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星期二
街角上那家小小的烟杂店的店主看见了这件事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他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前面的玻璃墙面，正在重新排放商品以便更好地展示它们。当他抬起头来时，他看见那个人正在穿越街道。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一个跛子，店主肯定会去看别处了。店老板后来将会证明，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在一层薄薄的灰云下，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使人感到闷热难受。天堂路与往常一样，是一条荒凉、破败的街道，是使莱顿、埃德蒙顿、道尔斯顿和托顿汉大煞风景的那些到处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住宅区中心的一条购物街。
30年前，伴随着壮观的开工典礼，园林苑小区被开发商宣称为是为劳动人民所提供的一种新型的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让人怀疑了。那里没有草地、没有园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过树丛。实际上，它是由市政委员会规划的、由自己喜欢居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出来的一座灰色混凝土集中营。
此后，园林苑走下坡路的速度比猛虎下山还快。到1996年，那些通往灰暗色的住宅楼的拥挤的通道和街巷到处覆盖了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才显示出活力，那时候，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那些受人尊敬、固守传统道德、怀念自己年轻时代的退休工人们，居住在装上了防盗门窗的房屋里，惟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些楼房都是7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的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有过青草地。几辆已被掏空了内脏的锈迹斑斑的废弃了的小汽车，横卧在公众娱乐广场的路边，从广场还有几条小巷可通达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也有过零售商业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因为店主被偷盗哄抢、敲诈勒索、砸破玻璃和种族歧视搞得筋疲力尽。半数以上的店铺现在已经用胶合板或铁皮封起来了。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铁条防盗保护门窗。
在街角上，维吉·巴特尔先生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10岁那一年，他跟随父母亲从非洲乌干达移民过来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明的暴政统治。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仍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名好公民，但他还是惊讶于90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
被伦敦都市警察局称为东北区的某些地方，陌生人在那里漫游是不明智的。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一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15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出现并与他正面相遇了。巴特尔先生的表情僵住了，他继续注视着。他们是不同的人，但都长得凶悍。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结实粗壮，剃了一个光头，长着一张猪脸。即使相隔30码距离，巴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上垂着的一只耳环的闪光。他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和一件沾满尘土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子悬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那个陌生人面前四平八稳地摆好了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身上穿着一条淡色斜纹布裤子和一件灰色的拉链防风上衣。平直、油腻的头发垂在他的耳后。他溜到陌生人的背后等待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巴特尔先生看见了拳头上金属的闪烁。他没有听见那人的话，但他看到了大个子对陌生人说话时嘴巴的张动。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可能携带的任何其他值钱的物品。运气好的话，强盗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也许能捡回一条命，而且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陌生人这么做也许实在是太傻了。在这种形势下，他是寡不敌众。根据他的白头发判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他的跛脚，使他不能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巴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体的侧面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他的双肩以增加打击的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原先上演的一场哑剧被一声痛苦的尖叫声所破坏。即使隔着玻璃墙，巴特尔先生也能听到。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双手捂住了他的脸面。巴特尔先生看见了指缝间流淌着的鲜血的闪亮。在他以后的陈述时，这位店老板将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清楚地回顾当时以及以后发生的情况。
直头发从后面发起了进攻，一记重拳打在那人的腰上，然后一脚踢在了年长者那条好腿的膝盖后部。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园林苑住宅区，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快速奔跑），要么是皮靴（可用于脚踢）。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地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身上的要害部位，但只见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而且那个仍用一只手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走过去踢那人的头部。
据这位店主估计，总共踢了大约20下，也许更多，直至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直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巴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拿出来了，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体，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面小巷，消失在住宅区内谜一般的拥挤的小巷子里了。在他们离开之前，那个大个子从他的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去捂住正从他的鼻子里流淌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巴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回柜台后面。那里有他的一部电话。他拨了一个999报警电话，并报出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因为女接线员坚持要求知道报警者的名字，然后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完成这些手续后，巴特尔先生要求派来警察和救护车，然后他返回前面的玻璃墙边。
那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那种人们喜欢凑热闹的街道。巴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惟恐去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惟恐他的小店会发生意外，惟恐歹徒会折返，所以他等待着。
那辆装有无线电的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4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警察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两人都知道这个住宅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他们在春季种族骚乱时都值勤过。
当警车吱地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消逝时，坐在乘客座的一名警官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上路了。巴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都没有朝他走过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那辆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叫着喇叭从那个街角转过来时，警官们都把目光转了过去。几个惊异得张大了嘴巴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都保持着距离。警方以后将会去询问他们的证词，但这无非是浪费时间。在园林苑小区，人们只是来看热闹，不会去帮助警方。
两名卫生员从救护车上下来，都是医术高明、经验丰富的人。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手续就是手续，必须照办。
“看起来是一个抢劫和踢人的案子，”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官说，“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案子。”
卫生员点点头，开始了工作。没有流血的伤口不需要进行止血，所以首先应该稳定脖颈。遭受外伤和殴打的受害人，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加上外行人的胡乱搬动，是很容易导致当场死去的。这两个人很快给受害人装上一只半硬的领子以阻止脖子的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放在一块平板上，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即可当场解决。只有此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并抬上救护车。卫生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5分钟不到，他们就可动身离开了。
“我必须与你们一起去，”在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官说，“受害人也许要作一份陈述。”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那位卫生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领地，且是他负责的，但警察也有一份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他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是一个重伤员呢。”
警官爬上救护车，坐在了前部，靠近与驾驶室之间的隔板。司机砰地一声关上后面的双开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着担架上的那个人。两秒钟之后，救护车在天堂路上开动了，经过了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高音喇叭鸣响着开出一条道路，然后就驶上了公路。那位警官静静地坐着，观察着另一位专业人员的工作。
气管，气管必须要畅通。气管内如有血液和黏液阻塞，可使伤员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那位卫生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了少量的黏液，但血液几乎没有。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为微弱，但足以维持生命。为安全起见，卫生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那张肿胀的脸上。这种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有规律，但太快了，这是另一种大脑损伤的可能迹象。格氏昏迷计可测定人脑的警觉度，最高为15。完全苏醒和完全警觉时是15比15。检测表明伤员现在的警觉度比是11比15，而且正在下降。数字3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伦敦皇家医院，”在救护车的警报声中，他大声叫喊。“应急事故和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致使其他轿车和卡车纷纷刹车停下，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伦敦皇家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所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但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是必要的。
现在司机正在同他的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托顿汉南部的确切位置，预计抵达伦敦皇家医院的时间，要求应急事故外伤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救护车后部的那个卫生员是对的。头部重伤的一个可能迹象，尤其是在遭受一次袭击之后，是脸部和头部的整个软组织迅速膨胀肿大。这个伤员的脸面在人行道上时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伦敦皇家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那人的脸部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救护车后门被急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抢救小组有三位医生，在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的指挥下工作；他们由一位麻醉师和两位助理医师组成；另外还有三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那块平板上）抬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那块平板要还给我。”卫生员喊道，但没人听见。他必须在第二天来把木板取回。那位警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
“去那里，”卫生员说，“但别进入抢救室。”
警官顺从地点点头，通过旋转门进去了，心里仍希望能从伤员口里获得一份陈述。但他听到的惟一话语来自于一位资深的护理人员。
“坐在这里，”她说，“别进去。”
半个小时之内，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侦查工作由来自多弗尔警署的一位着装警官负责。袭击发生地点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起来了。十几名警官被派到了那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6层公寓。犯罪发生地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到了重点查问，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是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的敲门查询在继续着。
那位着装警官很快已经打电话给与他同级别的一位刑警，因为这显然是由刑警负责的案件。在多弗尔警署，刑侦队长杰克·伯恩斯正在食堂里悠闲地饮茶喝酒。他被召到了刑警科长阿兰·帕菲特面前，并被告知去接管天堂路的抢劫伤人案。他申明他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但他的反对没有成功。人手紧张，他被这样告知。8月，该死的度假月份，他忿恨地离开了。他与同事卢克·斯金纳刑警差不多与警察刑事搜查小组同时抵达了现场。警察刑事搜查小组从事着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裤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他们的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以后再去分拣找出。这工作也是又脏又累，得手脚并用爬在一些肮脏的场所里进行。
“一只钱包被偷走了，杰克，”已经与巴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着装警官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当他逃跑时，他正撩起他的T恤衫下摆去捂住脸面。也许把血洒落到地上了。”
伯恩斯点点头。当刑事搜查员们手脚并用地在散发着气味的路面上寻找物证、着装警察们在试图查访其他目击者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巴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刑侦队长伯恩斯，”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他的证件，“这是斯金纳刑警。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巴特尔先生使杰克·伯恩斯感到了惊奇。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都市警察局已经3年了，一直在多弗尔警署。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愿意尽力随时随地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完全不同。巴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巴特尔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陈述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所作的冗长的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向他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所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巴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巴特尔在斯金纳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正在降临园林苑住宅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发现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我们应该寻找谁，就能节省许多的时间。”
