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杰尔爵士言中了。到4月的最后一天（星期四）截止，从电脑打印的材料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在过去的40天中，凡是东方集团的公民，无论是从哪个国家进入英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从东方集团国家进入英国的，都没有表现出某种规律。
有些护照暴露出一点问题，但都是常见的现象，每个护照都经过详细检查，持照人也被里里外外搜个遍，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中有三个护照在禁止入境之列。两名是以前曾驱逐出境的，现在想趁机再次入境；一名是美国黑社会人物，与赌博走私贩毒有关。这三个人被送到另一架离境飞机之前也进行了彻底搜查，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是莫斯科的交通员。
普雷斯顿想，如果他们利用西方集团的公民，或者利用已经潜伏下来的持有西方集团证件的间谍的话，我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
奈杰尔爵士又一次依赖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交情而取得了五局的合作。
“我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今后几周内要向我国潜入一名特务。”他这样说，“可是，伯纳德，伤脑筋的是，不知道他的身份、特点或进入地点。因而，你的那些入境检查站能帮点忙的话，我将十分感谢。”伯纳德爵士把他的这个请求当做五局的一项工作来抓。其他一些职能机构——海关、移民局、特勤处以及港口警察，都愿意提高警惕、更严密地盘查那些想混人的外国人以及任何可疑的作为行李的携人品。
这种借口是足以使人信服的。连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都没有把它跟约翰·普雷斯顿关于钋盘的报告联系起来。那件事，他仍然挂着，还在考虑该如何处理才好。
一辆宿营汽车于5月1日抵达多佛尔。这辆车在西德注册，从法国的加来乘渡船到达这里。车主（也是驾驶员）是赫尔穆特·多恩，他的护照手续完全齐备。他带着妻子丽莎和两个孩子：乌威，一个淡黄头发的男孩，5岁；布丽吉蒂，7岁，女孩。
他们办完入境手续后，把车开到“无报关物品”的绿色检查口。但是，一个海关人员示意让他停下。海关人员重新检查了一下单据之后，又要看车里。多恩先生照办了。
穿海关制服的官员进入车后时，两个正在里边玩耍的孩子安静下来。官员点点头，并对孩子们微笑，他俩也咯咯地笑着。官员环视了一下清洁整齐的车内，然后检查柜橱。如果多恩先生显得紧张的话，他就是查对了。大多数柜橱中都是节日宿营常用的小摆设、衣物、餐具等。海关官员把几只座掀起来，下面都是储藏匣。其中一个显然是孩子装玩具用的，里面有两只洋娃娃、一只小熊和一套皮球，上面都刷着花花绿绿、鲜艳夺目的圆环。
小姑娘一反胆怯的样子，弯下身去从里面抱起一只洋娃娃。她叽哩哇啦地用德语向海关官员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懂，但点头笑了笑。
“真招人喜欢，亲爱的。”他说。然后转身面向多恩先生，从后边的门走出来。“很好，先生，祝你旅途愉快！”
宿营车随着车队开出了海关检查棚，开上了通往多佛尔市的公路，然后又上了肯特郡的公路，朝伦敦开去。
多恩用德语对他的妻子说：“感谢上帝，平安无事。”
她看着地图。地图上通往伦敦的M20号公路标得很清楚，谁也不会走错路。多恩看了几次表。稍有些晚点，但他得到的命令却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速行驶。
他找到了查令村，就在路边，很好找；在村北，靠左手，就是快乐小吃店。多恩把车拐进停车场，停了车。丽莎带着孩子从车后出来，到小吃店买点吃的东西。多恩则遵照命令，打开引擎盖，把头钻进去。几秒钟后，他觉得有人来了，便抬起头看。一个年轻的英国人站在那里，身穿黑色皮摩托服。
“出了什么毛病吗？”那人问。
“可能是汽化器有毛病。”他说。
“不是，”那摩托手一本正经地说，“我看是配电器。而且，你迟到了。”
“对不起，因为渡船，还有海关。东西在后边。”
在车里，摩托手从怀里掏出一只帆布兜，多恩嘟嘟哝哝地掀起坐垫，从孩子的玩具匣中的几只球里挑出了一个。
