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发明了一台时间机,而我却发现,我在写这些回忆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时间机。但和威尔斯的时间机不同,我的时间机器只能往回倒,倒回到1932年去,当时我只是冷山州立监狱E区的傻帽看守,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还真管用,管用得有点怪异。这台时间机让我回想起当年我的那辆旧福特I型车:你知道车是总能发动起来的,但就是不清楚钥匙的这一转是否足以启动引擎,也不知道是否得钻出车去摇那曲柄直摇到手臂脱落。

自从我开始讲约翰·柯菲的故事以来,那车一直启动得挺顺利,但昨天,我就得爬出车去摇曲柄。我认为那是因为我去执行了德拉克罗瓦的死刑,而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把那段时间重过一遍。他死得太惨了,太可怕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韦特莫尔是个喜欢梳理头发却没法忍受被人嘲笑的年轻人,连那半秃顶的、讲法语的、活不到下一个圣诞节的小个子男人的嘲笑都不行。

不过,和大多数难事儿一样,最难的就是最初的启动。对引擎来说,你启动时用的是钥匙还是曲柄,这没啥关系;一旦启动,它就会一直转下去,和另一种方式的启动没什么两样。昨天就是这样。起初,冒出来的是一个个只言片语,然后是整个句子,最后就如滔滔洪水一发不可收拾。我发现,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相当可怕的回忆方式,从总体上看,它有点像强奸。我有这种感觉,也许因为我已是耄耋老人(我有时候感觉到,这是在我背后发生的事情),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铅笔和记忆结合,创造出一种魔力,而魔力是很危险的。我了解约翰·柯菲,也目睹了他的能力(对老鼠和对我所做的事),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这么说。

魔力十分危险。

不管怎样,我昨天写了一整天,词语简直是从我心头流淌而出,上辈留下的这幢久负盛名的养老院的日光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里尽头的那间储藏室,我的许多问题孩子就在那里坐了最后一程,那里的阶梯通往公路底下的隧道。就在那里,狄恩、哈里、布鲁托尔和我一起质问珀西·韦特莫尔,要他解释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的身体怎么会被烤到冒烟,还要他再次保证申请调动,到荆棘岭州立精神病院去工作。

日光室里总放着鲜花,但昨天中午,我能嗅到的只有被烧焦的死人肉体上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楼下草坪上割草机的声音,也被空洞的滴答声取代,那是从隧道拱顶渗出的水在往下滴落。旅行还在继续,我已经回到了1932年,回去的即便不是肉体,也是灵魂和内心。

我没吃午饭,一口气写到四点钟左右,放下铅笔时,只觉得手腕生痛。

我慢慢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那里有扇窗,向外可看见雇员停车场。做勤务的布拉德·多兰让我想起珀西,他经常对我散步要去哪里和要做什么表现出过分的好奇。他开的是一辆旧雪佛兰车,防撞杆上贴着一行字:我看见了上帝,他名叫纽伊特。车不在,布拉德下班了,开车去了不知哪个他称为家的园艺场。我想象着一辆拖车,车厢里张贴着大幅招贴,角落里堆着啤酒罐。

我从厨房走了出去,厨房里正开始准备晚饭。“你那袋子里是什么,埃奇康比先生?”诺顿问道。

“一只空瓶,”我说道,“我在那边的林子里发现了忘年泉,每天下午这时候都去一趟,灌一点回来睡觉时喝。味道不错,真的。”

“也许是让你感觉年轻吧,”另一个厨师乔治说,“但对你的长相却没什么用处啊。”

三人听了都一阵好笑,我出了门。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多兰已经走了,我还在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他的踪迹。我真是个笨蛋,不该这么受他困扰的。我边暗暗骂着,边穿过了槌球场。过了球场是一小片凹凸不平的高尔夫推球入洞场,看上去比佐治亚松林的宣传册上印的更漂亮,再过去有一条小径,通往疗养院东面的那片小灌木丛。沿路有两三间破旧的棚屋,现在已经不派任何用场了。第二间屋子就在把佐治亚松林地盘和佐治亚47号公路隔开的围墙近旁,我走进去呆了一会。

那天晚上,我好好吃了顿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早早上床了。通常的晚上,我总会醒来,悄悄到楼下的电视间,看美国电影频道放的老电影。

但是,昨晚我没醒;昨晚,我睡得石头般的沉,而且,自打我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那些噩梦也没来打扰我。一定是白天的写作把我累得够戗。说实话,我到底不像从前那么年轻啦。