巴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在晚上10点钟关门。但明天我的弟弟可以回来了。他去度假了，你们明白吗？8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思考了一下。明天上午10点半去法院。这事他只能留给斯金纳了。
“上午门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弗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
“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汽车时，斯金纳说道。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两个狗杂种时，我认为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弗尔街的路上，刑侦队长伯恩斯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由哪位警官在观察着他。5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求得到他的所有物品——衣物和财物，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那位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的身份。你得到所有这一切之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伦敦皇家医院的医务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已从停车道直接进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了工作。贝特曼先生知道那人是多处受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这方面，那位卫生员做得很好。气管是畅通的，尽管稍微有一些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颈部已经固定了。
B是呼吸（BREATHING）。这位医务顾问撕开伤员的外衣和衬衫，然后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检测到有两根肋骨已发生骨折，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和口腔内被打落的牙齿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等待。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施行外科矫正大手术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伤员停止呼吸的话。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80次，上升到了100多次。太快了：这是内伤的一种可能迹象。
C是循环（CIRCULATION）。在不到1分钟时间内，贝特曼先生备妥了两条静脉导液管。一条导管抽取了20毫升血液，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1升结晶液流入了两条手臂中。
D是伤残（DISABIIJY）。这方面情况不好。脸部和头部已经不像是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而格氏等级现在已是6比15，且还在危险地下降。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卫生员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伦敦皇家医院。
贝特曼先生打电话给0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要在5分钟之内把他的伤员送过去。然后，这位医务顾问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先生。
“我认为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等级现在是5，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曾经穿着袜子、鞋子、内裤、开领衬衣、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雨衣。腰部以下的裤子鞋袜不成问题，已经轻易地脱下了。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跳动，轻便雨衣、夹克和衬衫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了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着的那位警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他的“战利品”返回多弗尔街警署，呈交给杰克·伯恩斯。
CT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那人正在遭受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着大脑，这种压力很快就会发展成致命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晚上8点15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主治医师威利斯先生手头上拿着几张CT片子，上面清楚地显示着颅内受压迫的部位。现在他知道从一个点进去就可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3个小孔，用锯子锯成了上个正三角形。这是标准的脑外科手术方法。
在这块三角形的颅骨被移开之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漏人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起来了。血块去除后，压力消除了，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自然的范围内了。
三角形骨片放回去了，头皮缝合起来了。厚厚实实的绷带扎上了，直至以后两者自然地结合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满怀希望地认为手术是及时的。
人体是很奇怪的。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由大面积受伤而存活。当出血清除，大脑恢复完全扩张后，伤病员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智。在初始的24小时内，由于麻醉仍未消退，没人能知道医疗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没有恢复，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擦洗了手和手臂之后，换回衣服，返回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去了。
“见鬼。”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视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抽了半包的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肮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住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曾随身携带过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是廉价的，而且修补过了，但擦亮过了。裤子也是廉价的，已经穿旧了，但熨烫过了。衬衣、领口和袖口的织物已经起毛了，但同样也熨烫过了。这是一个贫穷的人，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书信。”伯恩斯说。他一边填写着无穷无尽的表格，一边这么鼓励着。“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但伦敦都市警察局把这种人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男子。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当两位侦探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后，他们认为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1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医院重病病房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他的脉搏还是太高，由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明。”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第二天，星期三
对刑侦队长杰克·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项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这在刑事调查取证过程中也是正常的、公平的。刑警们极少遇到非常顺利的案子。
他的第一次成功是由巴特尔先生提供的。这位烟杂店老板在11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与往常一样他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电视屏幕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的年轻时代，刑事档案照片是夹在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最后做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脸面闪现在荧光屏上了。
首先闪现的是100张照片，是被警方认定在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100个，实际是还要多，但伯恩斯从多弗尔警署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巴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所梦寐以求的助手。
当第8张脸面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那一个。”
他们正在凝视的是一张残忍的脸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不，不是这一个。但他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字幕说明那人叫马克·普赖斯，而且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27张脸面闪现时，巴特尔先生做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长长的灰黄色的脸面，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里·科尼什。巴特尔对这两张脸面的指认都是毫不迟疑的，对于其他每一张脸面，他的停顿审视时间都不超过1至2秒钟。伯恩斯关上了放映机。刑事记录办公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和抓住这两个人时，我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小店店主点点头。他很愿意。当他离开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记录办的电脑查阅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档案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警科外勤班的办公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着表格。
“查利，能与你谈一谈吗？”
查利·库尔特仍然是一名刑警，但他比伯恩斯年长，而且他在多弗尔警署已经干了15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全都知道。
“那两个吗？”他哼哼着说道，“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3年前移居过来的。大多是些小打小闹、窃取提包、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等人物。加上一些人身伤害的。以前都蹲过牢狱。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小老头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外边某处的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园林苑里吗？”
“我认为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尔经过的。”
“他们是否操纵着一帮人？”
“没有。他们是搞单干的。他们只是互助式的。”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人身攻击案子，是对一位妇女。但后来让他逃脱惩罚了。那个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候，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离开他了。刑事记录案卷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刑警科长阿兰·帕菲特，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下午2点钟，一位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一份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6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冲击锤，组成了一个10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发生在下午3点钟。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一家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它是肯定要被拆掉的。在过渡时期，它已被板条封起来了，水、电和煤气也已被切断了。
那扇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轻推了一下之后没被推开，然后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了。警官们跑上了楼梯。两个歹徒住在楼上各自的肮脏的、简陋的房间里。那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枪插进了枪套，搜查开始了。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的物品。钱包、衣物、靴子……他们并不是特别轻手轻脚。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是一处花哨俗气的居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团起来后塞在一把破旧的长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它的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了塑料袋，并被作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同样。如果刑事技术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是在现场，而且曾与那个跛脚男子有过身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查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归家，而且谁也不知道在8月的一个中午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或者也许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核实失踪人员，打了一个简短的咨询电话给在伦敦皇家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先生，然后分别拨打另三家医院的急救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助理医师为他带来了收获。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般的直觉，那种证据正在凑齐的良好的肾上腺冲动的感觉。他转向斯金纳刑警。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罗斯医生。在一份详细的笔录上让他签上名字。带上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到我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那种语气。
“一个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破鼻子男人昨天在那里徘徊。梅罗斯医生发现那男人的鼻子破了两处。当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将被重新矫正并扎上厚实的绷带。而且梅罗斯会给予我们坚定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伙计？”
“你猜猜。是昨天下午5点钟。”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3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我认为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听了刑事技术小组一位警官打来的一个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街沟石。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他们能够找到的仅有的5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取的钱包塞进了他自己的口袋，等到静下来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去花费，其他物品他会扔到某个地方去，但不会是扔在园林苑小区的。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有许多垃圾箱、许多卫生死角。钱包可被扔在任何地方。它也有可能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都不会是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的聪明人。