这个球的直径只有5英寸，但却有20多公斤重。因为纯铀-235的比重是铅的两倍。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用一只手提着沉重的帆布袋，竭力装出不费力的样子，穿过停车场，来到摩托车前。没有人注意他。多恩盖上车盖，到小吃店里去找妻子。那辆摩托的后筐里装着那件货物，吼叫着向伦敦开去，再去达特福德和萨福克。第六只包裹送到了。
到5月4日，普雷斯顿意识到，他是盲人骑瞎马。现在快三周了，除了侥幸得到那块钋盘外，两手空空如也。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让每个进入英国的人都脱光了搜查。他只能要求海关对来自东方集团的人查得更严一些，发现任何护照不对头时，就立即通知他。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最后一招儿。
从奥尔德马斯顿那里的核工程人员获悉，最简单的核装置中，有三个部件是特别沉重的。一个是一块纯铀-235；一个是反射器，外形是圆柱形或球形，由高密度硬化钢制成，1英寸厚；第三个是一个钢管，也是高密度、硬化的，也是1英寸厚，大约18英寸长，30磅重。
他估计，这三样东西，至少要用车带入英国，因此，要格外留意盘查外国车辆带来的类似圆形、球形和管状的而且特别重的东西。
他知道，搜查地带很广阔。每天，江河流水般的摩托车、小汽车、卡车以及大货车源源不断地进进出出。单就商业运输来说，如果每个车辆都停下来，司机乘客都脱光检查，那么，整个国家就得停顿。正如常言说的那样，他正在大草垛里找一根针，而他连一块小小的磁铁都没有。
现在要谈一谈乔治·贝伦森了。太太离开了他，到她弟弟的约克郡大庄园去了。他与部里的小组碰了十二次头，把他传给简·马雷的每一个文件都查了出来，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紧张心理。
他照常到部里去上班，并不知道国防部常任秘书佩里·琼斯爵士已经知道了他的变节行为。能够使他坚持下来的是，他要不时地将业经改动的文件传给马雷，以便让马雷送给莫斯科。自从他知道这个南非人是苏联特务后，便尽量避免跟那人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他所传出的材料，以防说不定什么时候马雷找他来核实和澄清已发出材料中的一些问题。
每次阅读将要传发出去的材料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那种巧妙的伪造。每份文件都是以传阅给他的真文件为基础的，但都被改动得惟妙惟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最终结果只能使苏联对于英国和北约的力量和准备造成一种错觉。
5月6日，星期三，他收阅了七份文件，都是有关最近的决定、建议和调查之类的内容，让他作为近两周所收阅的文件转出去。上面不是标着“机密”，就是“绝密”。其中有一份使他感到很奇怪。当晚，他便把这几份文件送到白诺蒂冰淇淋店，24小时以后，接到了暗号电话，说明已经安全收到。
5月10日，星期日，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躲在切里海斯胡同的小房中，在隐蔽的卧室里守着灵敏度很高的手提收音机，收听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节目里的讯号。
这台收音机不能发报。莫斯科从来不让有价值的间谍亲自冒险发报。在英美反谍报追踪电台如此灵敏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冒那个险。他的收音机只是那种大型的德国布朗牌的，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电台。这种收音机，在任何一家好一点的电器商店都可以买到。
彼得罗夫斯基很焦急。自从上次使用波普拉发报台通知莫斯科说丢失了一名交通员和货物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每隔一天晚上和隔一天早晨，只要他不骑摩托出去取包裹，他都守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当晚10点10分，从空中的电波中收到了自己的呼号。他已经拿好了记事本和铅笔。停顿一下后，信号开始了。他直接把点点横横的讯号译成英语，一堆杂乱无章、破译不出来的字母，在各个监听站的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可以收到同样的字母。
