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
“你说要告诉我敖德萨的情况，”他说，“昨天夜里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对你说了。”
他追述了那个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馆截住他并警告他别再查询罗施曼下落的经过。
维森塔尔噘着嘴，点了点头：“你和他们顶上牛了，好。”他说，“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警告一位记者，这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你才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很纳闷，究竟罗施曼在搞什么名堂，使他们对他这样重视。”
然后，这位纳粹猎手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对密勒讲述了敖德萨的来龙去脉：从它作为一个向安全地带转移纳粹罪犯的组织开始，发展成今天不仅收容那些戴过黑银两色领带的人以至他们的帮凶和狗腿统统来者不拒的自由共济会。
当盟军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国发现了那些阴森可怖的集中营时，他们很自然地要向德国人民追问是谁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回答是“党卫军”。但是党卫军的成员却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转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国外。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失踪却不是仓皇逃窜的结果。直到很久以后，盟军才逐渐发觉这帮人全都是经过周密安排才告失踪的。
这个事实有效地揭穿了党卫军的所谓“爱国主义”：从最顶层的亨利希·希姆莱开始，谁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图牺牲苦难的德国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莱就企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多特伯爵办事处，向盟国谋求出亡的许可。盟国拒绝考虑放掉他这条大鱼。这些纳粹党徒和党卫军们，一面声嘶力竭地要德国人继续战斗，一俟即将制成的神奇武器发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准备逃亡到某个舒适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们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国”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这样干下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覆灭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方战线上，德国陆军被迫以惊人的伤亡代价和俄国军队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给党卫军赢得时间，作好逃亡的部署。党卫军站在陆军后面，陆军人员只要后退一步，不仅会遭到军人的血肉之躯所难以忍受的惩罚，而且还要被枪杀或绞死。成千名国防军的军官和士兵就这样死在党卫军的绞刑架上。
党卫军头子们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以后，又推过了六个月，就在总崩溃的前夕，党卫军的领导人就全部失踪了。在全德境内，他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职位，换上平民的服装，把伪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个人证件塞进口袋里，乘着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的大乱局面，不知去向了。他们留下了“民卫”组织的老头们在集中营门口等待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到来，留下了疲惫不堪的国防军去进战俘营，留下了妇女和儿童面对即将来临的一九四五年的严冬，在盟军的统治下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难逃被通缉命运的人，都流亡到了国外。敖德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形成的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把受通缉的党卫军从德国转移到安全地带。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由阿根廷发出了七千张“空白”护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个假名字，贴上本人相片，找随时准备帮忙的阿根廷领事馆盖个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中东地区。
成千名党卫军刽子手涌向南方，经过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他们一路上都有保证安全的房子供他们住宿。他们主要是从那儿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热那亚，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罗马。有一些是所谓救济真正一无所有的难民的慈善团体，出于他们自己心里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证据，自告奋勇地出来为党卫军逃亡者奔走呼号，说什么盟军对这帮人逼迫过甚了。
在罗马的红衣主教中，有一个德国籍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党卫军刽子手的主要转运站是罗马庞大的法兰西斯卡修道院，他们在那儿藏匿、食宿，一直等到办妥证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时候，党卫军人员也使用由梵蒂冈出面从红十字会搞来的旅行证件，而他们的船票在很多情况下则是由慈善机关“卡里塔斯”付款的。
这是敖德萨的第一桩任务，绝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军捉获就定然伏法的党卫军刽子手被他们安全送走，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数字肯定要占应处死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萨把战争中搞集体屠杀获得的盈利从瑞士银行转移出来，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着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国之间关系逐渐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萨的头子们，抛弃了当初想在战后迅速建立第四帝国的主张，认为那是不现实的，但随着一九四九年五月一个新的共和国在德国西部的成立，敖德萨的头子们又给自己规定了五项新任务。
第一是指使前党卫军成员重新渗入新德国的各个生活领域。从四十年代末到整个五十年代，前党卫军的成员们混进了各级文职机构，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进入了警察部队、地方政府和部门。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哪怕是多么低下，便能互相保护免受调查和起诉，增进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还能在某些过去的“同志”（这是他们之间互用的称呼）万一遭到调查和起诉时，尽可能地进行阻挠。
第二个任务是渗入政权机构。这些前纳粹分子避免担任高级职务，而主要伸进执政党的区级基层组织中去。再说，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一个前党卫军成员参加一个政党。结果竟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一贯强烈主张侦讯前党卫军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选入基督教民主联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邦议院或同样重要的权力很大的省议院。这个现象看来象是巧合，其实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简单干脆地说：“这不过是选举中的数学问题罢了。因为六百万死掉的犹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万从前的纳粹分子却能并且在每次选举中投了票。”