至于普赖斯，把他的T恤衫捂在流血的鼻子上肯定会使鼻血沿路洒落到人行道上，直至他跑远。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3个小时在圣安妮医院治疗鼻子破损的证据的发现对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不算坏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由贝特曼先生打来的。消息也是有点令人失望的，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的前面一个电话是令人鼓舞的。那个电话是库尔特刑警打过来的。库尔特对该地区比任何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玩弹子球。
当伯恩斯走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步入了前厅。他从圣安尼医院梅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一份复印件，普赖斯是以他的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告诉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弹子球。伯恩斯尽量说得简短和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6名着装警察作为他的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户。打弹子球的其他人只是用那种自己没事人家出事的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盯视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宽厚的石膏。
“马克·普赖斯，你涉嫌参与了昨天下午2点左右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意的人身伤害。我现在拘留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也许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过的任何话也许会呈交法庭。”
普赖斯痛苦地朝科尼什看了一眼。科尼什想了一想，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出去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那辆面包车，与6名警官坐在一起。这支由一辆轿车和一辆面包车组成的小小的警车车队回到了多弗尔警署。
手续，老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轿车里，伯恩斯请警方的法医立即赶到警署。而且他还需要T恤衫上的血液样本。如果在那件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明。
在他等待那个昏迷的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沉思着他从贝特曼先生那里得到的有关询问那只右拳的令人失望的答复。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拘留是在下午7点15分实施的。这给了他24个小时，此前要么他的上司让他延长12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24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他需要那位法医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能够接受审问。他将需要他们的所有衣物和所有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地在盯着他们的举动，他已经确信自那两个人被从弹子球房押上警车起，他们没从口袋中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来的要求立即安排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其实这一请求他不是说给警察听，而是说给他那受到了嫌疑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正在降临。法医离开了，他留下了他的陈述，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遭到拘留时普赖斯的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了，都穿上了纸质的连裤囚服。两人都喝了一杯茶，以后还会给他们送来快餐。这都是按照规定进行的。
伯恩斯的目光转向普赖斯。
“我要辩护，”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说。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一名律师。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搅乱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他在9点不到一些抵达了多弗尔街。他见到了他的两位新的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一起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在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他的当事人的陈述，而且连一句话也没去相信他们，但他有工作要做。
“如果你愿意，”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正在增加。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在跌倒人行道时把头部给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牢里待上两年吧。”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员的身上有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明白他知道这一情况。
“顽固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是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提供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任何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是你也与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留多长时间？”斯莱德间。
“到明天晚上7点15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的额外12小时是不够的。我几乎肯定明天要从地方法官那里得到延续拘押，大约下午5点左右，晚上的最后一次意见听取会。”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一个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将会立即同意延长拘押。“至于你们的审问，我想你们是会坚持要进行审问的，虽然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个电话要打。他接通了伦敦皇家医院，找那位值班护士。那个伤员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夜里，保罗·威利斯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从阿奇韦下山时似乎想打破行车速度记录的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私下里他还是认为该摩托车骑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24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躁动的初次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看视了那个跛子。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等级，那伤员仍在3比15上下波动，深度昏迷。
“再观察36个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时能脱离危险期，但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复活的一种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给我留一张纸条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9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一次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作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后在多弗尔街警署的拘留室里发着牛一般的打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游离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心目中的病人和伤员，把注意力转移到在他那优雅的住宅中的一碗面条上。卢克·斯金纳刑警正好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艺术学校一位漂亮的戏剧系学生的约会，是一个月之前他在酒吧里的一次贝多芬音乐会上遇见的。这种情调（喜欢贝多芬，不是喜欢姑娘）他在多弗尔警署的餐厅里是从不谈及的。
杰克·伯恩斯队长回去后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扁豆，除此之外，他在卡姆登的家中是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着能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8月份，他想，该死的8月份。
第三天，星期四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结果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的无能；他是一位老练的、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先提审普赖斯，知道他是两人中更凶狠的。在卢·斯莱德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的审讯室里，伯恩斯开始了。
“瞧，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全都看到了，从头至尾。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然后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这个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将会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承认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破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那件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痛苦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他的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他人的血，被发现洒落在遭殴打的那个人附近的人行道上，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如有必要的话。根据公开的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证据全部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始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每一个被告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然后他小结了一下。
“我将申请延长警方的拘留，”当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4点钟吧？”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话。没意思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点头后离开了。
在驾车去自己办公室的路上，这位律师认为事情并不是朝着他的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辨方所指望的愚蠢的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是有罪的。他已经见过了他们的刑事记录；这些材料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的。不管那个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且又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弗尔警署最近的那个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罗斯医生工作的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队列平台、灯光和单向镜子，证人辨认时不会被疑犯看见，这样不会发生疑犯威胁证人沉默的事。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的、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15英镑的报酬，往队列中站立，然后就可离开了。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支队列，并仔细说明了他的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1点钟。
卢克·斯金纳刑警被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对此，伯恩斯深为反感。不管怎么说，斯金纳能更好地应付。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已在食堂里的冷嘲热讽中锻炼出来了，但偶尔能派上用场。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都市警察局。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发表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什么兴趣的案件，但除了被害人遭受重伤，还有一个对他身份确认的问题。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地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员头部肿大且又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公众申报自星期二以来在托顿汉、埃德蒙顿地区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失踪的且未被看见过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破脚的男人，年龄在50至55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头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8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家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渲染，而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顿汉快报》的那位记者一起吃了一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弗尔街警署管辖范围相同的当地报纸。那位记者作了笔记井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系统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7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专业的地方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公民的一项职责来工作的。他们处理许多轻微的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还有同意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等待开庭预审的要求。如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则现代的习惯是由一位领薪的治安推事、一位合格的律师来坐镇处理的。
那天下午，在海伯利角法院的3号法庭是由3位非专业的地方法官负责的，主席是亨利·斯佩勒，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费了几秒钟时间。
事情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了，他们坐车被送回了多弗尔街。伯恩斯去向帕菲特刑警科长汇报了。
“这事怎么样了，杰克？”多弗尔街警署主管刑事案件的头目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从头到尾。是马路对面那位受人尊敬的店主，是一位好公民，对指从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那只钱包，以及能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联系起来的线索。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被打破了鼻子以及3个小时后在圣安妮治疗他的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是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
“我需要那只与罪犯相联系的钱包，我需要刑事技术工作加快速度，我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仍然是一个UAM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巴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出他们，我是想指控的。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是有罪的。”
阿兰·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刑事技术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总部。”
在伦敦皇家医院，黄昏正在降临，但重危病房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自从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48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没动过。他仍然处于他自己内心世界的遥远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那篇报道在报纸上登载出来了，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那位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警察询问。”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子吗？斯金纳刑警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它去食堂用早餐。他对报道所包含的内容感到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边幅新闻提及了拘留的更新和延长24个小时。