信号播完后，他关上收音机，坐到梳妆台前，对照使用一次性密码，开始译电。15分钟后，译出来了：火鸟10接替2，接头T。电文重复了三遍。
他知道接头T是怎么回事。它是备用接头之一，只有情况紧急时才使用。现在正是这种情况。接头是在一个机场的旅馆。他愿意在路边的咖啡馆或车站；但他清楚，虽然他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但有一些交通员出于职业上的要求，只能在伦敦逗留几个小时，不能离开城市。
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把10号交通员插到两次接头的中间，而且离第七个接头的时间太近。
要在早饭时间于希思罗机场的邮电大楼和10号交通员接头，而同一个上午又要到科尔切斯特外面的一个旅馆停车场等7号。但是。他是能够完成的。
5月12日，星期二，深夜。唐宁街10号首相办公室和官邸里，仍然灯火通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自己的可靠顾问和核心内阁正在召开战略会议。程序上的惟一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大选，通过决议和决定时间。
跟往常一样，她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尽管宪法允许她执政到1988年6月，但是她仍相信，她竞选第三届执政将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不相信她统帅国家的智慧，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这位首相对某件事有了想法之后，便很难说服她放弃。在这个问题上，从统计上看，是支持她的。
保守党主席掌握了公开民意测验的结果。他指出，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仍然掌握着支持大选的百分之二十的选票。
这就意味着，在英国不会像法国那样进行流动选举，也不会像爱尔兰那样实行比例代表制，而是由胜方全权决定，将给民主同盟15到20张选票。北爱尔兰的问张选票中，12票要给议院中支持保守党的工会代表，5票要给那些将要抵制伦敦或选举强硬左派的民族主义者。这样，还剩613票，要按照传统方式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角逐。撒切尔夫人必须有325票，才能获得明显多数。
保守党主席还指出，民意测验还表明，工党只比保守党落后百分之四。自从1983年6月以来，由于工党内部的团结、调整和充实，工党又拉过去百分之十。极左派几乎无声无息，疯狂左派被遗弃了，宣言业已调整，而影子内阁把持的电视台一年来几乎全被中间派所控制了，英国公众几乎全都认为工党应该是他们选择的执政党。
主席严肃地向同僚们指出，保守党的领先地位比六个月前降低了百分之二，比三个月前降低百分之一。趋向很明显。党组织在选民方面的情况汇报也是同样的趋向。
经济统计表明，当前经济还是在上升，形势一派大好。由于季节性的原因，失业数字在减少。据估计，在秋季将要有要求提高工资的大规模罢工。如果这些情况都变糟的话，在冬季，保守党就要威风扫地，并将一直继续到明年春天。
午夜时，大家基本上同意，必须在1987年夏季进行选举；不然的话，就在1988年6月。不能进行秋季或早春选举。到后半夜时，首相的内阁会议仍在进行。一个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竞选的期限。
按英国传统，大选都是在四个星期竞选后的星期四进行。把竞选缩短到三周是很少见的，但也并不违反宪章。首相的直觉是要进行三周竞选和快速选举，使反对党措手不及。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她将于5月28日（星期四）谒见女王，要求解散议院。按传统，她随即回到唐宁街发表公开声明。从那个时刻起，竞选就开始了。选举日——6月18日，星期四。
在拂晓前，大臣们仍在沉沉梦乡之时，大型的BMW摩托车正从东北方向开往伦敦。彼得罗夫斯基开到希思罗机场的邮政大楼，将车停在那里，锁上，把头盔放进后座的箱子里。
他脱下黑色皮摩托服和旁边拉锁的皮裤。皮裤里面套着一条法兰绒裤子，虽然有点折皱，但还说得过去。他脱去靴子，装到右边的驮筐里，又从里面拿出一双鞋；把皮摩托服装到另一个驮筐里，从里面拿出一件不伦不类的花呢上衣和一件风衣。当他离开车，走向旅馆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位穿着普通风衣的普通人。
