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局的官员对嫌疑犯的训词。
威风凛凛的警车缓缓地停在路边。离这儿50尺的地方，马路中间拦上了路障，将围观者隔在一边。司机没有灭火，雨刷有节奏地刷着车窗上的小雨。威廉·汉雷局长从座位上透过车窗看了看前面围观的人群和不知所措的官员。
“停在这儿。”他对司机说，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因为车内又挡风、又遮雨，还暖和。这种下雨的鬼天气，在街上走来走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他点了点头，关了引擎。
该管区的警察局长下了车，关上车门，把自己的深蓝色大衣裹紧，朝着隔离带的缺口一直走去。一位浇湿了的警察正站在那里，看着从隔离区进出的人。他看到汉雷，敬了一个礼，向边上挪了一步，让汉雷进去。
大个子汉雷已经当了27年警察，从一般的巡警升到现在的地位。他个头1.85米，身强体壮，正适合干这一行。30年前，他曾是爱尔兰阿斯隆郡橄榄球队中有名的前锋，身穿绿色爱尔兰球衣，在三重皇冠赛中，他们队三年三连冠，大灭了英国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的威风。他参加警察部队后，打球也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虽然工资低、上班时间长，他也感到满意。但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免不了要有棘手的事。今天上午就是这样的麻烦事——动迁事件。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厅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乱七八糟的旧区内的房屋。这个地区叫格鲁赛斯特宝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还始终是个谜。格鲁赛斯特是英国有名的皇族，但这个地区与皇族的财富和盛名毫无关系；也没有什么宝石，只不过是一片工棚贫民窟，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的后边。现在，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已拆平了，居民被迁到高层公寓里。
这一片恰恰在汉雷管辖区的中心地带，所以，今天上午的差事对他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这件事也使他大伤脑筋。
这片由两条路障隔离开来的地方，正是以前梅友路的中间地段。在这11月的天气里，隔离区里面也显得一片荒凉。路的一边已是一片瓦砾，推土机马上就要开始工作，平整夯实，作为一座综合大楼的地基。路的另一边就是人们瞩目的中心。在这个上下几百尺的地面上，一座建筑物也没有，平平的一块场地，方圆约有两英亩。上面已经铺好了一层柏油，雨水浇在上面闪闪发亮。这是一个停车场，准备供将来在附近一带办公大楼里上班的人们使用。这两英亩的场地已被一排9尺高的环形图案栅栏围了起来，但还没有合拢。也就是说，还差一点儿没有封闭。
恰恰在中间，正对着梅友路，仍然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这所房子周围的房子早已被拆除，墙壁用木桩子支着。它后边的房屋也拆除了。这所房子的三面都已铺上了黑黑的柏油，就像海滩上三面被海水包围的沙丘一样；房子前面紧靠路边。正是这所房子和住在里面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今天上午事件的中心。附近的居民都凑过来看热闹，看看他们的最后一位邻居是如何被迁走的。
房子的正门前围着一些人，汉雷朝他们走过去。大家都盯着破房子，现在已到拆除的时候了，但好像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便道边是一面砖砌矮墙，将便道和花园隔开。花园也不是花园的样子，只是几尺宽的一块地，长着杂草。房子的一端是正门，门被抛来的石头打得斑斑驳驳。汉雷知道，门内一定是一块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接着是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到楼上。门厅的右边通向小客厅，客厅的窗户已被打碎，用纸板挡着。门厅和客厅之间是走廊，通向又小又脏的厨房，那一头又是一个门，通向后院和厕所。客厅中一定有一个壁炉，因为靠那一侧有一个烟囱伸向雨濛濛的空中。汉雷从侧面看去，房后的院子与房子一般宽，约25尺长，用6尺高的木板墙围着。有人曾从板墙上向院内窥视过，他们告诉汉雷说，院内光秃秃的，养着4只鸡，到处是鸡屎。那老头在紧靠后墙那儿修了一个鸡窝，在里面圈鸡。就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安排得使老头满意，给了他一套又亮又干净的公房，甚至在别的地方还另给了他一座小房子。社会工作者。退休会的工作人员、教会的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地推迟搬迁期，但他就是不搬。马路修好了，从他的房前院后绕过，他还是不走。工程在进展，停车场轧平了，铺上了，围起栅栏，从三面包围了他。然而，这个老头还是一动不动。
当地新闻界曾前来采访，并以“梅友路隐士”的标题报道了他；当地闲散青年也聚拢来，用泥球和石块把他的玻璃全砸碎了。老头在里面叫骂，但青年们根本不理会。
最后，市政厅发出了搬迁通告，法官也下令强制搬迁。一些居民公众也冒着这11月的寒风冷雨来到他的门前。
房管局局长向汉雷打了个招呼。他说：“真是苦差事。我真讨厌这些搬迁。”
“是啊。”汉雷说，并扫了一眼人群。这里有两名执行人，长得膀大腰圆，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两位市政厅来的人；两名自己手下的警察；一位保健站的人，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个芝麻官儿。当地报纸的老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大驾光临，身边跟着一位年轻的小记者。汉雷与当地报界的关系一向很好，甚至可以说，与那些老记者都是朋友。他们各干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勾心斗角。巴尼飞过来一个眼色，汉雷点了点头。小记者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
“你要动硬的把他弄走吗？”小记者直截了当地问。
巴尼·凯莱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汉雷把眼光转过来盯着小记者。小记者被看得后悔起来，真不该问那句话。
“我们要尽量和和气气的。”汉雷严肃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把这短短的一句话忘了，而是想找点事干。
法官命令中的截止时间是9点钟。现在是9点过两分，汉雷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的官员走到门前，用力敲门。没有回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有回答。那官员回头看看汉雷，汉雷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宣读了市政厅搬迁命令。他声音很洪亮，里面完全可以听到。没有声音。他又回到路边人群这里。
“再给他5分钟好吗？”他问。
“可以。”汉雷说。在路障的后边站着一帮人，他们原先都是这里的居民。人群中喊喊喳喳地说着什么。终于，后边的一个人大胆地开了口。他喊道：“别折腾他了，可怜的老头儿。”
汉雷大大方方地走到路障那边，神情坚定地在人们面前走了一趟，看了看每个人的脸。