11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被用面包车拉到圣安妮路上的那个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巴特尔先生一起，也跟过去了。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8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的鼻子状态，在他所在队列里的其他8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上了石膏。
巴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20分钟时间内，他已经积极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他将把自己所作的陈述作为证词。伯恩斯感到很高兴。那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操纵团伙，巴特尔先生将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他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他们的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到警署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前台的一位值班警官就叫了起来。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查看了一下记事本。“阿米塔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的。好主意。
“是与一位跛脚男人有关的。”那位警官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塔奇小姐是孪生两姐妹，在上高路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她们的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塔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说过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刑侦队长伯恩斯向她确认大概就是星期二上午。
“他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6支牛眼菊。从他的样子看，他没有多少钱，一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5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是破脚。”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钱包？”
“便宜货，黑色塑料制的。然后我就把它交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一束牛眼菊吗？”
他们返回多弗尔街警署食堂吃中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一张信用卡是会留下一份记录的：姓名，而且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其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你会怎么做呢，在8月份的一个下午，拿着一束鲜花？”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一位女朋友？送给他的母亲？”
两个人都推开盘子，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说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的那一头看过去。
“什么事呀？”
“我有个主意。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也许我会采用一个好主意。那么你的主意是什么呢？”
她的脸上出现了鲜红。年轻的新警官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的谈话的。
“先生，如果那人是在那个地方行走，他应该是走向前方500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但是他身后的500码处有一处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待以后再做。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墓地。来吧。”
汽车由斯金纳驾驶，与往常一样。那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公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是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管理得很差。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逐步巡视过去，查看那一排一排的墓碑。一个小时之后，那位姑娘找到了它。
当然，花卉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牛眼菊，在一坛污水中奄奄一息。那块墓碑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其生卒年份和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享年70岁，现在又过去了20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1916年8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那个跛子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的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或许就是姓霍尔的？”伯恩斯说。
他们驱车返回时经过阿米塔奇的花店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塔奇小姐证实那些牛眼菊几乎可以肯定是从她的店里出售的。回到多弗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员查访处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3个，但其中两个是妇女，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他们不去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官回去整理档案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囚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士。4点差一刻时，两位警官出发赴海伯利角法院。法院的首席书记员例外地为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将不会返回到多弗尔街。按伯恩斯的意图，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还押期间，被关进一个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1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法官席，不是设在一个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治安推事，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又坐警用面包车抵达了，但这次是另一辆面包车，是HM的监狱系统面包车，准备着把他们送进大牢去。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但在对付公诉机关时，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在英国，一直是警方充当公诉人，诉讼至各地方法院，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察准备的一个案子是否具有现实的犯罪意义，从而呈现给法官和陪审团。如公诉机关没认可，则案子就撤回了。已经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能把一个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时，案子却被撤回了，因此他们把公诉机关称之为“罪犯保护机关”，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
公诉机关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公诉机关被认为仅仅是一块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当律师挣大钱了。
检察官帕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既聪明又漂亮，是她那在斯里兰卡出生的双亲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申请一个大案。但这案子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那两个人的暴力前科是很吓人的，现在斯坦先生已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是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选定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的刑事法院审判，再往后就是关进监狱。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由公诉机关选定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一位法律顾问，努力确定有罪。她必须要做的无非是完成作为诉讼人向法院提出的申请。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先生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诉讼请求。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将及时准备全面辩护。”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先生。”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你的意见呢？”这位领薪的治安推事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先生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次还押另一个星期，如此再三，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院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被狱警押着向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消失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明白到星期一上午他将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可用来支付他们自己的辩护费，他将不得不努力从伦敦的四个律师协会里找到一名律师，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
在他的心目里已经有了两个律师事务所，那里的无所不能的首席书记员们将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知道他很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而需要积累经验的年轻的新律师，或者一个想赚钱的老练的夸夸其谈的律师。没有关系。在一个暴力犯罪持续增加的社会里，一宗残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让泰晤士河燃烧起来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弗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关于那个跛子的案件，他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第五天，星期六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先生按承诺于星期六上午9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使他担忧了。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审视着检查结果。
持续昏迷肯定不能归因于新的出血了。经他结扎的血管没有泄漏。血液没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快地充分扩张至其通常的体积了。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泄漏以致形成压力。
然而，颅内的压力仍然偏高，血压也同样。他开始担心神经外科医生的那种噩梦。假如那些踢伤引起了灾难性的和扩散性的轴突损伤，那么这种损伤是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觉察不出。但如果大脑茎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超越自愈能力的损伤，那人将会成为一个植物人，直至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干脆死亡。他决定过了周末之后做大脑茎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地指望着去牛津与他们在希腊时遇到过的那些人举行午餐聚会。他再次俯视了一眼他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
那些部落人从靠近古旧的石头城堡的死亡地带出现了，人数很多。以前，在与B中队一起参加这场悲惨和神秘的战争时，他见到过他们，但当时他们在远处，是以单个或两个一组出现的。这次是大规模的全线进攻，而且这些狂热的狗杂种正漫山遍野地蜂拥而来。
他和他的同伴只有10个人；加上由来自北方的土著士兵。当地的宪兵和一些征集起来的未经训练的兵力所混合组成的大约50个人。他自己的人员中有2名军官、2名中士、1名一等兵和5名骑兵。他估算出部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而且正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他平卧在屋顶上，用他的步枪准星瞄准并射倒了3个部落人，在他们还不明白子弹从哪里飞过来之前。这并不奇怪，因为迫击炮弹的爆裂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一直没有间断。
一个小时之前，当叛军冲向杰贝尔阿里的那座哨所时，要不是那声枪响，他们早就完蛋了。枪声的警告使他们获得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赶在袭击者涌向铁丝网的第一轮进攻之前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但是寡不敌众的形势正在把他们逼入绝境。
在下面，他能够看见一名土著士兵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通向大街的那条泥路上。一等兵拉巴拉巴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斐济人，他的半边下颚已被子弹撕裂了。麦克上尉还在试图穿越400码距离去救他，一边用那门老式的25磅野战炮在开阔地上向近距离蜂拥过来的部落人群开火。
两个用毛巾裹头的人从他右边的古堡后露面了，于是他把他们击倒了。又有3个人越过低矮的山脊，在他的左边出现了。他们试图撂倒正在开阔地上左右躲闪运动着前进的麦克上尉。他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全向他们扫射过去，击毙了一个并吓退了另两个。
他翻过身去换弹匣，这时一枚火箭从他头上呼啸着掠过。如果再低10英寸，那么他将会被炸成肉泥。在他躺卧的橡树下，他能够听见他自己的军官正用无线电在与基地联络，要求派“空中英雄”轰炸机来驱散这批部落人。换上新的弹匣之后，他举枪瞄准另两个部落人，在他们能够偷袭麦克上尉之前把他们全都枪杀了。上尉趁此机会与卫生兵扎宾一起消失在一个弹坑里，努力去搭救那两个斐济人。
当时他不可能知道，但后来会知道，那位无畏的拉巴拉巴刚刚被第二颗子弹击中了，这一次穿过前额死去了；他也不会知道，托宾在替骑兵泰伊包扎起来后已经受了致命伤，而泰伊在中了3颗子弹后还能幸存下来。幸运的是，他看见了那个在操纵那间差点儿炸死他的火箭炮的恐怖分子。那人在钢丝网被撕裂处附近的两座沙丘之间。他把一颗7石2毫米子弹准确地射入了那人的喉咙。火箭炮沉默了，但部落人在使用的那些迫击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沉闷的爆炸声仍在继续着。
最后，“空中英雄”轰炸机终于来了，从海边飞过来穿破云层到了100英尺低空。炸弹的倾泻和疯狂的扫射最终摧毁了部落人的斗志。进攻停止了，然后溃散了。他们开始撤退，带上伤员和大多数尸体。以后，他将会获悉，原来他和他的同伴是在与对方的300至400人作战，并把他们中的100人送上了天堂。
当枪炮声静寂下来时，他卧在屋顶上开始轻松地大笑起来，他不知道梅阿姨现在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伦敦皇家医院的危重病房里，那个跛脚男子的思绪仍处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第六天，星期天
杰克·伯恩斯平常极少享乐，其中之一是星期天上午睡懒觉。那天，他没能睡成懒觉。电话在7点15分响了起来，是多弗尔街的值班警官打来的。
“一个大清早牵着狗去溜步的男人刚刚来到这里。”警官说。
伯恩斯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恨不得扼死那位警官。
“他拿着一只钱包，”那警官继续报告。“说是他的狗在废弃地上发现的，离住宅区大约半英里。”
伯恩斯迅速清醒过来了。“是廉价的、黑色的塑料钱包吗？”
“你见过了吗？”
“把他留住。别让他走。我20分钟之内赶到。”
那个遛狗的人是退休人员，叫罗伯特·惠特克先生，穿戴整洁，直挺挺地坐在一间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惠特克先生作了一份陈述，签上字后就离开了。伯恩斯打电话给刑事搜查小组，请那位脾气粗暴的组长对那块半英亩的废弃地进行彻底搜查。他要求在日落时看到一份搜查报告。已有4天没下雨了，但天空阴沉灰暗；他不希望钱包里的任何物品受到雨水的浸泡。
最后，他仔细检查了那只钱包。他能够看到由犬牙造成的几道浅显的凹痕和一溜唾沫的痕迹。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用镊子把它夹起后，放进了一只塑料袋里，并打电话给指纹技术专家。是的，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再说明，但这是一件急事。
这一天，刑事搜查员们在那块废弃地上和曼德拉路边装满了8袋垃圾和枯草。对这些物品的检验延续到了夜晚。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来自于那只钱包。如同惠特克先生所陈述过的和伯恩斯所确认的那样；钱包内空空如也。
第七天，星期一
他蜷缩着身体躺在几近黑暗之中，心里充满了恐惧。房间尽头一盏摇曳闪烁的夜灯把怪模怪样的移动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从这座孤儿院宿舍的另一边，传来了其他男孩睡梦中的吃语声和偶尔因为做噩梦而发出的呜咽声。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会成为什么。他只知道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很孤独，也很害怕。