凯莱尔·沃斯尼亚克没有睡好。主要原因是昨天晚上人家让他干一件有生以来头一遭使自己胆战心惊的事。他是波兰航空的一名老机组人员，通常情况下，他们通过海关办理手续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次他们却都被查了，彻底地查了。
当英国海关官员检查他并把他的手提包翻得底朝上时，他的心几乎就要跳出来了。当那官员把头天晚上在华沙时秘密情报局的人给他的那只电动刮胡刀拿出来的时候，他曾经想，他一定要昏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刮胡刀不是用电池的，也不是充电式的，手边没有导线和插头。那官员又把刮胡刀放了进去，查完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沃斯尼亚克曾设想，真要有人把刮胡刀打开的话，它还真不好使。里边除了一般的小电机外，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哎，干嘛让我把它捎到伦敦来呢？
8点整的时候，他来到邮政大楼一楼的公厕。一位穿风衣的普普通通的人正在洗手。他妈的，沃斯尼亚克想，接头人来时，还得等这个英国混蛋走开才行。这时，那人用英语跟他讲话了。
“早晨好，这是南斯拉夫航空制服吗？”
沃斯尼亚克松了一口气。“不是，我是波兰航空的。”
“美丽的国家，波兰。”那陌生人说，擦着手上的水，显得完全轻松自如。沃斯尼亚克头一回干这种事。他曾发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只是得愣地站在那里，手中擎着刮胡刀。
“我在贵国度过几段愉快的时光。”
对了，沃斯尼亚克想，“几段愉快的时光”，这正是暗号。
他举起了刮胡刀。英国人使了个眼色瞄了瞄一扇关着的门。沃斯尼亚克一惊，那门关着，里面一定有人。陌生人向洗手池上面的架子点了点头。沃斯尼亚克把刮胡刀放在架子上，然后，英国人向小便池点了点头。沃斯尼亚克急忙拉开拉锁，站到小便池前。
“谢谢你，我认为也很美。”
穿风衣的人把刮胡刀揣到兜里，伸出五个手指，表明沃斯尼亚克要在这里等5分钟再走。
一个小时后，彼得罗夫斯基便离开了市郊，来到埃塞克斯郡的地面。M12号公路展现在他的眼前。现在是9点钟。
在这个时间里，80英里以外的埃塞克斯海岸边，从哥德堡开来的丹麦联合航运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渡轮进入了哈里奇的帕克斯通码头。从渡轮出来的旅客都是普通的旅游者、学生和商人。在商人中有一位斯蒂格·伦魁斯特先生。他开着一辆大型萨布牌豪华轿车。
他的报关单上说他是瑞典商人。这一点不假，他确实是瑞典人，一辈子也没改过国籍。但文件里漏掉的是，他也是一个特务，跟海尔穆特·多恩先生一样，也在为东德情报局的国外行动处处长、犹太人马考斯·乌尔夫将军工作。
海关人员叫他停车，让他把手提箱拿到检查台上去。他谦恭地笑着，遵嘱而行。
另一个海关人员掀起引擎盖，向里面看着。他在找一个可能藏在什么地方的像小足球那么大的圆形东西、或者一个圆管形东西。根本没有像那玩意儿的东西。他又看了看车下，然后打开空空的尾箱。他叹了一口气，伦敦的命令真叫人头疼。尾箱里除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工具箱、一个千斤顶捆在一边，一只灭火器挂在另一边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瑞典人站在旁边，手中提着衣箱。
“请吧。”瑞典人说：“可以了吗？”
“可以了，谢谢，先生。旅途愉快！”
一个小时之后，快到11点时，萨布轿车开到科尔切斯特南的一个小村的金福特公园旅馆停车场。伦魁斯特先生从车里爬出来，伸了伸腰肢。正是用上午茶点的时间，停车场里有几辆车，但都没有人。他看了一下表，离接头时间还有5分钟，快到了。但他也知道，即使那人来晚了，他还可以等一个小时，而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预备接头地点。他心里想，接头人能不能来呢？什么时候来呢？那边有一辆BMW摩托车，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修车，除了那个人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不知道接头人长得什么样。他点着了一支烟，回到车中，坐在那里。