他轻声地问：“你们是不是要可怜他啊？把他的窗户全打碎了，让他在里面受冻，这是可怜他吗？向他扔砖头瓦块，这是可怜他吗？”人们沉默了好长时间。“抓紧去忙你们自己的事吧。”汉雷说，又回到门前人群那里。汉雷向瞧着他的两名执行人点点头。
“开始吧。”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一个人绕到房子一边，在房子与板墙的连接处，很在行地轻轻一撬，便撬开了三块板子，进入了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棍子敲门。另一个人在正面这边听到敲门声后，也敲着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回答。前门的执行人把撬棍尖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撬开了。门开了一道缝便推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便转向门的另一边，把两个合页都撬掉，将门拆了下来，放在前边的花园里。又将堆在里边的椅子、桌子一件一件地拿出来。门厅里空了。他走进门厅，喊道：“拉金先生？”从后边传来破碎声，另一个执行人从厨房那边进来了。
两个人在楼下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人群看到了。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人喊道，就像猎人发现了狐狸一样。他们只是想帮帮忙。一个执行人从前门探出头来向上看，汉雷向楼上卧室点头示意，两个人爬上狭窄的楼梯。窗上的脸不见了。没有听到扭打的声音。不一会，他们就下来了，前边的人怀中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到雨濛濛的外面，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办是好。退休会的工作人员急忙拿着一条干毛毯走过来，那个执行人把老头放下，让他站着，将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起来饿得一点劲也没有了，并且有些头晕，但更主要的是怕得要命。汉雷当机立断，他转向自己的车，抬手让司机开过来。市政厅可以在以后把老头送到老人之家去，但现在得好好让他吃顿早饭和喝杯热茶。
“把他放到车后边。”他对那位执行人说。老人被放到温暖的后座上后，汉雷也钻了进去，坐在旁边。
“走吧，”汉雷对司机说，“过去半英里的地方有个小饭馆，在第二个胡同的左边。咱们上那儿去。”
车倒了一下，穿过路障和注目的人群。这时，汉雷看了一眼这位非同一般的客人。他穿着肥大的脏裤子和一件薄上衣，里面是一件没有扣扣儿的衬衣。像常言说的那样，好像好几辈子都没有收拾自己似的，显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一声不吭地盯着前座靠背，虽然汉雷盯着他，他也不抬眼皮看一眼。
“早晚要这样的，”汉雷温和地说，“这前前后后你都知道。”
汉雷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在碰到码头上那些不三不四的捣蛋鬼时，只要他高兴的话，三拳两脚就会把他们都打下水去。而且，他的长相和两次被打折的鼻子，使他显得很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老头慢慢地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我是指搬迁的事，”汉雷说，“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很好的地方的，冬天暖和，吃的也好。你看到就知道了。”
车停在小饭馆旁边。汉雷下了车，转向司机说：“把他带进去。”
在温暖的、热气腾腾的小饭馆里，汉雷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司机陪着老头走到角落里，让他靠墙坐下来。老头什么也没有说，既不说谢谢，也不拒绝。汉雷看着柜台后墙上的牌子。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
“两份鸡蛋、熏猪肉、西红柿、香肠和土豆片，”汉雷说，“角上那个老头。但先上一大杯茶。”他把两英镑的票子放在柜台上，说：“一会儿回来给我找钱。”
司机从角落里来到柜台前。
“待在那儿看着他，”汉雷说，“我自己开车。”
司机想道：今天真是好运气，先是待在温暖的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饭馆里，真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非得跟他坐在一起吗？”他问，“他身上有一股味儿。”
“看着他。”汉雷重复了一句。他自己开车回到梅友路的工地上。
工地上的人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承包商的工人们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东西都搬出来堆在路边。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了雨伞，在那里看着干活。停车场里，两辆胶轮机械铲正在等着，准备从房后开始破土，铲平后院和小厕所。在机械铲的后边是一排翻斗车，一共11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石。水管、电、煤气在一个月以前就切断了，所以，房内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下水道，所以，外面的厕所有一个埋在地下的化粪池。化粪池很快就被填起来了，打上了混凝土。汉雷下车后，房管局长向他走过来，向一辆房管局的汽车示了示意，车的后门敞开着。
“我已经把值钱的东西收拾起来了，”他主动地说，“旧照片。硬币、几个奖章、一些衣服，一个雪茄盒中装着一些私人文件。大部分都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具，“都稀里哗啦的了，大夫建议烧了，连几分钱都卖不上。”
“对。”汉雷表示同意。局长说得对，但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然而，他似乎是想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他能得到一些赔偿费吗？”汉雷问。
“啊，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表明他们局并不是吝啬鬼，“房子嘛，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摆设、灯具以及一切个人东西所受的损失，都合理作价。而且，搬家的不方便也给以一定的补贴……但说实在的，他这么长时间不搬家，给我们局造成的损失也太多了。”
正在这时，一个工人从房子一边绕过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
“这玩意该怎么办啊？”他问。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拍了一张照片。他想，一幅绝妙的照片，梅友路隐士的最后几个伙伴。真是抢了一个好镜头。一个工人说，他也养鸡，可以把这几只放到他那里一起养。于是，找来了一个纸箱子，把几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放到车里，以便随后送到那个工人家中去。
一个小时就干完了，房子搬空了。一位身穿黄油布雨衣、身强力壮的工长来到局长面前。
“可以开始了吗？”他问，“老板要求今天把停车场搞完并且围起来。如果今天晚上能打上混凝土的话，明天就可以浇沥青了。”