他也许就会睡着了，但当房门打开时他又苏醒了。从外面的廊道里射进来一片长方形的灯光。然后她朝他弯下腰来，用柔软的手掖紧了他周围的毯子，还把他那汗湿的头发从脸上拂开了。
“小伙子，还没睡着吗？要像乖孩子那样睡觉，上帝和天使会照顾你的，到了明天早上梅阿姨又会来的。”
经这样安慰之后，他慢慢地进入到夜晚无尽漫长而又温暖的黑暗之中了。
是伦敦皇家医院危重病房的那位护士。她已经给多弗尔街去过了电话，但伯恩斯早先已把他的住宅电话号码留给了医院，以备情况紧急时使用。
“是伯恩斯先生吗？我是伦敦皇家医院的。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感兴趣的伤员，也就是那个特别护理的身份不明的男子，已于今天上午6点10分死去了。”
杰克·伯恩斯搁下电话，面临着忙碌的另一天。他手头上的这个案子现在成了谋杀案，至少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要进行一次尸体解剖，而且他必须参加。关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那两个畜生必须被押回海伯利法院重新接受指控。
那就意味着必须通知地方法官的那位书记员，还有辩护律师卢·斯莱德。手续，更多的手续，但这些手续是必须要办的，而且要办好。那位聪明的律师钻空子使普赖斯和科尼什获得无罪释放应该是不可能的。他要让他们遭受长期的牢狱之苦。
伦敦皇家医院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尸剖室，还有一个病理科。中午时分，尸体解剖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由内政部病理学家劳伦斯·哈米尔顿先生主持。
私下里，伯恩斯认为法医病理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做着一份使他感到恶心的工作。有些人兴高采烈，边把尸体切割成碎块边轻松愉快地说着笑话。另一些人显得更具有学究气，对他们的发现投入了年轻人那样的热情，好比一位昆虫学家发现了一只新奇的蝴蝶。还有些人阴沉严肃，说话单调冷漠。哈米尔顿先生属于第一类。对他来说，生活已是再好不过了，他的工作也是再精彩不过了。在刑警生涯中，杰克·伯恩斯参加过几次尸体解剖，但是乙醇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常常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圆盘锯插入头盖骨时，他转身去看墙上的图表。
“天哪，他遭到了殴打！”哈米尔顿说。他们在审视仰躺在解剖台上的布满了淡色青肿的尸体。
“是上星期二被踢致死的，”伯恩斯说，“在医院里躺了6天才死。”
“不幸的是，‘踢死’不会是我要做出的结论。”哈米尔顿和蔼地说。他开始解剖，把他所发现的一一口述给他的一位女助手和一只话筒。
尸剖花了一个小时。尸身上有许多损伤。哈米尔顿先生检查了旧伤，右股骨和臀部在多年前粉碎了，接上了钢条，这就导致了那个人在他的余生年月里成为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似乎被一辆卡车撞了一下，”哈米尔顿说，“遭受重伤。”他指向那些伤疤，骨头曾穿透那里的肌肉，外科医生曾做过切开手术以治疗创伤。
还有其他许多损伤，是上星期二遭受的：左手粉碎性骨折，摔在人行道上，门牙脱落，3根肋骨开裂，颧骨破碎。伯恩斯检查了一下那只右手，但卡尔·贝特曼是对的。右手没受伤，很奇怪。
“死亡原因呢？”他最后问道。
“嗯，伯恩斯先生，我会把所有情况写进我的报告里去。”毫无疑问，他还将作为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可我告诉你，致死原因是颅脑大面积轴向损伤。那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不可能发现这个。它不会在CT扫描拍片中显示。由于多处损伤，虽然单一损伤都不是致命，但合成后起到了集体作用。我会把尸身缝合起来留给他的亲属。他有亲属吗？”
“我不知道，”伯恩斯说，“我甚至也不知道他是谁。”
整个下午，伯恩斯在办理第二天工作所需的所有手续：地方法官的那位书记员，彭顿维尔监狱。卢·斯莱德表达了合适的遗憾，他的法律协助已获同意，整个上午他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能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与伯恩斯一样，他也遭受了8月综合症；他打电话过去的一半人都外出度假了。但他认为高等法院的一位年轻人会接手这个案件。至少，对于一宗谋杀案他会倾注更大的兴趣。每一个问题都有得益的人……
“我必须为他们辩护。”他说。
“不用大卖力，斯莱德先生。”伯恩斯说完后放下了电话。
那天下午传来了坏消息，但它被那条好消息所取代了。在刑警科长帕菲特要求加快进度的催促下，刑事技术小组获得了查验结果，普赖斯和科尼什衣物上没有任何血迹或纤维样本可证明他们与那个死者有过身体接触。那件T恤衫上的血迹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衣服的主人普赖斯。
伯恩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他们有过身体接触的搏斗，那么就会有衣物的纤维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普赖斯和科尼什不至于愚笨得连20年以来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都不知道。现代的线索侦查是伯恩斯在佩因顿当片警的年轻时代所不可能见到的。
但那个跛子是被一拳和膝后一脚踢倒的。在地上时，只有脚尖往他的身上踢，而且经过24个小时之后，从普赖斯和科尼什脚上的皮靴因为历经了另一天的走路和磨损，没能检测出可以作为庭证的痕迹。
但从指纹技术专家那里打过来的电话是令人振奋的。那只钱包上有狗的唾液和三套指纹。一套与死者，即显然是钱包的主人相符。一套与惠特克先生相符，这位先生已经在作完陈述之后顺从地同意留下了他的指纹。第三套是由哈里·科尼什留下的。伯恩斯兴奋得跳了起来，手里抓着电话听筒。
“你有把握吗？不会搞错吧？”
“杰克，要使完全相符，我需要16个相同点。现在我已经获得了21个相同点。这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指纹技术室的这位专家也将在庭审时作为一名重要的证人。伯恩斯谢过他后搁下了电话。
“明白了，你这个家伙。”他对着那株盆栽植物说。
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他。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到埃德蒙顿？只是为了把廉价的鲜花放到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坟墓上去吗？他有家庭吗？家人也像他自己的妻子珍妮那样去海边度假了吗？他有工作有同事吗？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他是如何只用一拳就打破普赖斯的鼻头而他的指关节却没有造成任何青肿？而且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就为了保护里面只有区区几张纸币的那只破钱包吗？
是卢克·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主意。
“第一个抵达现场的那位警察。他弯腰去看那个人时，看清了他的脸面，在脸部开始肿大之前。还有第一位卫生员，就是在人行道上和救护车上照料着他的那位卫生员。如果我们把他们请来，再请上警方的一名肖像专家……”
伯恩斯在伦敦急救中心追踪到了那位卫生员。那人在获悉他的伤员已经死了之后同意提供帮助。第二天他上早班，但在下午2点钟就有空了，他将很高兴抽出时间。
那位警官就是在多弗尔街警署工作的。通过值班记录和案情记载也被查到了。伦敦苏格兰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肖像艺术家同意第二天下午2点钟赶过来。
在与阿兰·帕菲特详细讨论完之后，伯恩斯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刑警科长核查了伯恩斯呈交给他的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同意了。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先生。我们有巴特尔先生的证词，巴特尔对他们身份的辨认，鼻梁上受到的打击，3小时后由梅罗斯医生对那个鼻子的治疗，以及那只钱包。我们能把他们送交终身监禁。”
“是的，我认为我们能够，”帕菲特说，“我会支持你的。明天我要到皇家检察机关去见一位资深官员，我认为我能说服他让这个案子畅通无阻。”
陈述，陈述，更多的陈述。卷宗已有2英寸厚了。尸体解剖和指纹技术科的详细报告还要送过来，加上去。但这两位警官同意了案子的起诉，而且帕菲特认为他肯定能就上述案件说服皇家检察院。
第八天，星期二
第二天，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带到了海伯利角法院一号庭的被告席上。仪式由斯坦先生主持。森德兰小姐代表控方出席，她的双亲站在玻璃隔板后面看着她处理第一宗刑事案件，并为她露出了笑脸。斯莱德先生显得有些阴郁。
斯坦先生工作效率很高，他把仪式主持得简短扼要。书记员宣读了对谋杀案的新的起诉。斯莱德先生站起来再次说明他的当事人否认该项指控并保留他们的辩护权利。斯坦先生朝森德兰小姐扬起了一条眉毛。森德兰要求再次还押一个星期。
“斯莱德先生有什么意见？”斯坦先生问。
“没有保释请求，先生。”
“那就同意了，森德兰小姐。听证会安排在下星期二上午11点钟。把他们带下去。”
普赖斯和科尼什被监狱的囚车带走了。森德兰小姐现在有了全套卷宗，对此她感到由衷的高兴。早在办公室里时，她曾被告知这个案子肯定会预审的，而且她将会参加。希望卷宗会在此后的24小时之内由检察院转给斯莱德先生。然后，辩护准备工作即可开始了。
“讨厌的辩护，”斯莱德想道，即使在案子的初始阶段。“我需要一位聪明的律师，使他们得到无罪释放。”
那幅肖像画的绘制进行得很顺利。那位卫生员与警官达成了一星期前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人的大致模样的一致意见，于是画家开始了工作。这是一项需集体配合的工作。画家画了擦，擦了画。一张脸面呈现出来了。眼睛的特征、短短的灰头发、下颚的线条。这两位只看见过那人闭着眼睛。画家让那双眼睛睁了开来。一个人在望着他们，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现在已是遍体鳞伤，成了躺在一格冰柜里的一堆尸肉。
卢克·斯金纳刑警接过这张肖像画。他在苏格兰场的宣传处里有一位熟人，他要求第二天的《晚报新闻》里把它刊登出来。那天夜晚，他们两个去会见了首席刑事记者。他们都知道8月份是“愚蠢的季节”。新闻很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刑事记者采纳了它。他已经拟好了标题：“被殴致死。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除了那张肖像草图，还会配上一份详细描述，重点说明其曾经遭到过粉碎性骨折的右腿和右臀，以及明显的破脚走路。斯金纳知道，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办法，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第九天，星期三
《晚报新闻》是伦敦惟一的晚报，发行范围遍及伦敦及大部分东南地区。斯金纳运气很好。那天晚上新闻不多，所以《晚报新闻》把瞪着眼睛的那个人的草图画像刊登在头版上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图像上面的标题这么询问，然后是一条以让读者转到其他版面去阅读详情的说明文字。
该报道大致描述了那人的年龄、身高、身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袭击当时所穿的衣物、推定那人先前曾去过当地的一个墓地把花卉摆放在一个叫梅维斯·琼·霍尔的人的坟墓上，然后在走回到公交车站去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约20年前那条受到了粉碎性骨折的大腿以及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特征。
伯恩斯和斯金纳一整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人打来电话。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希望渐渐破灭了。
一次简短的验尸官法庭正式开庭并立即休庭了。那位验尸官拒绝同意市政府要求在一个无名墓穴里进行埋葬的请求，惟恐某个人可能会前来认领。
“这种现象既奇怪又悲惨，”在步行走回警署去的路上，斯金纳对伯恩斯说，“你可以居住在像伦敦那样的一个讨厌的大城市里，周围有着几百万人口，但如果你不与人家交往，那么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的，那个跛子肯定是那样的。”
“肯定会有人知道，”伯恩斯说，“某位同事、某位邻居。也许外出了。8月，该死的8月份。”
第十天，星期四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詹姆斯·范西塔特站在会议室的凸窗边，凝视着窗外朝向泰晤士河的花园。他年届52岁，是伦敦律师协会中最著名和最有成就者之一。在年仅43岁时，他就已经成为一名王室法律顾问了，更不寻常的是，他在伦敦律师协会总共才只有18个年头。但运气一直在关照着他。10年前，在充当一位相当年长的王室法律顾问的助手时，那位老顾问在处理一个案子时病倒了，而法官不想让该案子中途放弃和留待以后重新开始，于是同意了在他的领导缺席情况下的继续审理。这一次，他使法官高兴了。王室法律顾问团的高级会议冒了一次风险，结果大获全胜——被告被宣判无罪。律师协会认为是范西塔特的渊博的刑事技术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而其后的证据表明被告并不是无罪，则无关紧要。
第二年，范西塔特要求加入王室法律顾问团的申请，基本上没遇到当时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大法官（兼任上议院议长）办公室的反对。他的父亲，埃森顿伯爵由于是上议院的保守党一名组织委员，很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律师协会和圣詹姆斯俱乐部里普遍认为，约翰尼·埃森顿的二儿子是个合适的人才。这种意见是很聪明，但对他的成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
范西塔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到他的书桌旁按了一下内部通讯器找他的首席书记员。麦克·克里迪以钟表般的准确管理着这些议事室里的30位律师的事务，而且他已经这样干了20年。在他刚来协会不久，就发现了年轻的范西塔特，并说服协会主席邀请这个年轻人加盟。他的判断没有错，15年之后，原先的助理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并成了司法界的一颗明星。一位迷人而富有才能的妻子、一座在伯克郡的庄园和两个在哈罗公学就学的儿子，构成了范西塔特家庭一幅相当完美的图画。门打开了，麦克·克里迪进入了这间装饰优雅、墙壁上排满了书籍的房间。
“麦克，你知道我是很少接手法律援助案子的，对不对？”
“就我所知，是很少的，先生。”
“但频率是多少？大概一年一次吧？为的是做做表率，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吧？”
“平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锦上添花也没意思，先生。”
范西塔特笑了起来。克里迪主管着协会的财务，他认为协会平时财源滚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律师们接手报酬极低的法律援助案子。怪念头归怪念头，总得让其放纵一下。但不能经常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克里迪问道。
“我听说在海伯利角法院有一个案子。两个年轻人被控抢劫和杀害一个过路人。他们申称他们没干过。或许是真话。他们的名字叫普赖斯和科尼什。你能去查清他们的律师是谁，并请他接听我的电话好吗？”
一个小时后，卢·斯莱德坐在办公桌旁凝视着那部电话机，似乎突然间它变成了镶有钻石的黄金。
“范西塔特吗？”他轻轻地说，“是詹姆斯·范西塔特找我吗？”
然后他就镇静下来了，并对着话筒重新说话了。在线路的另一头是麦克·克里迪。
“是的，没错。嗯，我很荣幸。我承认，我也感到惊奇。好的，我给你转过去。”
几秒钟后，电话转了过去，王室法律顾问范西塔特来接听了。
“斯莱德先生，你能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说话声轻松、自信、优雅、彬彬有礼。可能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斯莱德想。
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该说的都说了。斯莱德将高兴地把女王诉讼普赖斯和科尼什的案子介绍给范西塔特先生。是的，他已经有了起诉案卷，是上午刚刚送到的，他愿意来到法学协会与他的当事人的新律师第一次探讨有关战术事宜。会面定在了下午2点钟。
范西塔特确实是斯莱德所期望的那种人：大都市人派头、举止优雅、彬彬有礼，以香茗招待客人，在发现客人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淡黄色后，打开了一只银制烟盒。斯莱德感激地点上了一支巴尔干索布兰尼香烟。范西塔特盯着卷宗，但没去打开它。
“告诉我，斯莱德先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就给我说个大概吧。”
斯莱德受到了自然而然的奉承。他大致讲述了一下在过去的8天内的事件，从他在吃晚饭时被召至多弗尔街警署时说起。
“那么，看起来巴特尔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是到目前为止惟一的证人，”在斯莱德讲完后，范西塔特说，“其余是刑事技术性的或是非主要的。而且所有证据都在这里吧？”
“是的，都在这里。”
斯莱德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一小时检察院的指控材料，又在出租车里看了一个小时，但证据已经足够了。
“可我认为证据相当充分。而且当事人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除了他们自己互相证明之外。他们声称他们要么是躺在床上，要么是在街上闲荡。”
范西塔特站起身来。这迫使斯莱德放下才喝了一半的茶杯，掐灭烟头，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能亲自过来真是太好了，”在把斯莱德引向门口时，范西塔特说，“可我总是感觉到，如果我们打算一起工作，尽早会面是最好的。我也很感激你的忠告。”
他说他计划在晚上看阅整个卷宗，并在第二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斯莱德。斯莱德解释说，整个上午他要在法院里忙活，于是打电话时间定在了下午3点钟。
第十一天，星期五
那个电话准时在3点钟打了过来。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呢，斯莱德先生，难道你不是这么认为吗？证据是很充分，但或许并不是无懈可击。”
“是够充分了，如果巴特尔先生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范西塔特先生。”
“这正是我的结论。告诉我，我们的当事人是否做出过关于钱包上的指纹或是抢劫发生后3小时治疗破鼻子的解释？”
“没有。他们只是重复着‘不知道’和‘记不清了’。他们没那么聪明。”
“哦，这倒也是。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有合理的解释。我感觉到我们的第一次协商是合适的。我想到监狱里去看他们。”
斯莱德跳了起来。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里呢，”他说，“星期二继续还押。我们可在海伯利角法院的会见室里与他们见面，在他们被带走之前。”
“哪……好吧。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干预一下。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我不愿牺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么样？”
斯莱德又一次跳了起来。干预？他不清楚一位飞黄腾达的王室法律顾问竟然会提出一次正式的还押更新申请。在彭顿维尔监狱的会见同意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斯莱德将与监狱当局去做出安排。
第十二天，星期六
事情肯定是出了些差错。9点差一刻时范西塔特先生就来到了监狱。在探监接待室的那位狱警面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坚持说明他的探监时间是9点钟，不是10点钟，而且他是一个大忙人。那位初级律师毫无疑问会晚一步过来。经请示上级之后，那狱警清一位同事把这位律师引到了一间会见室。9点零5分，那两个囚犯被引了进去。他们怒视着这位律师。他没有感到不安。
