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名字,可是关于我的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你叫鲍勃,没有人会问你:“怎么拼?”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就不一样了。

有人以为我的名字是P·辛格,而我是锡克教徒,于是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戴包头巾。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蒙特利尔。有一天晚上,订比萨饼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忍受另一个说法语的人放声嘲笑我的名字,因此当接电话的人问:“请问你叫什么?”时,我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半个小时后,比萨饼送到了,是给“李乔·德曼”的。

的确,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改变我们,有时改变如此深刻,在那之后我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了。注意西蒙也叫彼得,马太也叫利未,拿但业也叫巴多罗马,是犹大而不是加略人叫达太,西缅被叫做尼结,扫罗成了保罗。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的罗马士兵站在校园里。我刚到学校。他看见了我,一道邪恶的天才之光照亮了他愚钝的大脑。他抬起胳膊,指着我叫道:“是排泄哩·帕特尔!”

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我们鱼贯走进教室时,笑声停止了。我头戴荆棘冠,最后一个走进去。

孩子的无情对谁都不是新闻。没有人煽动,没有人要求,这几个字随风飘过校园,传进我耳朵里:“排泄哩在哪里?我得走了。”或者:“你正面对着墙,你在排泄呢?”或者类似的话。我会

一动不动,或者相反,继续做自己的事,假装没有听见。声音会消失,但伤害却留了下来,像小便蒸发后留下的气味。

老师也开始这么做。是天太热的原因。随着一天的时间渐渐地过去,早晨还像一片绿洲一样紧凑的地理课开始像塔尔沙漠一样拉长了;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如此充满活力的历史课变得干巴巴灰蒙蒙的;最初如此精确的数学课变得糊里糊涂。老师们下午疲惫不堪,用手帕擦着额头和颈背,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我的感情,也不是想让大家发笑,但是甚至他们也忘记了我的名字所能激发的独特联想,很不体面地将它扭曲了。从几乎难以察觉的语调变化中我能听出来。好像他们的舌头是赶着野马的驾车人。他们能勉强发出第一个音节,但是最后,天太热了,他们对口喷白沫的战马失去了控制,不再能勒住缰绳让马走过第二个音节,而是不顾一切地向下冲到了第三个音节,下一次再叫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味儿。我会举起手来回答问题,老师点名让我回答时会说:“排泄哩,你说。”通常老师意识不到他刚才叫了我什么。他会疲惫地看我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答案。有时候全班似乎像他一样被炎热打倒了,对此也没有反应。没有一声窃笑或一个微笑。但我总是能听见那含糊的声音。

在圣约瑟学校的最后一年,我感到自己就像在麦加遭受迫害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但是就像他准备逃往麦地那,准备进行标志着穆斯林纪元开始的逃亡一样,我也在计划自己的逃亡,在为自己计划一个新的开始。

在圣约瑟学校毕业之后,我进了小修院,那是本地治里最好的一所说英语的中学。拉维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弟弟一样,我会因为追随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兄长的足迹而感到痛苦。在小修院他是同龄人中的运动员,一个令人生畏的投球手和有力的击球员,城里最好的板球队,我们自己的卡皮尔·德福的队长。我是个游泳健将,这一点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似乎人性的法则便是如此,生活在海边的人觉得游泳健将可疑,就像生活在山里的人觉得登山健将可疑一样。但是跟随某个人的影子,这并不是我要的逃跑,尽管除了“排泄哩”我愿意叫任何名字,哪怕“拉维的弟弟”也行。我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第一天上学,在第一堂课上,我便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我周围还有其他圣约瑟的校友。和所有新课一样,那堂课也是从报名字开始的。我们按照碰巧坐的位子的顺序在座位上报出自己的名字。

“库马尔。”加纳帕蒂·库马尔说。

“维平·纳特。”维平·纳特说。

“沙姆舒尔·胡达。”沙姆舒尔·胡达说。

“彼得·达马拉杰。”彼得·达马拉杰说。

每个名字报出来之后,老师都会在名册上把这个名字勾掉,并且很快地看那个学生一眼,以帮助自己记住他。

“阿吉特·贾得桑。”阿吉特·贾得桑说,离我还有四张桌子。

“萨帕特·萨罗贾。”萨帕特·萨罗贾说,还有三张桌子。

“斯坦利·库马尔。”斯坦利·库马尔说,还有两张桌子。

“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说,他就在我前面。

轮到我了。是解决这个讨厌问题的时候了。麦地那,我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朝黑板走去。老师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我已经拿起一枝粉笔,边说边在黑板上写道:

我的名字叫

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

大家都叫我

——我在名字前面两个字母下面画了两道线——

派帕特尔

另外我又加上了

π=3·14

然后我画了一个大圆圈,又画了一条直径,把圆一分为二,以此让大家想起几何初级课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盯着黑板。我屏住了呼吸。接着他说:“很好,派。坐下。下次离开座位之前要请求老师的同意。”

“是,老师。”

他把我的名字勾掉了。然后看着下一个男孩子。

“曼苏尔·阿哈迈德。”曼苏尔·阿哈迈德说。

我得救了。

“戈坦姆·萨尔瓦拉吉。”戈坦姆·萨尔瓦拉吉说。

我能呼吸了。

“阿伦·安奈吉。”阿伦·安奈吉说。

一个新的开始。

我对每个老师都重复这个表演。重复很重要,不仅在训练动物时是这样,在训练人时也是如此。在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和下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之间,我冲上前去,用鲜艳的色彩,有时还有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可怕的刺耳的声音,来装饰我重生的细节。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男孩子们开始像唱歌一样跟着我一起说,我一边在正确的音符下面画线,一边迅速吸一口气,这时声音渐强,达到了高潮,我的新名字被演奏得如此激动人心,任何唱诗班指挥都会感到高兴的。有几个男孩子还接着低声地急迫地喊:“三!点!一!四!”同时我尽快地写着,用将圆一分为二的动作结束了合唱,因为用力太猛了,碎掉的粉笔飞了出去。

每次有机会我都举手,那天我举手时,老师给了我用一个音节报出名字的权利,这个音节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优美。学生们也这么叫我。甚至圣约瑟的淘气鬼们。事实上,这个名字流行起来。一点不错,我们国家人人都是有志气的工程师:很快就有―个叫欧普拉卡什的男孩开始叫自己欧米茄(Omega),还有一个假装是尤普赛伦(Upsilon),过了一阵子又有了一个迦玛(Gamma),一个兰姆达(Lambda)和一个德尔塔(Delta)。但是在小修院,我的名字是第一个也是叫得最长久的一个希腊字母。甚至我哥哥,板球队的队长,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表示认可了。第二个星期,他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听说你有个外号,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没有说话。因为无论会是什么样的嘲讽,要来的总是来要的。躲也躲不掉。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黄色。”?

黄色?我朝四周看了看。不能让任何人听见他要说的话,尤其是他的跟班。“拉维,你是什么意思?”我低声说。

“我没意见,弟弟。什么都比‘排泄哩’好。甚至‘柠檬派’。”他边急急忙忙地走开边笑着说:“你的脸有点儿红了。”

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于是,在那个像一间盖着波纹铁屋顶的棚屋的希腊字母里,在那个科学家试图用来理解宇宙的难以表述的无理数里,我找到了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