局长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长转过身去，向一辆汽车吊抬了抬手。汽车吊的吊臂上挂着一个半吨重的大球。吊车缓缓地开到房子旁，定了位，噬哩地落下液压脚，使车轮离开了地面。大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但弧度越来越大。人们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看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这种事情总是吸引人的。终于，大球撞向房墙，离烟囱不很远，打飞了十多块砖，两条裂缝从上裂到下边。人群发出一片“啊——”的声音。对于闹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观看拆毁东西更开心的事了。在第四球击过去的时候，楼上的两个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开始裂开，慢慢地转了半圈，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砌得很结实的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向屋顶倒下去，砸透了地板，掉向地面。这所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了。人们很愿意看到这种样子。汉雷局长回到车里，把车开回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刚才更热更湿了。司机坐在柜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汉雷走过来时，他掐灭了手中的烟，从高凳上站下来。那老头在角落里好像仍在忙忙火火地吃着。
“他吃完了吗？”汉雷问。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抹黄油的面包让他吃得就好像明天再也吃不着了似的。”
汉雷看到老头又将一块又白又软的面包抹上黄油、放到嘴里嚼起来。
店主过来说：“面包得另加钱，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雷看了一下表，11点多了。他叹了一口气，坐在一个高凳上。
“一杯茶。”他说。他曾经告诉保健站的人过30分钟来会面，把老人转给市政厅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完成有关的书面材料。使他高兴的是，整个事件中都给老头照了相。
巴尼·凯莱赫和小记者进来了。
“你们给他买了早饭，是吗？”巴尼问。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雷说。凯莱赫知道他不会往回要钱的。“要照几张相吗？”
巴尼耸了耸肩膀。“还不坏，”他说，“小鸡的那一张很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他被裹在毯子里的。划时代的照片。我还记得10万人住在这个宝石区的日子。那时，所有的人都工作，工资很低，但都得干活。50年才发展成这儿一个贫民窟。现在呢，只5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汉雷含含糊糊地说：“这就是进步。”
第二辆警车开到门前，曾经在梅友路的那个警察跳下车来。他透过玻璃看到局长正和记者在一起，显得有点犹豫。小记者没有注意到他；巴尼·凯莱赫却装作没看见。汉雷从高凳上溜下来，走到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个警察对局长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点情况。”
汉雷抬手叫出司机，说：“我去一下，看着那个老头。”说着，往饭馆里扫了一眼。
角落里，老头已经停下来了。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一块面包，里面卷着半截香肠。他看到外面的三个警察制服影子时，便停下不动了。
工地这边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身着黄油布雨衣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在瓦砾堆那儿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在那儿。汉雷从车中走出来，人群中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藏在那儿了，怪不得他死也不搬呢！”
汉雷来到人群中间，看着他们盯着的东西。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立着，有5尺高，周围是一堆砖头，在砖堆底部，一个老式的黑壁炉仍依稀可见。在一边，有几尺高的外墙还没有倒。在屋内的墙根边是一堆砖头，从砖堆里伸出一支干枯萎缩的、但仍然可以看得出的人腿。一只像袜子的东西仍然扎在膝盖下。
“谁发现的？”汉雷问。
工长跨上前来。“汤米正用一把镐在烟囱前干活，他清出一些砖头，以便能甩开镐。这时他看到了这个，便把我叫来了。”
汉雷碰到一个证据时，总是把它弄得确确凿凿的。
“那时，它是在地板的板子下面吗？”汉雷问。
“不是。这一带过去是沼泽，建筑者把地板都打成混凝土的。”
“那它在哪儿了？”
工长躬下身去，指着壁炉。“从客厅中看过来，壁炉似乎是嵌在墙里的。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原先，壁炉和烟囱是贴着墙修出来的。后来，有人顺着壁炉和烟囱，在两边各修起一面墙，直砌到天花板，里边形成一个12尺宽的夹层。但夹层的另一半是空的，尸体在这一半里。屋里是重新裱糊过的，以便把夹壁墙遮盖起来。你瞧，烟囱墙上的纸和夹壁墙上的纸是一样的。”
汉雷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一块块由于发潮而变得斑斑点点的壁纸贴在烟囱墙上的周围的墙壁上。这是一种很老的壁纸，上面带有玫瑰蓓蕾图案。但是，在壁炉旁的原有墙上，可以看到一张张更古老的壁纸。
汉雷站了起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你们可以让工人们待着，也可以让他们回去。这儿由我们接管。”工人们开始散去。汉雷对他的两名警察说：“把人们隔出去，封锁这个地方。再调些人来，多设些障碍。四面都要围好，谁也不能进来。我要多搞些人力来，再找几个法院的人。在他们来之前，什么也别动。好吗？”
两个警察敬了个礼。汉雷又钻到车里，向局里打电话，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然后，又让局里把电话接到调查局技术处。技术处设在位于休斯顿火车站后面的一座维多利亚式旧建筑里。他很走运，欧基夫探长接的电话，他俩是老相识了。汉雷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和需要什么。
“我就派人来，”欧基夫在电话里说，“你要谋杀组的人来吗？”
汉雷抽了抽鼻子，说：“不用了，谢谢。我想，我们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只是怀疑吗？”欧基夫问。
“啊，是的。只是一般的怀疑。”汉雷说。
他又自己开车回到小饭馆。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在徒劳地企图通过路障到里面去。这一回，值勤的巡逻警察可不那么好说话了。
在小饭馆里，汉雷看到司机还坐在柜台前；角落里坐着老头子，已经吃完了，正在呷茶。他瞧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女人。”汉雷说。他俯下身去，声音说得很小，屋内的别人谁也没听到。
“咱们还是走吧，好吗，拉金先生？回局里去，可以吗？咱们还得谈一谈，行吗？”