“对不起，斯莱德先生要稍微晚一步才能来，”他说，“但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来的。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你们的辩护律师。请坐下来。”
陪同的狱警离开了房间。那两个人都在范西塔特对面的桌子后坐下了。他自己坐下之后取出了指控卷宗。然后他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对面。两个人都贪婪地点上了烟。科尼什把剩余的香烟装进了衣服口袋。范西塔特朝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在这里遇到了一点麻烦。”
在他们两人透过烟雾观察他时，他翻动着那份卷宗。
“科尼什先生……”他抬头去看那个长着直头发的哈里·科尼什，“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那只钱包。显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了，躺在一块废弃地上，陷在青草丛中，就是曼德拉路边的篱笆后面。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但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纹。”
“我可不知道。”科尼什说。
“不，嗯，人们在忙碌的时候，记忆力是会衰退的。但肯定有一种清白的解释。现在，我推测，你打算告诉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袭击发生后的次日，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一个咖啡馆搞一顿中饭吃，这时候你看见水沟边躺着一只钱包？”
科尼什也许是头脑简单，但他还不至于愚不可及。不管怎么说，他的眼睛开始发亮了。
“对，”他表示同意，“是那么回事。”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那么，我当然会相信这种说法喽而且毫无疑问，你的陈述是，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你对于在水沟边看见的一只钱包产生了好奇，所以你弯腰把它捡了起来，于是在钱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对，”科尼什说，“我就是那么做的。”
“但不幸的是，那钱包是空的，对不对？里面一无所有。所以如同一个打牌的人把扑克牌高举起来那样，你把那只钱包举起来扔进了篱笆后面的那块废弃地上，落在了青草丛中，直至一条狗发现了它。大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科尼什说。他开始兴奋了。聪明的老家伙。范西塔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他快速地写成了一份陈述。
“诺，我已经作了这个解释的笔录。请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这就是所发生的事实，那么这会是一份相当好的申辩。这样你就可以签上字了。”
科尼什不能快速阅读，但他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鼻子，普赖斯先生。”
石膏已经取下了，但那只鼻子还是又肿又疼。
“诊疗记录上显示，在那个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袭击的那天下午5点钟光景，你到圣安妮路上的那家医院去治疗鼻子。控方正在对此大做文章。”
“嗯，可是鼻了受伤了呀？”普赖斯说。
“你们两人经常外出喝啤酒吧？”
他们点点头。
“那个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们一脸迷茫。然后科尼什点点头。
“去了法罗街的国王啤酒馆。”
“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吧服务员？”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去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倒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他的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破鼻子，一路上流了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在了脸上，直至回到家里，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一头倒下去就睡着了，直至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就这么回事。没错，马克？”
“但在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5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让这事闹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跌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了你去诊治。所以，大概在5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当然那是中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吃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那里从1点钟坐到了2点半？看到了在桌子上的一份《太阳报》，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消息，那样的事情？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散布着许多那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园林苑附近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土豆片，一直到2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通常吃午饭的一个地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听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改变。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他的鼻子事件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陈述。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陈述都装进了那本宽厚的卷宗。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我非常抱歉搞错了时间。我以为你说的是9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在法庭上再见面，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在同牢房里的任何人，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卧底的便衣警察。”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车返回他在本特利的家中。在行车路上，斯莱德翻阅了那两份新的陈述。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护。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巴特尔……”
“哦，对，维吉·巴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有他自己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核查方面，范西塔特先生享有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开始显得明亮了一些。而且那位资深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角法院露面。未经宣告。那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的。斯莱德开始微笑了。
第十五天，星期二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帕拉芭妮·森德兰检察官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那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长凳上，乔纳森·斯坦先生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训练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首席书记员叫道。
那两个歹徒被带入了被告席，戴着手铐。他们的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卢·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那位领薪治安推事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了。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里·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
“不申请保释，先生。”那位资深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很好。”
“辩方希望知道，先生，控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事项要作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的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了。”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着镇静，但她的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在法律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预定工作方式。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的身后，刑侦队长杰克·伯恩斯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朵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先生，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剧般地死去了。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活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提出关押？”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先生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爆炸了，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察院的这个指控案已经完整了，先生。”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治安推事先生，我愿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关禁诉讼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被延误就是正义被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拘禁了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将会声称没有犯下的罪行。既然检察院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了答辩的准备，我们要求不再进一步延误。”
乔纳森·斯坦陷入了沉思。范西塔特打算进行战略冒险。在关禁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是清白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旧贝利”①进行全面审判。习惯上，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王室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这看起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可答辩”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将会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作交叉核实。”
那么，这将会是一次全面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核查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习惯上，该由控方把其所掌握的证据向辩方揭示，而辩方能保持其战略的秘密至审判阶段。只有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作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才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的证人，并把他们带到法庭。”
第十六天，星期三
帕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机关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次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为我导向。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帕拉芭妮，你必须面对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8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将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关禁。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风险太大了。法庭记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每次都能发生呢。”
“可是假定斯坦先生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帕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但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它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巴特尔先生的辨认以及他的磐石般坚定的陈述。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巴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更糟了。地方法院的首席书记员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个问题，整个星期五没事情了。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帕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巴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的。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时间，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4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员表示了同意。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5点钟时接听了那个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开庭安排在回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10点钟，由乔纳森·斯坦主持。
第十八天，星期五
检察院方面有11位证人，他们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2点时，他与一位同事一起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了一个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处理抢救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人。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听电话后4分钟内赶到了。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后援。又过了5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那位受害者送往医院。在后来的15分钟时间里，一位着装警官到达后控制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那位年轻人绽露了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这位完成了任务的警察站到了法庭的后方。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着装警官。在他的陈述过程中也是由森德兰小姐为他导向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警官，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的一些人是否聚集起来了？”
“是的，先生。”
“其他警察与你是否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10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指示他们去与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为的是找到袭击事件的任何目击证人？”
“是的，我说了，先生。”
“你是否也要求你的10位同事去查访有可能俯视该现场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为了同样的目的？”
“是的，先生。”
“在深入到该小区歹徒逃走的巷子里去时，你的同事们是否继续查访以期找到一位目击证人？”
“是的，先生。”
“总的说来，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黄昏降临时，我让他们结束了，大概在8点钟左右。”
“这么说来，在那个小区里你的10名警员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户查访了将近6个小时？”
“是的，先生。”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否遇见了一位证人看到了袭击或看见了与我的当事人相符的两个人在小区内跑过？”
“没有，先生。”
“那么，是不是经过了100次查访之后，你们没有找到丝毫证据可把我的当事人与该时间该地点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谢谢你，警官。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一个轮到了杰克·伯恩斯。在他的冗长的陈述中，他从食堂里接到的那次初次召唤讲起，一直到最后对普赖斯和科尼什提起谋杀指控为止。然后范西塔特站了起来。