这两项任务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对前党卫军成员的调查和起诉。在这方面，敖德萨还有一支庞大的同盟军。这就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心里明白他们当年或是曾帮助党卫军做过一些小事，或是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从未揭发。他们多年之后在社会上或业务上已经有了地位，并且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对于着力调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么爱听，更不用说在某地的法庭上审判党卫军罪犯时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萨在战后德国的第三项任务是重新渗入企业、商业和工业。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党卫军成员为此目的而利用苏黎世的存款做开了生意。在五十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经营比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就能充分利用五十和六十年代蹒跚到来的经济奇迹，成为生意兴隆的大企业。敖德萨的目的就是抽取这些企业的盈利来影响报纸对党卫军罪行的报道（通过广告收入），资助在战后德国时隐时现的各种为党卫军说话的宣传品，支持某些极右翼的出版社，和为生活困难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项任务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为不得已而受审的前党卫军成员提供尽可能好的法律辩护。凡有一个党卫军凶手出庭受审，他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德国最高明、收费最昂贵的律师。即便当事人是个穷光蛋，也从没有人追问是谁代他付这笔钱的，而这些律师更是矢口否认他们会为党卫军成员免费服务的。
第五项任务是进行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从鼓励散发极右翼的小册子，到在议院走廊里进行游说，争取最后批准的“限制法令”将使党卫军的全部罪责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们还竭力使当代的德国人相信，被杀害的犹太人、俄国人、波兰人等等的数字，实际上只有盟军所统计的数字的一个零头（通常提到的数字是死了十万犹太人）；他们还特意指出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在某种程度上证实希特勒是正确的。
但是敖德萨的宣传重心所在，则是说服当代七千万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党卫军是和国防军一样的爱国士兵，这些过去的伙伴们今天应该团结一致（这种宣传是颇有成效的）。
这真是他们异想天开的一招。
大战期间，国防军对党卫军保持相当的距离，对它表示厌恶，而党卫军则根本不把国防军放在眼里。最后，成百万年轻的国防军被赶向死亡或沦为俄国人的战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还，而党卫军成员正是靠牺牲他们才能另找乐土安享余生的。党卫军曾处死了几千名国防军，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连的五千人（实际上真正有牵连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国前海、陆、空军人员竟然能认为前党卫军成员值得被称为“同志”，更不用说值得与之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不被起诉了，这实在是一个谜。然而敖德萨的真正成就也就在于此。
逐渐地，敖德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挠了西德当局对党卫军战犯的追捕和审讯。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残暴手段，有时甚至对可能向当局彻底坦白的同伙下毒手，靠盟国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各种错误，靠冷战，以及靠德国人通常在道义问题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这种怯懦和他们在战斗任务或重建战后的德国之类的技术问题面前迸发出来的勇气适成强烈的对比。
当西蒙·维森塔尔结束叙述以后，密勒放下他的铅笔，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知道这个的德国人没有几个，”维森塔尔承认说，“实际上，知道敖德萨的人也很少。这个词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提起，就象美国黑社会的人会强烈地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一样，任何前党卫军的成员也同样否认敖德萨的存在。坦白地说，敖德萨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没有以前使用得那么多了。新的代替词是‘同志情谊’，这就象黑手党在美国被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但是，名称又算得上什么呢？敖德萨还存在着，而且只要还剩下一个需要保护的党卫军罪犯，它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认为我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吗？”密勒问道。
“我确信这一点。他们在哥德斯山温泉对你的警告，不可能来自任何别人。要当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转到别的事情上。“当罗施曼的妻子暴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再次失踪后，你是说他需要搞一张新的护照吗？”
“当然啦！”
“为什么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张护照呢？”
西蒙·维森塔尔往后靠在椅背上，点点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感到纳闷，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在战后的德国，在奥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万没有身分证的人在各处流浪。有的人的确是遗失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证，正常的手续是出示出生证。但是从苏占区逃出来了几百万人，你用什么方法能证明某个人是否生于远在铁幕后面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小村子里呢？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存放出生证的房子已被炸毁了。
“因此现在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有两个证人保证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人，一张新的个人身分证就可以到手了。战俘也同样没有证件。当他们被释放时，英美的战俘营主管部门就签发一张释放证，证明约翰·舒曼下士已从战俘营获释。这个土兵把释放证交给民政当局，当局就按同样的名字填发身分证。其实只是这个人自己告诉盟军他叫约翰·舒曼罢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没有人去查问。就这样，他获得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里，这种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数暗藏的党卫军战犯都这样获得了新的身分证。但是对这个在一九五五年被暴露出来的罗施曼可怎么办呢？他没法去找当局声明他的证件在战争中丢掉了。他们保险会问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混过来的。所以现在他需要的是一张护照。”
“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说，“可是为什么非得需要一张护照呢？为什么不搞一张驾驶执照或身分证呢？”
“因为共和国成立不久，德国当局察觉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着假名字在各处游来荡去。因此需要有一种经过周密审查的证件作为验证其它证件的根据，他们挑中了护照。你要想得到一张护照，就必须出示出生证、若干旁证和许多其它证件。只有对这些证明作了详细审查以后，才发给护照。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你有了护照，你凭着它就可以得到其它一切证件。因为既然事先有官吏详尽地审查过持有护照的人，当然对出示护照的人就无须再作进一步的审查了。罗施曼拿到了新护照以后，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它的证件，例如驾驶执照、银行户头、信贷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国，护照成了取得任何其它证件的万能钥匙。”
“这个护照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敖德萨来的，他们之中一定有某个能够制造假护照的人。”维森塔尔说。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谁能找到伪造护照的人，谁就能找到可以证实罗施曼身分的人，对不对？”他提出说。
维森塔尔耸耸肩膀：“也许可能，可是这就费大事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法打进敖德萨。只有一个前党卫军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下一步该上哪儿去呢？”密勒问。
“我想你最好的一着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不敢说他们能进一步对你有多少帮助，但他们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全想设法找到罗施曼。”他把书桌上的日记打开，“看，这儿提到一个从慕尼黑来的奥莉·阿德勒，她在战争期间一直和罗施曼作伴。说不定她还活着，又回了慕尼黑呢！”
密勒点点头。“她如果回来了，会到哪儿去登记呢？”他问道。
“在犹太会馆。这个组织还存在，它那里保存着慕尼黑犹太社会的档案，那是从战争以来的全部档案，其它一切都被毁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