老头看着他，一言不发。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张过口。老头的眼睛闪了闪。恐惧？放心？大概是恐惧。几年来，他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毫不奇怪。
他站了起来。汉雷的有力大手抓着他的胳膊向警车走去。司机跟着他们，然后，坐在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瑟瑟的冷风把糖纸吹得满街都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但街上一棵树也没有。车离开路边。老头缩在座位里，默默地盯着前面。
“回局里。”汉雷说。
任何国家里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那样，充满着令人鼓舞的推理和判断。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繁琐的手续、填写一系列的表格；还有善后工作，麻烦得要死。
大个子汉雷亲自把老头送进拘留所后面的小拘留室中。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提出请律师。汉雷还不想起诉他，至少可以拘留他24小时。况且，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实。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咱们不是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总是这样对他说。好办法。许多案件的败诉，不是由于调查的不充分，而大都是由于手续不全，经不起法庭上的严密追究。
汉雷正式地通知了民政机关，说发生了一起死亡案。他的电话正是时候，那位老民政官员正要去吃午饭。然后，又给设在汽车终点站后边的斯道大街的陈尸所打了电话，说下午将送来一具死了很久的尸体。他又设法找到了病理学家麦卡瑟教授。教授正在食堂里吃饭，他专心地听着电话，叹了一口气，可惜自己的这顿佳肴没有吃好，但他答应马上就来。
还得搞些帆布将现场围起来；找些人，让他们拿着锹镐到梅友路报到。他还找来手下的三名刑侦人员。他们正在吃午饭，立即被叫到办公室来了。他一边工作，一边胡乱地吃了两块三明治和一大杯牛奶。
“我知道你们忙，”他对他们说，“我们都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快点搞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他指定探长为现场指挥，立刻打发他到梅友路去。两名年轻的刑侦人员分头去执行任务。一个去详细调查那所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房子归老头所有，属私人财产。市政厅税务局可能了解该房的历史和所有权的变动情况，在财产注册中会有确凿线索的。
另一个刑侦人员是跑腿工作。要查出梅友路的每一家老住户（现在大都住在市政厅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知情人以及该区拆毁前15年间负责该地段的警察们。但凡过去的，不管多少年以前，只要了解梅友路情况、认识老头的人都要问一问。汉雷还强调说，也包括那些了解已故拉金太太的人。
他还派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让他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用车拉走的那些私人东西都拉到警察局来。
当他站起来伸伸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他指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他喝干了牛奶，又等了5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正坐在桌子旁，两手交叉握在身前，眼睛望着墙。一个警察站在门口。
“他说什么没有？”汉雷小声问警察。
“没有，什么也没说。”
汉雷示意让他走开。
就剩下他们俩时，他在老头对面坐下来。市政厅的记录上说，他叫赫伯特·杰姆斯·拉金。
“那么，拉金先生，”汉雷和蔼地说，“你难道不认为只有说出来才是明智的吗？”
经验告诉他，吓唬这个老头是没用的。老头不是黑社会的那种痞子。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犯人，都是胆小温顺的人。那些人在这位高大而具有同情心的警察面前交待出犯罪的具体情况之后，都显得很轻松，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老头慢慢地抬起头看了看他，看了一会后，又低头去看看桌面。汉雷掏出一盒烟，把烟打开。
“抽烟吗？”他问。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他说，但他把烟敞开着放到桌上，旁边放了一盒火柴。
“你真有个挺劲儿，”他承认地说，“在房子里挺了好几个月。但早晚还是市政厅要赢的，这你很清楚，对不对？既然知道他们早晚会派人来，何必呢？多下不了台。”
他等着对方表态，随便老头说什么都行。但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关系，他等待犯人张口时，总是很有耐心的。他们早晚会张口的。说出来才痛快，不说出来总是病。教堂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忏悔后，他的内心是很痛快的。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你担惊受怕、等待，有多少年了？从第一辆推土机开到那块地方拆房子起，过去几个月了？伙计，这一关你是躲不过的。”
老头抬起眼睛，正碰到汉雷的眼光。他可能在寻找什么。一个人深居简出、与世隔绝了多年，可能在寻求同情。汉雷觉得他快说了。老头的眼光移开去，从汉雷的肩上望着后墙。
“完了，拉金先生，一切都完了。早晚要暴露的。我们要一年一年地追溯回去，一点一点地仔细清查，再把所有的线索综合起来。你是知道的，是拉金太太，不对吗？怎么？另一个男人？或者，只是一次吵嘴？或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所以，你害怕了，随后就那么干？又像隐士一样地消磨时光。”
老头的下嘴唇动了动，用舌头舔着下嘴唇。
我把他说通了，汉雷想，就要说了。
“这可能是件坏事，这么多年了，”汉雷继续说，“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没有朋友和亲戚，就你自己，心中老想着自己的老婆就在那里，近在飓尺，就在壁炉旁的墙里。”
老头的眼睛闪了一下。想到那件事就惊慌？打消他的惊恐心理大概会起作用。老头眨了两下眼。汉雷想，我击中要害了，让我击中了。但老头的眼光移回来又跟他的目光相遇时，眼神又暗了下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雷又磨了一个钟头，但老头始终也没有说一个字。
“请你好自为之，”汉雷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会再来的，那时再好好谈。”
汉雷又来到梅友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景象。人比以前多多了，但他们什么也看不到。房子废墟的周围都用帆布围起来了，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却可以完全挡住那些好奇的眼睛向里面窥探。在里面，20多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拿着搜查工具，正在用手将乱七八糟的东西扒开。每块砖、每块石头，楼梯上的每块板子、每块瓦都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但什么也看不出来，便都被扔到路边。瓦砾堆越来越高。柜橱里的东西也检查了，柜橱也被拆开了，看里面藏没藏什么东西。所有的墙都敲个遍，听听是不是空堂，然后把砖一块块地拆下来，扔到路边。