“你已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现场进行了完全彻底的搜查？”
“我是这么认为的。”
“刑事搜查小组有几位警官？”
“大约12位，先生。”
“但他们在犯罪现场及其附近没有发现普赖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没有，先生。”
“那么，这里有一只严重受损的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没有洒落到那里的人行道上？”
“没有找到，先生。”
伯恩斯不会被一位律师所诱导。
“你明白，伯恩斯先生，我的当事人会说他的血没在那里被发现，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搞破鼻子的，因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没有去过那里。那么，伯恩斯先生……”
范西塔特在问题的核心处一带而过。他知道陪审团没在场，用不着去施加影响。他是在向地方法官乔纳森·斯坦陈述。地方法官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手头上做着笔记。森德兰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记录。
“在该地方搜寻时，你们的警方刑事搜查小组是否查找了歹徒也许会丢下的任何其他物品？”
“是的，先生。”
“那么他们装满了几只垃圾袋？”
“20只，先生。”
“里面的内容是否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
“是的，先生。”
“在20袋物品中，是否有可能把我的当事人与当时当地联系起来的任何证据？”
“没有，先生。”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们却积极地去寻找普赖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为的是想逮捕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因为第二天中午11点至12点时，我已经确定了两人的身份。”
“是从刑事记录照片中得到的吗？”
“是的，先生。”
“而且是由当地的一位烟杂店老板维吉·巴特尔先生指认的吗？”
“是的，先生。”
“告诉我，警官，巴特尔先生查验了多少张照片？”
杰克·伯恩斯查阅了一下他的笔记。
“77张。”
“为什么77张呢？”
“因为他指从第28张照片是马克·普赖斯，第77张照片为哈里·科尼什。”
“77张照片是伦敦东北地区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轻小伙子的总数吗？”
“不是，先生。”
“这个数字还要大吗？”
“是的，先生。”
“那天上午在你手头上有多少张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约400张。”
“400张。但你却在第77张时停止了。”
“指认是绝对积极的。”
“而且巴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查看到剩余的323张？”
法庭内一阵长时间的静寂。
“没有，先生。”
“伯恩斯探长，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从他的脖颈往上看，是一个壮实的二十五六岁的白人小伙子，理着一只光头。你能告诉法庭，在你的400张照片中没有其他人与其相像吗？”
“这我不能说。”
“我认为有许多。当今时代，脑壳剃得光光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然而，巴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把普赖斯先生的照片与你的400张照片的余下部分的相似脸面去作比较？”
沉寂。
“你必须回答，伯恩斯先生。”领薪治安推事温和地说。
“没有，先生，他没有。”
“在后面的部分里，也许会有另一张脸面，与普赖斯先生酷似，但巴特尔先生没有机会去作比较，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去凝视两张脸面，然后做出选择？”
“也许会有。”
“谢谢你，伯恩斯先生。没有进一步的提问了。”
这对控方造成了损害。理光头的壮实青年小伙子“比比皆是”的说法给斯坦先生留下了印象。他也在电视里看到过球赛时的许多足球流氓都是剃着光头。
卡尔·贝特曼先生纯粹是技术性的陈述。他简单描述了那个昏迷的人到达医院，以及他对那个人所尽的最大的努力，直至伤员被转到神经外科。但当他讲完时，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议题，贝特曼先生。你是否检查了伤员的右拳？”
贝特曼皱起了眉头，他感到迷惑。
“是的，我检查了。”
“在收进来当时还是后来？”
“后来。”
“是在某个人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吗？”
“是的。”
“那么是谁的要求？”
“刑侦队长伯恩斯。”
“那么伯恩斯先生是否要求你寻找指关节的损伤？”
“是的，他要求了。”
“那么有没有损伤？”
“没有。”
“你在抢救室里工作多久了？”
“10年。”
“是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医生。你肯定已经看到了那只拳头在实施多次暴力袭击后对人的脸部和那只拳头本身造成的结果？”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了。”
“当一个人的拳头以那么大的力度实施打击，以致把另一个强壮的人的鼻梁打碎了时，你难道没有指望去发现指关节上的损伤？”
“我也许想过。”
“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吗？”
“我想是吧。”
“指关节皮肤的挫伤？手背上腕部与指关节之间细长脆弱的腕骨端部的青肿？”
“更像是腕骨青肿。”
“与拳击运动员的损伤相似？”
“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惨死的那个人的有拳上没有那种损伤？”
“没有。”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
卡尔·贝特曼所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个跛子在打破普赖斯脸面时，他没有使用一只握紧的拳头，而是一次更为危险的打击。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缘，从腰部向上运动，自下而上地砸在了那只鼻子上。假如普赖斯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和不是习惯于打架斗殴的话，他就会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觉。
脑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先生作证完毕后离开了证人席。他没有遇到范西塔特的询问，但圣安妮路医院的梅罗斯大夫就不是那样了。
“告诉我，梅罗斯医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5点至5点半当你检查普赖斯先生的鼻子时，鼻孔里有没有血？”
“有，有的。”
“已结块或者仍呈液态？”
“两者都有。鼻孔端部附近有血块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而且你发现鼻梁有两处骨折，软骨被推向了一侧？”
“是的，我发现了。”
“所以你校正鼻骨、矫正鼻梁、敷上橡皮膏，为的是让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这么做了。”
“假如那个伤员在去医院之前，曾经不管疼痛愚蠢地试图校正自己的鼻子，那是否会引起新的出血？”
“会的。”
“那样的话，你在看到那个鼻子时，你能说它是几个小时之前遭受的损伤？”
“数个小时之前，当然了。”
“嗯，是3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更多？”
“这很难说。说不准确。”
“那我给你一种可能性。星期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出门去，在一个酒吧里喝得烂醉，在回家的路上想在水沟里小便。但他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的尾板上，从而摔破了他的鼻子。那样的话，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见的损伤？在头一天晚上？”
“有可能。”
“嗯，梅罗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吗？”
“是的。”
“谢谢你，大夫。没有其他提问了。”
范西塔特现在是在对乔纳森·斯坦说话，但话声清楚响亮。他说出来的话是：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所讲述的确切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们双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它的。
在法庭的后方，杰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梅罗斯为什么不坚持那损伤不可能在他治疗时的4个小时之前造成？这是没人知道的。该死的认真诚实的医生们。
保罗·芬奇先生是刑事技术室的头头。他不是一名警官，因为多年来伦敦都市警察局根据合同使用着平民科学家承担刑事技术工作。
“你从被告合居的那套公寓里收集了大量的衣物？”范西塔特问道。
“是的，我收集了。”
“还有受害人遭袭击时所穿戴的每一片衣物？”
“是的。”
“而且你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检查，为的是想在一处衣物里发现来自于另一处衣物的任何纤维？”
“是的。”
“那么有没有这种痕迹？”
“没有。”
“你还收到了一件沾有干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还有来自于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的一份血样？”
“是的。”
“它们是否相符？”
“它是相符的。”
“那件T恤衫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血液？”
“没有。”
“你在天堂路地段的人行道上或者园林苑小区里是否采集到了血样？”
“没有。”
“你在法罗路上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下面或者附近是否采集到了血样？”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朝那把长凳看了一眼，但没能得到任何提示。刑侦队长把头埋在了双手里。森德兰小姐看上去深不可测。
“法罗路？没有。”
“很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哈米尔顿先生用他那欢快而又自信的口气叙述了尸体解剖的报告。致死原因，他说，是由于与皮靴相关的多次踢打脑壳，使得引起大脑中枢的严重受损。
“在尸剖期间，”范西塔特问道，“你是否检查了尸身上的每一处？”
“当然了。”
“包括那只右手？”
哈米尔顿先生查看了一下笔记。
“关于那只右手我没有提到。”
“是因为右手没有损伤吗？”
“那倒是惟一的原因。”
“谢谢你，哈米尔顿先生。”
与专业人员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长的惠特克先生有点紧张。他的服饰是精心挑选的，运动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队的徽标；他有这个权利：在部队里服役时他曾经是一位炮手。
当初在老人俱乐部里，当大家听说他要为一次谋杀案的预审出庭作证时，曾经有过一番激动，而且感激万分而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已经得到了许多宠爱。
他向以森德兰小姐为首的控方人员描述，他是如何在刚过黎明时带着米奇去进行每日一次的散步，但是由于担心要下雨，他是如何穿过一个缺口进入到有墙隔开的那块废弃地，抄近路回家去。他解释了在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嘴里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边的。它是一只钱包；所以在回忆起星期五报纸上登载过的那则请求时，他带着它去了多弗尔街警署。
当他讲述完时，另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那个身穿高档西服的人。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人。那些坏人在证人的年轻时代是会被绞死的，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所以这个人既然代表着他们就是敌人。但他非常友善地微笑了。
“一个夏日早晨的最佳时刻？凉爽、安静、附近没有人吧？”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带着我的杰克·拉塞尔去散步。”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家伙。虽然米奇是一条杂种猎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当公交车司机时也曾有过一条杰克·拉塞尔狗。那个金发男人不可能那么坏。
“那么你在穿越那块废弃地，而米奇则在自由地奔跑着？”
“是的。”
“那么它在那里，突然间它回到了你的身边，嘴里叼着一件东西？”
“是的。”
“你是否确切地看见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那件物品的？”
“没有确切看见，没有。”
“是否有可能，譬如说，在距篱笆10码处？”
“嗯，当时我在那块地的20码纵深处。米奇从我身后过来。”
“那么它有可能在距铁皮篱笆10码处发现那只钱包？”
“是的，我想这是可能的。”
“谢谢你，惠特克先生。”
这位老年人被搞糊涂了。一名引座员向他招手让他离开证人席。怎么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后方并找到了一个座位。
指纹技术也是伦敦都市警察局承包给平民专家的一项工作。其中一位专家是克利夫·亚当斯。
他描述了交给他的那只钱包；他发现的3套指纹；他如何消除了发现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套和属于已经死去的钱包主人的那套指纹。以及他是如何把第三套指纹与哈里·科尼什的指纹完全相符起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有任何污渍吗？”
“有一些。”
“污渍是怎样造成的，亚当斯先生？”
“嗯，一枚指纹覆盖到另一枚指纹上会造成一处污渍，那是不能用作证据的。与另一处表面相摩擦也会造成污渍。”
“如同衣袋的内面吗？”
“是的。”
“哪些是最清晰的指纹？”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它们是留在钱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两枚指纹在内面，内表面。”
“那么，当惠特克先生拿着钱包的时候，他的指纹留在了钱包的塑料面上，且在塞进一只绷紧的衣袋时从来没有遭到污损？”
“似乎是这样。”
“那么科尼什先生的指纹也以同样的方式留下了，而且也保留得相当清晰，因为此后钱包没有与衣袋的内面发生过摩擦？”
“似乎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在逃离抢劫现场后，打开那只钱包，抽去里面的所有内容，然后把它塞进他的牛仔裤后袋里，这样会在钱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的清晰的指纹？”
“是的，这样会留下的。”
“但是那种斜纹布织物、绷紧的牛仔裤口袋和奔跑的运动，会在，譬如说，半英里距离内，把指纹染成蓝色吗？”
“也许会有那种作用。”
“那么，这个奔跑的人在半英里之后用食指和拇指从他的后屁股口袋里抽出那只钱包，为的是把它扔掉，他只会留下被你所发现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是的。”
“但是，如果冒出来一个发现者，并在钱包的塑料表面上留下了他自己的指纹，他不会污损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我认为他也许会污损。”
“你看，你的报告中说，指纹有些污渍，被新鲜的指纹所重叠，那有可能是来自于另一只手。”
“它们只不过是污渍。污渍下面的指纹也可以是钱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在法庭的后方，杰克·伯恩斯的胃部在搅动。维里蒂·阿米塔奇小姐，她曾经在她的花店的地上捡起了这只钱包。
“亚当斯先生，这只钱包是半个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刚过2点时被从死者的衣袋里掏走的。星期三相同时刻或此后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他一定是在那段24小时时间内把指纹留在了钱包上？”
“是的。”
“但那只钱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发现。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4天半至5天半的时间。然而指纹却相当清晰。”
“这段时间里没有雨损的迹象，先生。在晴朗干燥的条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你能否确切地说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纹是在星期二下午还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钱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星期三上午，两个年轻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这时候他们看见一只钱包躺在水沟边。由于通常的好奇心的驱动，其中一人停步把它捡了起来。他打开钱包去看里面的内容。但里面一无所有，既没有钱，也没有纸片。它是一只廉价的钱包，一文不值。他举起钱包，高高地扔过了把曼德拉路与一些废弃地分隔开来的那道铁皮隔离栏；它落在了大约10码远处的青草丛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条狗发现。可能吗？”
“我想是可能的。”
“是或不是，亚当斯先生。当时的指纹是否与你所发现的指纹相符？”
“是的。”
又是一条给乔纳森·斯坦的信息。那就是哈里·科尼什打算坚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他那关于把自己的指纹留在那只钱包上的解释是完整的。乔纳森·斯坦先生若有所思地低头做着笔记。
剩下来的证人是维吉·巴特尔先生。他的两份辨认和他的陈述是毫不含糊的。森德兰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导着他的证词。在后方，伯恩斯放松了。他将会得到他的关禁。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巴特尔先生，你是一位诚实的人。”
“我希望如此。”
“一个人，假如他认为，仅仅是认为，他也许已经犯了一个差错，那么他是不会骄傲自大地不承认犯错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会。”
“你在陈述中说，你相当清楚地看见了普赖斯先生，因为他正在面朝向你。”
“是的。他在我的左边，从商店的玻璃，面朝着我。”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所以受害人是背朝着你。那就是为什么你在后来无法帮助辨认他的脸面。”
“是的。”
“你还说，第二个抢劫者，对此你认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后。他肯定也是背对着你的？”
“嗯，是的。”
“那你怎么能看见他的脸面？”
巴特尔先生看上去忧虑了。
“当时，我没有看见。只是后来他们开始围着那个倒在地上的人绕圈子，踢他的时候。”
“巴特尔先生，假如你用脚去踢地上的某一个人时，你的眼睛会去看什么地方？”
“嗯，当然是那个人了。”
“也就是说，朝下看？”
“是的。”
“请法庭宽容，先生。科尼什先生，你站起来好吗？”
在被告席上，哈里·科尼什站了起来，把他铐住的狱警们也跟着站起身来。斯坦先生看上去显得惊讶，但范西塔特没有停顿。
“科尼什先生，请你看自己的脚下。”
科尼什照着做了。他那一头直发垂落下来形成了一道屏幕，使得从法庭内的各个角度都无法看清他的脸面。
一片沉静。
“坐下，科尼什先生。”范西塔特说。他相当温和地对小商店老板说话了。
“巴特尔先生，我提议你在30码距离外见到了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第二天，当你看到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的照片时，你假定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是那么回事吧？”