11点时，有人敲车窗。那个修摩托车的人站在外面。伦魁斯特按了一下钮，车窗刷刷地自动落了下来。
“什么事？”
“你车牌上的S是代表瑞典还是瑞士？”那个英国人问。
伦魁斯特放心地笑了。他在路上已经停过一次车，把灭火器装到了一个袋子里、放在座位旁。
“代表瑞典，”他说，“我刚从哥德堡来。”
“没去过那儿。”那人说，接着便问：“给我带来东西了吗？”
“带来了，”瑞典人说，“在我旁边的袋子里。”
“那边的窗户正朝着停车场，”开摩托的人说，“你在停车场兜个圈子，从我摩托旁经过，把袋子从车边扔给我，让你的车把那边窗子的视线挡住。从现在开始5分钟的时候。”
那人走回摩托旁，又继续修车。5分钟后，萨布轿车兜了一圈，从他旁边经过，那个包滑落到地上，他拾起装进筐里。车正好挡住了那边的窗口。他再也没有见到这辆萨布轿车，他也不想再看见他了。
一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将摩托换成了小轿车，把两件货物放到尾箱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他的事。
下午，他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家中，把两件东西存在卧室里。第十只和第七只包裹送到了。
5月13日，约翰·普雷斯顿该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一无所获，但我希望你仍然留下来，”奈杰尔·欧文爵士来看他，对他说，“你可以打电话说得了重流感，你要医生证明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有几个医生。”
到16日时，普雷斯顿意识到，他走进了死胡同。海关和移民局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差没实行全国总动员了。来来往往的旅客如同涛涛流水，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详细盘查。自从俄国水手在格拉斯哥被殴打以来，已经过去五周了。他感到，其余的交通员从他手中漏掉了。可能在谢苗诺夫之前，他们就来过了。这水手可能是最后一个，也可能……
他越来越气馁。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阴谋的期限。如果知道了的话，是什么时间呢？
5月21日，星期四，从奥斯坦德开来的渡轮停靠在福克斯通。从渡轮上下来的总是那些旅游者，有的步行，有的驾车。另外，还有许多大拖车，把欧洲共同体的货物从一方运到另一方。
渡轮上有七辆大拖车是德国注册的。奥斯坦德是英国各公司在德国北部的必经之路。庞大的哈诺马格牌拖挂车，拖着集装箱货物，与其他的大拖车毫无二致。厚厚的一叠报关单，海关花了一个小时，但都符合手续。司机所服务的公司的名字都漆在驾驶室的两侧，一目了然。车中运的都是德国造的咖啡机，是英国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驾驶室的后面竖着两条排气管伸向空中，使柴油机的废气不至于喷到行人或其他车辆上。已经是傍晚了，日班工作快要结束了。大拖车在路上摇摇摆摆地向阿什福德和伦敦开去。
在福克斯通的海关棚子下，没有人会想到，一只竖排气管中还有一只小管，被烟熏得黑黑的。
天大黑以后，在肯特郡兰哈姆附近的一个路边咖啡馆的停车场上，那个司机爬到驾驶室上面，卸下一只排气管，从里面拿出一只18英寸长的东西，用防热材料包着。他没有打开这个东西，他只是把它交给了一个穿黑色皮摩托服的人，那人疾驰而去，消失在暗夜中，第八只包裹送到了。
“这没有用，奈杰尔爵士。”星期五晚上，普雷斯顿对秘密情报局局长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但我找不出来。我曾竭力想再找到一个交通员，只一个就行。我认为他们已经潜进来了，但我扑空了。我认为，下星期一我该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奈杰尔爵士说，“我跟你有同感，请再帮我一周忙。”
“我看没必要，”普雷斯顿说，“咱们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祷告吧。”局长平心静气地说。
“一个突破口，”普雷斯顿生气地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