在壁炉附近，两个人格外小心地干着。尸体上的砖头被轻轻拿开，直到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盖着尸体。尸体侧卧着，像个胚胎的样子蜷曲着。原先在夹壁墙里时，可能是脸面朝外坐立着的。麦卡瑟教授仔细地察看着剩下的断墙，指挥着两个工人工作。他认为差不多了的时候，便走到跟前，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一样，用一把软刷子刷掉盖在尸体上的泥浆。
他把大部分泥土刷掉后，便更仔细地观察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站了起来。
“是个干尸。”他对汉雷说。
“干尸？”
“是的。地面是混凝土的或砖的，六面都封闭着，2尺之外有炉子的热气，于是，便使尸体干化了，脱了水，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都会很完好的，但像木头一样硬。今晚是切不开的。我得用热甘油泡上，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雷问。
“至少12个小时，还可能更多。据我所知，有的得好几天。”教授看了看表。“快4点了。到5点时，我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9点左右，我再到陈尸所看看，看能不能解剖。”
“该死，”汉雷说，“我本想把这件事快点解决了呢。”
“这话很难说，”麦卡瑟说，“我尽力而为。但实际上，我看内脏器官不会说明什么问题。我可以看出来，脖子上有勒过的痕迹。”
“勒死的？”
“可能。”麦卡瑟说。工地承包商的卡车停在帆布墙外。在病理学家的监护下，两名工人抬起僵硬的尸体（仍然侧卧着），放到一个担架上，用一块大毯子包起来，抬到卡车上。教授尾随着枢车到斯道大街陈尸所去了。汉雷走到技术处来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
检查员耸了一下肩膀。“这儿都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平滑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雷又问技术处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等到伙计们清理到地面的时候，那时才能看看有没有可照的。清不完的话，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工长悠闲地走了过来。按照汉雷的建议，他被留了下来，一旦出现什么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笑了笑，用很重的爱尔兰口音说：“你们干得真棒，我的人几乎都没什么可干的了。”
汉雷朝路边示意一下，那里，拆下来的砖瓦木头堆得很高。
“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那些都运走。那些都没用了。”汉雷说。
工长借着暗下来的光看了一下表，说：“还有一个小时。大部分都能运出去。房子里剩下的那些，明天上午能干吗？老板让把停车场的工程结束并且围起来。”
“明天上午9点再来问我，那时再告诉你。”他说。
他离开前，把自己的探长叫到跟前。探长一直在这儿负责。
“手提灯很快就送来了，”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到地板平面，检查一下，地面打好后是否有动过的地方。”
探长点了点头。他说：“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个隐蔽地方。但我要看着他们清理完。”
回到局里后，汉雷才有机会看看有关老头的材料。从房中清理出来的、拉到房管局的那些材料已经被整理了一下，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仔细地阅读每份材料，用放大镜看那些变旧发黄的文字。
里面有出生证明，名字正是那老头的，出生地是都柏林，生于1911年。有一些旧信，都是外人来的，大都是很久以前的，看不出什么与案件有关。但有两样东西使他很感兴趣。一个是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又折又皱，污迹斑斑，装在一个很次的相框里，没有玻璃。照片上是一个军人，似乎穿着英国军装，面对照相机微笑着。汉雷看出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挎着他胳膊的是一个丰满的年轻妇女，手中握着一束鲜花。她没有穿结婚礼服，但却穿着4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那种掐起宽宽肩膀的素色双大襟上衣。
另一个是那个雪茄盒。里面又是一些信，也都是与案件无关的；三枚勋章别在一条长杠上，下面还有一个英军服役工资册。汉雷拿起电话。已经5点20了。他想试试自己的运气。确实很走运，在坐落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里，英国武官仍然在办公桌旁。汉雷解释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将尽量帮忙，当然是从私人关系的角度上。这话一点不假。官方要求的话，必须通过正常渠道。按照正常渠道的话，就得从爱尔兰警方拐到英国警方。非官方的话，就方便多了。谁都承认，官方办事既繁琐又拖拉。道金斯少校答应，在回家的路上要到警察局停一下。虽然绕点弯儿，但他不在乎。
两名外出调查的刑侦人员中头一个回来时，天早就大黑了。他是出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那个人。他坐在汉雷办公桌的对面，打开记录念了起来。
根据注册记录，梅友路38号的房子是赫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54年买过来的，原房主已经死了。从纳税单上看，从他买房那天起，该房就归他所有并一直由他和太太居住。他太太叫维奥莱特·拉金。记录上看不出他老婆是什么时候死的或离去的，后来也没有居住改变的记录。在海关查询了死亡登记，一直查回到1954年，也丝毫没有查到关于维奥莱特·拉金太太死亡的记录。
保健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支取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额外申请。退休前，他是个店员和更夫。还有一点，那人补充说，他的所得税预扣册是从1954年开始的，上面有一个他过去在英国北伦敦的旧地址。
汉雷把桌上的服役工资册递给他。
“这么说来他在英军中服过役。”那人说。
“这没什么奇怪的，”汉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5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服役。看来，拉金是其中的一个。”
“他老婆可能是英国人。他是。1954年和她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爱尔兰的。”
“她可能是，”汉雷说，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部电话响了，说英国使馆的武官正在前厅。汉雷点了点头，他的手下人去了。“请把他领进来。”汉雷说。
道金斯少校是今天给汉雷帮了大忙的人。他在汉雷的对面跷起二郎腿，穿着条纹裤子，油光闪亮的皮鞋尖对着汉雷，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绕过桌子站到汉雷的身旁，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金制铅笔，他用铅笔尖点着照片上的拉金的帽徽。