“我想是吧。”维吉·巴特尔咕哝着说。伯恩斯试图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没有成功。他不敢与别人对视。一他已经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绝望地想道。有人已经向他发过警告了，半夜里一个静静的声音，提醒他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哦，天哪，这种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
“现在，关于普赖斯先生。你去看过海伯利的阿西诺吗，巴特尔先生？”
“没有，先生。”
“你明白，在那个悲惨的日子里，你从路对面看过去，看到的是一个剃着光头的粗壮的白种男子，难道不是吗？”
“是的。”
“而且如果你去海伯利，你会看见一百个那样的人。而且如果你去看伦敦北部道路上每天在追逐其他司机的百分之五十的白色面包车的挡风玻璃后面，你会看见另一百个那样的人。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穿戴的吗，巴特尔先生？蓝色牛仔裤，通常是污秽的、宽皮带和沾满尘土的T恤衫。这差不多是一种制服。那样的人你以前见到过吗？”
“见到过。”
“伦敦市内满街都有吧？”
“是的。”
“在电视里，看到外国警察在对付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镜头时，我们全都感到羞辱，是吗？”
“是的。”
“巴特尔先生，受害人不会如你所描述的那样去拳打他的袭击者。那样会擦伤他的右手指关节的，很可能会造成他的手部骨头青肿。我提议你见到他举起了他的右手，很可能是为了挡开他认为是朝他砸过去的一次打击。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是可能的。”
“但如果你会犯下那种差错，难道你不会再犯一次在30码距离处看错一张脸的差错吗？”
伯恩斯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不管是谁对这位吓坏了的小店老板做过吩咐，都做得相当成功。巴特尔并没有从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当做一个含有敌意的证人。他只是把“绝对”改为“可能”和把“确切”改成了“也许”。也许是不够的；陪审团不能按也许去认定有罪。
当可怜的巴特尔先生离开证人席之后，森德兰小姐对斯坦先生说：“这是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先生。我们将按谋杀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请关禁。”
领薪治安推事朝詹姆斯·范西塔特扬起了一条眉毛。这两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庭内静得连一枚针掉落也能听得到。
“治安推事先生，我们都知道法律规定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据此，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话……”范西塔特拖长最后一个单词的语调，为的是强调这是极不可能的，“……一个合理的陪审团，在正确的引导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范西塔特接着说，“现在这里没有证据，先生。控方曾有3件真正的证据。巴特尔先生、破鼻子和钱包。巴特尔先生，显然是一位完全诚实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最终把两个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认作是他在那天下午所见到的人。
“那就剩下了普赖斯先生的破鼻子和科尼什先生留在一只被扔掉的空钱包上的指纹了。先生，虽然你今天在这里并不会特别去在意在另一个日子另一个法庭里会怎么说，或者确实不会去在意辩方在本案中的明显的观点，但根据你的经验，你肯定相当清楚，关于鼻子和钱包的借口到时候会被全面而且彻底地驳倒。
“对于那只鼻子和钱包有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知道陪审团不能公正地做出定罪。我必须请求撤消起诉。”
是的，乔纳森·斯坦想道，陪审团将会看到你的当事人打扮得潇洒整洁、西装革履；陪审团永远看不到这两个杀人犯的记录。你们将会被宣判无罪，并浪费大量的公众时间和金钱。
“虽然无奈，但我只能同意范西塔特先生。本案撤消。把被告释放。”他说。由于对自己刚才不得不说的话感到十分厌恶，他随即离席而去。
“全体起立。”那位书记员喊道。太晚了一点，大多数人已在冲向大门。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了手铐，他们试图从被告栅栏内去握范西塔特的手，但他高视阔步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向廊道。
从3楼抵达1楼要花一些时间：几部电梯通常都很忙碌。杰克·伯恩斯随着第一批人流走向大门，他阴郁而愤怒地瞪着双眼。
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获得了自由，他们昂首阔步地从一部电梯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狂呼乱叫，一起走向大门。伯恩斯转过身来。他们在相隔20英尺的距离内面对面了。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向那位侦探上下乱点着。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着。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伙走出大门进入海伯利路，返回他们占据的房间。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流畅的金发、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一阵对范西塔特和他的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这如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真实。谢谢你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至下一次。”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注意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那些百万富翁们打赢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帮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在范西塔特的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某种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向前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了。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精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奇，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它与正义的胜利相关。”
然后他就走开了，通过旋转门出去了。一辆本特利车驶了上来，好像是得到了指示。范西塔特把公文箱放进轿车后座，然后也跟着钻了进去。本特利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屁股的胜利。”伯恩斯怒吼道。是吃中饭的时候了。他决定步行2英里回警署去。走到一半时，他的传呼机鸣响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拿出手机回电。在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说他认识那个死者。”
他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里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他正安静地享受着一支香烟。他立即与他交谈起来了。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子边。刑侦队长翻开了笔记本。
“为做记录，请说说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市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顿？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那位退休人员说，“我住在那里嘛。”
“那个死者呢？”
“当然。那就是我们曾经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从而变成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狗杂种，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那是无法无天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持这种观点的不止你一个人。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缓缓地默默地从1数到了10。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来到远方的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鲜花放到当地公墓地的一座坟墓上。是他的母亲吧？”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失去了他们。是一个孤儿呢。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指的肯定是他的梅阿姨了。她是他的女管家。”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汀的小男孩以及一位慈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燃起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后的20年内，他仍然在她的生日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头上去。18天之前的一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那么你是在哪里遇见这位彼得的？”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保处。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提供椅子给我们。我患有关节炎，他有一条瘸腿。”
伯恩斯能够想像出他们坐在社保处里，等待着其他领取年金的人流渐渐消退。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交谈了吗？”
“是的，谈了一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而且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对吗？”
“你去那里是领取养老金吧？那么他去那里干什么？”
“残废抚恤金。他可以领取百分之三十的残废抚恤金。”
“是那条腿。他是否说起过他的腿是怎样弄残的？”
“当然说过。他当过兵，在伞兵部队。有一次夜间空降遇上了大风，把他吹过去摔向一堆岩石。降落伞拖着他在乱石堆里翻滚了半英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右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他失业了吗？”
诺比·克拉克不屑一顾，显得颇为高傲。
“彼得？从来没有。他决不会去拿不是属于他的一分钱。他是一个专职的守夜人。”
当然。孤身居住，孤身工作。没人报告他的失踪。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8月份暂时放假歇业了。该死的8月份。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报纸上看到的。他的死讯刊登在《晚报新闻》上。”
“那是9天之前登载出来的。你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
“8月份。8月份我总是要去怀特岛上的女儿家里住上两个星期。昨晚才回来。很高兴回到了雾都。都怪海上的大风，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轻轻地咳了一声，又点上了一支香烟。
“那你是怎样看到9天前的一张报纸的？”
“土豆。”
“土豆？”
“马铃薯。”诺比·克拉克耐心地说。
“我知道土豆就是马铃薯，诺比。但土豆与那位死者有什么关系？”
作为回答，诺比·克拉克把手伸进他的夹克衫的侧面口袋里，取出一张撕破了的旧报纸。那是9天前《晚报新闻》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去了那家蔬菜水果商店买土豆。回到家里，打开土豆的包装，他就在厨房桌子上盯着我。”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商店，使用旧报纸包装土豆。从这张沾有泥土的报纸上可以看到，那个破脚男子脸朝上凝视着。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详细报道，包括与多弗尔街警署刑侦队长伯恩斯的联系方法。
“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不是吗？”
“让你搭车回家好吗，诺比？”
这位领取年金的退休职员高兴了。
“有40年没坐警车了。告诉你，”他慷慨大方地补充说，“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警察。”
伯恩斯打电话给卢克·斯金纳刑警，让他带上从死者口袋里取出来的那把拴有红丝线的钥匙并把汽车开到前面来。
在了解了当地社会保险处的详细地址之后，两位刑警让诺比·克拉克在他的家门口下了车，然后驱车去社保处。那里快要关门了，但那位办事员还是通情达理的。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证件，并要求找主任说话。
“我在找一个人。名叫彼得。姓氏不详。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头发、年龄在50至55岁之间。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一下周围。墙边有几只座位。“那里，与诺比·克拉克一起。有印象吗？”
社保处办公室不是闲谈的地方，至少隔着柜台和铁栅的办公室职员与外面的领取年金的人是不太会闲谈聊天的。最后，其中一位女职员回想起有那么一个人。彼得·本森？
余下的工作由电脑完成。那位主任在键盘上输入彼得·本森姓名，查到了他的档案。由于骗取社保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多年来一直要求附上申请人的照片。现在电脑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张小小的证件照，但已经足够了。
“地址？”伯恩斯问道。斯金纳把它记下来了。
“他已经差不多有3个星期没来这里了，”那位办事员说，“很可能去度假了。”
“不，他死了，”伯恩斯说，“你们可以封存他的卷宗了。他再也不会来了。”
“你能肯定吗？”主任问道，显然是在担心谣传。“我们必须得到正式通知。”
“他是做不到的，”伯恩斯说，“忘了他吧。”
通过伦敦地名索引并经询问了几位邻居之后，两位刑警找到了那个地址。它在另一个住宅小区里，是在4楼上面的一室一厅小公寓。电梯已经坏了，他们踏上楼梯进入了公寓。
这是一套破旧的公寓，但很整洁。室内已经积起了3个星期的尘埃，窗台上有几只死苍蝇，但没有陈腐发霉的食物。洗涤过的盘子和杯子搁放在水槽旁边的晾干架子上。
床头边的一只抽屉里有一些零星的部队纪念品和5枚军功章，那是授予战斗英雄的。书架上的那些图书都是翻旧了的软皮封面书籍，墙上的装饰画也都是印刷品。伯恩斯最后在客厅墙面上的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里有4个年轻人，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着。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里的一条壕沟，一边还有一座古旧的石头城堡。照片下面印着“米尔巴特，1972”。
“米尔巴特是什么？”斯金纳问，他已经走过来站在了伯恩斯身后。
“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在佐法尔省，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阿曼。”
这些年轻人都穿着沙漠伪装服。其中一人戴着当地阿拉伯人的一条格子布茶巾，用两条黑带子扎紧着。另3个人戴着沙色贝雷帽，前面有一颗帽徽。伯恩斯知道，如果手头上有一面放大镜，他能够分辨出帽徽里有一把带翼的匕首，上面是3个字母，下面是3个简短的单词。
“你是怎么知道的？”斯金纳问。
“女王曾来过一次德文郡。当时我在皇家警卫团里值勤。那支特别空勤团部队派来两人协助我们。警卫值勤会有长时间的等待。我们全都谈起了往事。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米尔巴特的事件。”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次战役。那里发生着一场战争。一场秘密的战争。恐怖分子被从南也门国境上派遣过去，为的是想推翻阿曼苏丹。我们派去了英国陆军培训队。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组成的武装向在米尔巴特的那个村庄和要塞发起了进攻。守卫在那里的是来自特空团的10名官兵和来自于当地的一组应征士兵。”
“谁赢了？”
伯恩斯用一根手指指向那张照片。“他们赢了。当然，损失了两名战士，在打死打伤100多个恐怖分子之后，那些人突出重围跑走了。”
照片中3个人站立着，第四个人单膝着地在他们的前面。这是24年前在一个被遗忘了的沙漠村庄里的合影。前面的人就是那名伞兵；他后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们的军官。
斯金纳走上去用手拍拍那个蹲伏着的伞兵。
“是他，彼得·本森。可怜的家伙。经历了那么多的枪林弹雨，却在埃德蒙顿被踢死了。”
伯恩斯已经辨明了那位伞兵的身份。他正在凝视着那位军官。流畅的金发上面戴着那顶贝雷帽，那双傲慢的蓝眼睛因阳光的照耀而眯缝起来了。但那位年轻的军官正在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律学校，并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成为一位全国著名的大津师。斯金纳已经把他们互相联系起来了，现在他在伯恩斯耳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不明白，”这位刑警中士说，“他们踢死了他的战友，他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放走了。”
伯恩斯似乎能够听到在他耳边的那种公学毕业生的轻轻的说话声。
“这也许会使你惊奇，伯恩斯先生……”
盯视着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那四位年轻勇士的脸面，杰克·伯恩斯这时候才明白那位伪装得优雅的律师并不是在谈论旧贝利的正义，而是《旧约全书》的正义。
“杰克，”在他身边的仍感到迷惑的年轻刑警说，“现在普赖斯和科尼什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如果那位中士和下士遇到他们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别问，小伙子。你最好不要去知道。”
第二十四天，星期四
在赫里福德基地附近的特别空勤团的一块专用土地上举行了一次葬礼。一位老兵的尸体被安放下去了。在场的一位司号兵吹响了未次熄灯号，墓穴上空还鸣响了礼炮。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次葬礼，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师。
那天晚上，在伦敦东部旺斯台德沼泽地附近的一只湖里发现了两具尸体。它们被辨明为马克·普赖斯先生和哈里·科尼什先生的尸体。那位负责验尸的病理学家认为那两个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凶器显然是极不寻常的钢琴琴弦。该案件的卷宗打开了，但永远没能合上。
（舒云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