喜欢文学了。

他们接着翻阅伯爵的印刷品。全都要求普选!

“我觉得,”佩库歇说,“我们马上有一场好戏看了。”

他悲观地看待一切,也许是他的黄疸病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