“国王龙卫队。”他胸有成竹地说。
“你怎么知道？”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雷。
“双头鹰，”他说，“属于龙卫队的帽徽。很清楚，没有第二个。”
“还有什么吗？”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说：“第一枚是1939～1945星章，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中间的一枚好像是非洲星章，从杠徽上看，可能是第八军。有道理，国王龙卫队在北非打过仗，是装甲部队。”
汉雷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真正的勋章，桌上这三枚是微缩型的，以便在不穿制服时佩带。
“啊，正是，”道金斯少校溜了一眼便说，“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杠徽。”
汉雷通过放大镜看出，两套徽章的图案是相同的。他把服役工资册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一页一页地翻着。
“1940年7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可能在伯顿征兵站。”
“伯顿征兵站？”汉雷问。
“是伯顿，战时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人员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的岸，被指引到伯顿征兵站参了军。1946年1月遣散的，光荣复员。奇怪？”
“怎么？”汉雷问。
“1940年志愿参军，在北非装甲兵作过战，一直到1946年，他始终是个士兵，臂章上一道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熬上。”他指着照片上的军装袖子说。
“大概他不是一个好战士。”汉雷揣测说。
“可能。”
“你能给我搞来一些他在战争中的详细情况吗？”汉雷问。
“我明天的头一件事就干这个。”道金斯说。他记了一些工资册中的细节，然后离去了。
汉雷在机关食堂中吃了晚饭，等着第二个刑侦人员回来汇报。过了10点半，那人才回来，筋疲力尽，但却兴冲冲的。
“我跟梅友路上了解拉金和他老婆的15个人谈了话，”他说，“而且有三个可靠的证人。莫兰太太，邻居，她在那儿住了30年，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邮递员，现在退休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给梅友路送信。还有伯恩神父，也退休了，现住在退休神父之家。我刚从他那儿回来，所以耽误了。”
他打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汉雷向后靠在椅子上。
“莫兰太太回忆说，1954年，住在38号的鳏夫死了，房子上挂出了‘出售’牌子。只挂了两周就摘掉了。又过了两周，拉金夫妇搬来了。那年，拉金大约45岁，他太太年轻得多，英国人，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在伦敦时，她丈夫是店员。一个夏天，拉金太太不见了。莫兰太太说，肯定是在1963年。”
“她是怎么肯定的？”汉雷问。
“那年11月肯尼迪被刺，”他说，“消息是从路口旅馆酒吧传来的，旅馆里有个电视。不到20分钟，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边议论这个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邻居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她没有敲门就直奔客厅里，拉金正在沙发里打吨，他惊得跳起来，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时拉金太太就不见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过去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63年1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1963年夏天不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雷问。
“出走了，”刑侦员毫不迟疑地说，“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总也不想出来玩玩，连星期六都不出来，所以，他太太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吵了许多次，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好调情，所以，她挟起包裹出走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有些妇女认为他活该，谁让他不待她好点了？谁也不怀疑什么。
“打那以后，拉金就更缩着不出来了，既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屋子。人们主动去帮他忙，就像小地方那样，但他都拒绝了。终于，人们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店员工作，成了更夫。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门上两个锁总锁着，因为晚上他不在家，而白天又想睡觉。他是这样说的。他开始养小动物。先养雪貂，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打死了。最后养鸡，过去的10年一直养鸡。”
退休的神父也证实了拉金太太的情况。拉金太太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而且经常上教堂，定期作忏悔。1963年8月，她出走了。大多数人都说是跟一个男朋友私奔了。而且，伯恩神父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至少可以说，他不怀疑她是出走了。他曾几次家访，但拉金不信教，拒绝任何精神上的说教。拉金曾骂过他老婆是婊子。
“这些都符合，”汉雷小声说，“当他发现以后，对她有点太狠了，她或许会打算离开他的。天知道，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当地人，也常到当地酒吧去。拉金太太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来喝点什么。一个夏天，她还到酒吧去当过服务员。但不久，她丈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得多，明朗，欢快，也不讨厌别人挑逗。
“她外貌什么样？”汉雷问。
“小个儿，大约1.60米，相当丰满，圆墩墩的，黑卷发，好笑，胸脯很高。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过去的旧式桶中倒淡啤酒时，那副模样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拉金知道她喝酒时，便大发雷霆，进来便把她拖走。不久，她就离开他了，或者是不见了。”
汉雷站起来伸了伸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拍了拍年轻的刑侦员。
“太晚了，回家去吧。早晨都写下来。”
当晚，汉雷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探长——现场负责人。
“已经清完了，”他告诉汉雷说，“最后一块砖都清出去了，但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找到。”