醒来时,我发现平常早晨六点时投射在地板上的那圈阳光,已经爬到了我的床脚边,我赶紧翻身下床,吓得连大腿和膝盖处因关节炎而起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匆匆穿过厅房,来到俯瞰雇员停车场的那个窗前,希望多兰那辆老雪佛兰的停车位依然空着。他有时候会迟到半小时的……

没那么幸运啦。车就停在那里,在清晨阳光下闪着灰暗的光泽。因为布拉德·多兰先生这些天有事,必须准点到达,不是吗?是的。老保罗·埃奇康比每天一早就不知去了哪里,不知老保罗·埃奇康比在干什么,而布拉德·多兰先生打算弄个明白。保利,你在那里干嘛?告诉我。

他很可能已经在盯我了。最聪明的办法是呆着不动……但我没法不动。

“保罗?”

我转身速度之快,几乎要摔倒在地了。是我的朋友伊莱恩·康奈利。

她瞪圆了眼睛,伸出双手,像是要来搀扶我。还好我找回了平衡,不然,伊莱恩的关节炎很严重,如果我真倒在她怀里,没准会把她像根干树枝那样一折为二呢。走进了八十岁领地之外的陌生国度,浪漫仍有可能,但就别想着《乱世佳人》一类的东西了。

“对不起,”她说道,“我没想会吓着你。”

“没关系,”我说着朝她淡淡一笑,“这比一头冷水更让人清醒啊,我真该雇你每天早晨这么来一下。”

“你是在看他的车,是吗?多兰的车?”

没必要和她开玩笑,于是我点点头,“真希望能确定这家伙是否在西楼里,我得出去溜一会,但不想让他看见。”

她笑了,让人觉得是小顽皮嘲弄人的那种微笑,她小姑娘时准是这么笑的,“那家伙很讨厌,是吗?”

“是的。”

“他也不在西楼。我已经去吃过早饭了,没睡醒的家伙,我来告诉你他在哪里吧,因为我偷偷瞧见了,他在厨房。”

我看看她,满心沮丧,我知道多兰有好奇心,却没想到那好奇心如此之强。

“你不能早晨不散步吗?”她问道。

我想了想,“可是可以的,我想,但是……”

“不应该。”

“是的,不应该。”

我想,这下,她该问我去哪里,到那片树林去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然而她没问,反而又朝我投来顽皮的一笑。那笑容在她憔悴的、备受痛苦折磨的脸上显得十分奇怪,绝对奇妙。“你认识霍兰德先生吗?”她问道。

“当然啦,”我回答道,尽管我和他见面不多。他在西楼,这在佐治亚松林简直就跟邻国差不多,“怎么啦?”

“你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摇摇头。

“霍兰德先生是佐治亚松林仅剩的五个被允许吸烟的居民之一,”她说着,脸上的笑容比刚才更明朗了,“这是因为他在条例改变之前就住这里了。”

那是祖父辈的条例,我想。还有比养老院更适合人住的地方吗?

她把手伸进蓝白条纹外衣口袋里,半掩半掏地拉出两样东西:一支烟和一盒火柴。“绿小偷、红小偷,”她用轻快有趣的声调唱着,“小埃莉要尿床喽。”

“伊莱恩,你要……”

“扶着老女孩下楼吧,”她说着把烟和火柴又塞回口袋,用她关节突出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我们返身走回厅堂。我边走边打定主意,一切听她安排。她虽说上了年纪,体质虚弱,但决不愚蠢。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像生怕弄碎了自己玻璃文物似的身子。

伊莱恩说:“在楼梯底下等我,我要去一趟西楼,去大厅里的洗手间。你知道我说的那地方,是吗?”

“知道,”我说,“就是淋浴房外面的那间吧,去干什么?”

“我有十五年没抽一口烟了,”她说道,“但今天早上觉得很想抽一支。我不知道能喷多少口烟而不触发那里的烟雾探测器,但我想弄个究竟。”

我恍然大悟,充满钦佩地看着她,暗想,她多让我想起我的妻子:詹恩也许会采取完全一样的行动。伊莱恩也朝我看看,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

我用胳膊钩住她可爱的后脖颈,拉过她的脸,轻轻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说了声:“我爱你,艾莉。”

“噢,说得也太好听了吧,”她说,但是我肯定她很开心。

“恰克·霍兰德怎么办?”我问道,“他会来惹麻烦吗?”

