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物农场》一书的翻译和出版。

“文革”后期,我为两个返城的插队知青补习英语,用的教材就是《动物农庄》。我教英语仍然使用老式翻译法,每日课后,学生都必须把阅读材料译成中文。这两个学生的翻译练习,经我修改成章,也可以算作《动物农庄》的初译稿吧。《编译参考》刊出《1984》以后,曾有一家出版社把这份译稿拿去,但后来并无下文,甚至连稿子也没有还给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就连广东花城出版社已经公开发表的《1984》,初版也只作内部参考书。80年代末再版时,虽然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售卖,印数却少得可怜,读者很难买到。一眨眼,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已经到了1996年。这一年春季或夏季,乐山告诉我,他同某一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主编一部两卷集《奥威尔文集》,上卷收录作者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文章,下卷收录两部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这时《动物农场》上海已经有了一个译本,但董兄仍希望我再译一次,我自然从命。一年以后,《文集》出版了,但只出了一卷,合同中约定的下集小说不明不白地被斫掉了。这是我国出版界现状,我无话可说。只是在悼念乐山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发了几句牢骚。

近三四年先后有几家出版社同我联系,有意出版我的译本。其中一家已与我签订稿约并预支了稿费,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出书。倒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重新印行了《1984》,在取得那家与我签约的出版社同意后,把我译的《动物农场》附了进去,作为合集出版。

我很高兴,这本小书现在终于能够以单行本形式问世了。倒不是我如何看重自己的译文,在书籍的封面上看到自己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此书能广为流传,在书店里容易购买,叫更多的人读到。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不管它在这个国家或是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毕竟已经过去。但是如果有众多读者能在书中读到它,这些事就会继续留在人们记忆里,起着警示作用,叫我们在革命路途上,不致再犯错误,重蹈覆辙。

不久前,有人从国外网站下载了一篇文章寄给我。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大概也是《动物农场》的热心读者吧,在文章中,这位作者把美国现状同农场里发生的事进行了类比。他发现美国的许多组织和社团——左的和右的,工会和三K党,甚至政党或政府,都在使用拿破仑一伙人的伎俩欺骗、愚弄自己属下、会员、选民和群众。恫吓谩骂,危言耸听,暗中修改规章,滥开空头支票,推脱责任,把大小罪责都叫别人承担……这些肮脏手法无一不在美国政界广为使用,同《动物农场》极为相似。如果这位作家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今天的美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高级动物农场了。看来《动物农场》这本书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