“那么，就得靠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它情况了，”汉雷说，“或者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探长问。
“还没有，”汉雷说，“但他会说的。这些人，最后总要说的。”
探长回家了。汉雷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今晚在局里过夜了。过半夜时，他到拘留室里去看看老头醒着，坐在床边，盯着对面的墙。汉雷朝看守他的警察摆了一下头，他们便一起来到审讯室。警察坐在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雷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训词：“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然后，他坐在老头的对面。
“拉金先生，15年了。那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啊。1963年8月，对吗？邻居们都记得；神父记得，甚至邮递员也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老头抬起脸，看了一下汉雷的眼睛，又低下去看看桌面。什么也没说。汉雷坚持问下去，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角落里的警察直打哈欠，但拉金都显得毫无倦意。汉雷明白了，拉金打了多年的更，可能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
他终于站了起来。这时，审讯室挂了霜的窗户上已经透出了一层灰白光。
“你可以顽固下去，”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太太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嗯？从墙后的墓穴中讲话，过了15年了。她会讲的。她会在实验室中说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何时发生的，甚至为什么发生的。然后，咱们再来这里，那时，我就要起诉你。”
尽管他不易发怒，但这回却让老头的沉默把他气坏了。不是因为说得太少，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说什么，只是用捉摸不透的眼光盯着汉雷。汉雷问自己，这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惊恐？惧怕他汉雷？悔恨？嘲讽？不，不可能是嘲讽。这老家伙的劫数到了。
他站起来后，用大手摸着脸上的胡茬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又回到拘留室去了。
汉雷坐在沙发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枕着靠背，伸直两腿，鼾声如雷。
8点钟时，他醒来了，到卫生间洗了洗脸，刮了胡子。两名实习小警察看到他来得这么早，不禁大吃一惊。9点钟时，他已吃完早饭，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9点半时，梅友路的工长打来了电话。汉雷考虑着如何回答。
“好吧，”他终于说，“你们可以围起来和打混凝土了。”
20分钟后，麦卡瑟教授来了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教授兴致勃勃地说，“皮肤也软得可以解剖了。我们正在淋干，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开始了。”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报告呀？”汉雷问。
“那要看你指什么，”电话里说，“正式报告的话，得两三天；非正式的话，午饭后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因，我们昨天已经肯定了脖子上的勒痕，正如我昨天怀疑的，是用袜子勒的。”
这位病理学家同意两点半时从陈尸所到汉雷办公室来。
一上午没有什么打扰，只是道金斯在中午时打来了电话。
“挺走运，”他说，“在战争局的档案室找到一个朋友，给了我特殊照顾。”
“谢谢，少校，”汉雷说，“我在做记录，说吧。”
“事情并不多，但却肯定了咱们昨天的想法。”
汉雷心里说，你昨天想了什么呀，这个殷勤的英国佬。
“士兵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40年10月抵达利物浦的都柏林码头并志愿参军。基本训练是在约克郡的卡特里克军营进行的。后来转到国王龙卫队，1941年3月被旅往埃及作战。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熬上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同一年，他在德国的秋季攻势中当了俘虏，后来的战争年代里，他一直都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里当农工。1944年10月，被俄国人解放。1945年4月被遣返，正赶上5月份欧洲战争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状况的？”汉雷间。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档案里有记录。1945年12月14日在北伦敦爱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那年她17岁。你知道，1946年1月，他光荣复员，在爱德蒙顿当店员，一直到1954年，所以，部队知道他的地址，也是最后的地址。”
汉雷诚恳地感谢了道金斯，放下了电话。拉金娶那位17岁姑娘时，是34或35岁。他们搬到梅友路时，她可能只有26岁，但他可能已经是暮气沉沉的43岁的人了。她1963年死去时，才35岁，仍然很动人，而且也可能很有性感和性欲。而他已经52岁了，已经不令人感兴趣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是啊，这就会出问题。他耐心地等待着麦卡瑟教授的到来。
病理学家真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到了汉雷办公室的椅子上。他掏出烟斗，清闲地装着烟丝。
“实验室不准抽烟，”他道歉地说，“但烟能盖住甲醛，你应该喜欢它。”
他惬意地抽着烟斗。
“已经搞到你要的东西，”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了。是用一只袜子勒的，引起窒息，又狠狠地击了头。舌骨这儿，”教授指着自己下额和喉头的地方，“三处骨折。在死之前，头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头皮破损，但没有死。可能是被打晕后又引起窒息死亡。”
汉雷靠到椅子上。“太好了，”他说，“死亡年代呢？”
“啊，”教授说，拿过来自己的文件箱，“我给你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把手伸到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袋，里面装着一块变了色的旧报纸片，约有4寸宽6寸长的样子。
“头皮可能流血不止，凶手为了不让血流到地毯上，一定是用报纸把流血的头皮包了起来。毫无疑问，正是在他砌假墙秘室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看出是一张旧日报，上面的日期还能看出来。”