“不会,因为他在电视间里,和另外一二十个人一起看‘早安,美国’节目,而我自己,则准备一等烟雾探测器触发了西楼的火灾警报,就溜个无影无踪。”

“女士,你可别跌跤伤了自己啊,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如果……”

“好啦好啦,别啰嗦了,”她说完,吻了我一下。废墟里的爱。你们有些人听起来也许觉得好笑,其余的人更觉得荒诞,但听我说,朋友:荒诞的爱总比没有爱要好。

我看着她走开,步履缓慢而僵硬(但是她只在下雨天或关节痛得厉害了才用手杖,这是她的诸多虚荣之一),我等待着。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正当我觉得她一定是没了勇气,或是发现烟雾探测器的电池用完了时,西楼的防火警报响了起来,很响的一阵蜂鸣。

我立刻朝厨房走去,不过脚步很慢,我得先确定多兰不在那里碍我的事,否则就不能走得太快。一群老家伙叽里哌啦地从电视间(这里叫资料中心,可真荒唐)里走出来,大部分还披着睡袍,他们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高兴地看到,多兰也在其中。

“埃奇康比!”肯特·埃弗雷粗声粗气地喊道。他一手重重地撑在拐杖上,另一只手用力拉扯着睡裤的裤裆,“是真警报还是又一次假警报?你觉得是什么?”

“我看谁都无法知道,”我说。

就在此时,劈劈啪啪地跑来三个勤务兵,朝西楼方向奔去,边跑边朝挤在电视间门口的人群喊着,让他们赶紧离开室内,等待险情排除的通知。其中第三个是布拉德·多兰。他跑过去时甚至没朝我看一眼,这可让我太高兴了。我边朝厨房走去,边暗想,伊莱恩·康奈利和保罗·埃奇康比这一组合,恐怕十来个布拉德·多兰也不是对手,哪怕再加上半打的珀西·韦特莫尔。

厨房里的厨子继续着早餐后的清理,对嚎叫着的火警信号充耳不闻。

“喂,埃奇康比先生,”乔治说道,“我觉得布拉德·多兰在找你呢,其实他刚从你身边走过。”

那才叫幸运呢,我暗想。但是我说出来的话却是,也许我迟一点再去见多兰先生吧。然后我问他,早餐上是否还剩下点吐司什么的。

“当然啦,”诺顿说,“不过还冷冰冰地躺在货架里呐,今天早晨你起迟了?”

“迟了,”我顺着意思说道,“不过我饿了。”

“一两分钟就能做个又热又新鲜的,”他说着伸手去拿面包。

“别,别,冷的就行,”我说道。他递给我两片面包(它们看上去有点神秘兮兮的,事实上,两片都有点怪异),我匆匆出了门,觉得又回到了孩提时代,用蜡纸包上涂了果酱叠在一起的面包,往胸口衬衫里一塞,就逃课钓鱼去了。

走到厨房外面,我迅速回头看看多兰是否在周围,没发现什么可紧张的情况,便赶紧穿过槌球场和高尔夫练习场,边走边啃着手里的面包片。

走进树林荫蔽时,我稍稍放慢脚步,走上了那条小径,思绪突然转到了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那天上午我和哈尔·穆尔斯说过话,他告诉我,梅琳达的脑瘤使她间歇性地骂人说脏话……后来我妻子把这称为抽动障碍症(这只是尝试性的说法,她也不确定是否是同一回事)。听着他颤抖的声音,再加上约翰·柯菲治好了我的尿路感染,救活了德拉克罗瓦那只被踩断了脊梁的宠物鼠,我终于被推过了那条分界线,即仅仅考虑一件事和真正去做那件事的界限,还有别的原因,与约翰·柯菲的手有关,与我的鞋有关。

于是我就叫来了我的同事,我多年来以生命相托的那儿个:狄恩·斯坦顿、哈里·特韦立格、布鲁特斯·豪厄尔。他们在德拉克罗瓦死刑后的第二天到我家来吃午饭,还至少倾听了我的计划。当然,他们都知道约翰·柯菲救活了那只老鼠,布鲁托尔还亲眼目睹了。因此,当我提出如果我们把约翰·柯菲带去见梅琳达·穆尔斯的话,可能又会有奇迹发生时,他们并没有立刻大笑起来。狄恩·斯坦顿提出了最让人烦心的问题:如果约翰·柯菲在路上逃掉了怎么办?

“如果他杀了人怎么办?”狄恩问道,“我可不愿意丢工作,也不愿意去蹲班房。我有老婆有孩子,都靠我给他们带面包去呢。可我觉得,我不愿意发生那些事,我更不愿意再有一个女孩子死去,这让我良心不安。”

大伙都默不作声,人人都看着我,等着瞧我如何作出反应。我知道,如果我把嘴边的话全说出来,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已经到了义无反顾的地步。

只是,至少对我来说,回头路已然不可能走了。我开口说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