汉雷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袋子，用放大镜看着那块旧报纸。他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定是一块很旧的报纸了。”他说。
“当然是很旧的了。”麦卡瑟说。
“是过去的旧报纸，不是当时的报纸，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只是用来包头上的伤。”汉雷坚持说。
麦卡瑟耸了耸肩膀。
“也许你是对的，”教授附和地说，“这样的干尸，谁也确定不了准确的死亡年月，只是推断而已。”
汉雷轻松下来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心情舒畅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过来垫在抽屉里、柜橱里的旧报纸，那旧报纸早就放在那里多年没动了。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1943年3月13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瑟说，“我断定死亡是在1941到1945年间，可能跟报纸上的那个年月差了多少。”
汉雷盯着他，半天没有挪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太太死于1963年8月份。”他说。
麦卡瑟盯着他，一边盯着一边又点着了烟斗。“我想，”他轻声地说，“咱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陈尸所的尸体。”汉雷说。
“我也是啊。”麦卡瑟说。
“拉金和他老婆1954年才从伦敦迁到这里。”汉雷慢条斯理地说，“在梅友路38号房主兼住户死亡之后，他们买的房子。人们都说拉金太太是1963年8月离开她丈夫而出走的。昨天我们拆房时，在夹壁墙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你并没有告诉我说拉金夫妇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瑟有理有据地指出说，“你只是让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我照你的话干了。”
“但它已经干化了，”汉雷坚持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时间的幅度会很大的吧？”
“但不会大到20年。”麦卡瑟平静地说。
“那个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1945年。内脏的化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袜子也可以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可能用的是20年以前的旧东西。可是，头发、指甲、内脏——这些不可能错。”
汉雷觉得好像是大白天做梦。他好像是在1951年的橄榄球冠军赛中，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去冲破英国队的防守队员，艰难地向端线奔去。他几乎要触抵端线时，球从手中滑脱了，他奋力去抓，但抓不住……
他醒了过来。
“除了年月，还有什么？”他问，“这个女人很矮，1.6米左右？”
麦卡瑟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夹壁墙里过了35年，骨头也不会长长的。她大约是1.79米到1.8米的样子，又瘦又高。”
“黑头发，卷曲？”汉雷问。
“非常直，浅黄色的。头发仍长在头上。”
“她死时大约35岁？”
“不，”麦卡瑟说，“她足有50多岁了，生过孩子，我敢说，是两个。而且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做过补救手术。”
“你是不是认为，”汉雷问，“从1954年开始，他们直到维奥莱特·拉金出走，以及拉金自己过的15年——都一直跟几尺外的死尸居住在一起？”
“很可能那样，”麦卡瑟说，“在那样温暖的屋子里很快就会干化的。尸体干化后是不放味的。假设像我认为的那样——她在1943年被害，到1954年的时候，尸体跟我们挖出来时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那么，1943年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一个战俘营里。”汉雷说。
“这样看来，”教授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他不是杀死那个女人并把她砌到墙里的凶手。那么是谁呢？”
汉雷抓起内部电话要刑侦科。那位年轻的刑侦人员接了电话。
汉雷故意地问：“1954年以前，梅友路38号的房主兼住户是谁？”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这一点，但我记得前房主在那儿住了30年，他是一个老光棍儿。”
“他当然是光棍儿了，”汉雷低声说，“他叫什么？”
对方停了一会儿。“我根本没有想到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之后，老头被释放了。但他是从后门走的，以防前门有记者在那儿逛来逛去。这一回，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了。他口袋里揣着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顺着便道走下去，拖拖沓沓地回到了宝石区的简陋小巷。
在梅友路，原先房子占的那一块地面上，环形栅栏已经合拢起来了，整个停车场都围起来了。在原先的后院的地方，混凝土已经打得一溜平。在昏暗的黄昏光线中，工长正和两名工人在混凝土地面上呕哐地走来走去。
工长不时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干了，”工长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柏油。”
在路对面的乱石堆里，正烧着一堆垃圾、楼梯板、棚板、棚条、柜橱、窗框和门，栅栏、厕所、鸡窝也都烧了。但即使在火光的照耀下，也没有一个工人注意到环形栅栏外面的老头身影，他正在盯着工人们。
工长检查完这块新打完的长方形地面，走到另一边去，来到原先的后板墙的地方。他低头看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这不是新打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6尺长、2尺宽的混凝土板。
“这是鸡窝的地板。”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打的混凝土。
“你怎么不打上一层新的呢？”工长问。
“我没打。那样会使这块地方变得太高了。若是打上的话，柏油也会鼓包的。”
“如果这儿下陷的话，老板会让咱们返工的，而且要包赔损失。”工长郁郁不乐地说。他走出去几步，拿过来一根沉重的铁棍子，把棍子举得高高的，向旧混凝土板狠力地砸下去。铁棍被弹了回来，工长嘟嚷了一句什么。
“好吧，够结实的了，”他承认说，回身向等着的推土机摆手，“马克，填吧！”
推土机的大铲开到热气腾腾的沥青混凝土堆后，像推砂糖一样，将它推散在混凝土地面上。几分钟后，整个地面就从灰色变成了黑色，又被耙平。压路机等在喷洒机后面，准备最后一道工序。
当天空的最后一道光线消失的时候，工人们都纷纷回家了。停车场完工了。
在栅栏的外面，老头转过身去，拖拖沓沓地走开了。
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笑了，第一次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长。
他心中的沉重石头终于落地了。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