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尼阿明神父,一个心地真诚、纯净的神父,昨天下午在他主持的那座教堂中一个僻静的副祭坛上为我施了洗。他客气地转过头去,不看我这罪恶的身体,同时将圣水洒在我的身上,一位在教堂里当杂工的老太婆,像是一朵长满铁针的上帝的蒲公英,她拉开我内裤上的皮筋,好让圣水冰到我的隐私之处。

尽管怀孕了,可我看上去还像个小姑娘,只是一对乳房变得沉重了,吊在那里,像是别人的。

穿一件带有细腰带的白色连衣裙,腿上绷着白色的连裤袜,脖子上系着蓝色的小围巾,我像是生出了翅膀,既轻盈又温柔,从教堂里飞了出来,去迎接太阳、槭树和乞丐,去迎接墓地的十字架、树枝和黑色的围墙,去迎接并不肥沃的秋天土地的气息以及火车的轰鸣。作为一个东正教会的女儿,一个温顺的信徒,我宣布停止我那些有违教规的小战争,请求敌人的原谅,一有事情,我就跑来请教维尼阿明神父,他身上总有一种非现代的、让人入迷的神性。我不愿意与任何人为敌,也不愿去责怪任何人,我自己将变得纯洁起来,即便我还会犯罪,可我如今毕竟已靠近了上帝,依靠上帝,我所有的疑虑都将迅速地消散。我今天比昨天更有信仰!明天,我的信仰将比今天还要多!

丽杜拉来了,她很嫉妒。她也想去受洗,可我不想把她介绍给维尼阿明神父,因为她还不成熟。——如今,各种诱惑有可能变得更加诱人,——维尼阿明神父叹息着对我说道。——你要和那些诱惑进行斗争!要有警惕性!——我明白!——我回答。

丽杜拉抱怨我也是白搭。

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向你祷告,原谅我,这不是我的错,没有人教过我,我的生活是在远离你的环境中度过的,脱离了方向,出现了灾难,所以我明白了,除了你,我没有人可以求助。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虽说,你更像是存在着的,因为我非常愿意你一定存在过。如果说你不存在,我是在向虚空祷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俄国人和外国人,残疾人和院士们,老太婆和年轻一些的人,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不断地建造教堂、洗礼孩子、画圣像、唱赞歌呢?难道这一切都是白做的吗?不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相信,说这一切都是连续不断的欺骗,是突然会受到嘲笑和贬低的普遍的短见!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说我在跑到你这里来之前,离你很远,曾经沉湎于各种开心事,唱歌跳舞。但这难道不好吗?难道不能唱歌跳舞吗?难道不能有过失吗?你也许会说:不能!你也许会说:你没有按照福音书上写的规矩去生活。可我并不知道福音书上都写了些什么些规矩啊。那怎么办?如今我死后就得下地狱,永远受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有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啊!如果有地狱,那就是说,你是不存在的!

你不过是在拿地狱吓唬我们。你说说看,我猜对了吧!但是,如果我猜错了,地狱还是有的,那么,就请你用神的意志把它取消吧,赦免有罪的人们吧,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被关了很久了,请快宣布吧,别再隐藏,你干吗要隐藏了这么多个世纪呢,要知道,正是由于你的隐藏,众人才犹豫不决,才互相仇恨!快给个信号吧!

你不愿意?你认为我们不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你解释一下,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成这样的恶棍?不,如果是你把我们创造成了这样的恶棍,那么试问,干吗又来冲我们抱怨呢?我们没有过错。我们只想生活下去。

取消地狱吧,主啊,今天就取消,现在就取消!否则我就不再信仰你了!我向你发出这个请求,并不仅仅因为我在为自己担忧,而且也因为众人都上不了天堂,而且更因为我们也上不了天堂,让我们去天堂吧!……

要不,你就是认定,我是怕莱昂纳狄克?害怕他的来访?当然,我害怕!就是因为害怕,我才住到了丽杜拉这里,她也想受洗,但那仅仅是为了赶时髦,可她还不够成熟,请你相信我的话!但是,就算我害怕他,那也不是因为他可怕:我只是不想见到他,而他,恰恰相反,是个不很可怕的人,只有他的指甲有些可怕,可是就整体而言他却比从前温柔了一些,我一时慌乱,干了蠢事,我怕他,是因为我有可能支持不住,是因为,我只对你坦白,我有可能接受他的建议。这个孩子呢,如果我留下他,那么他是谁?回答我!我是否会与他分离?但是,对于我独立于各种生活之外的生命,对于除了生活我还活着这一事实,这难道不是惟一的见证吗?

等等,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求你,如果这也受你控制的话,其实一切都受你控制,你让他暂时别来,拦住他,我求你啦,让我自己来决定,请你带走我的恐惧!

祷告进行得不是很流畅,虽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吵闹的女人,一次也没有招惹过已婚男人,但是不能惹我生气,否则我会作出同样的回击,我甚至打过达托的耳光,当时他为了气我,和一个妓女发生了关系,尽管他还在激烈地矢口否认,似乎他俩没躺在沙发上做过那些姿势很不雅观的动作,似乎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已打算原谅一切,把责任都推到那个头发油腻的烂货身上,那个烂货早就从舞台侧面接近了他,盯着他的脸,说一些空洞的闲话,那些闲话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我对达托发出了警告:瞧,我是爱吃醋的!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无法忍受!——而他却摆出一副茫然无知的面容,敷衍其事,带着那副同样茫然无知的面容,他在其犯罪现场看着我,就像当初他父亲维萨里昂撞见我俩时一样,当时,我正在给他这个傻瓜熨衬衫,而他却从后面冲了过来,就像一头雪豹,一下就找到了位置!他站在那里,用他那富有乐感的嗓子唱起俄国民歌来,而且是用英文唱的,他喜欢把俄国民歌改编成英文,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这并不完全是达托:这是那个男孩瓦洛杰奇卡,个子和我一样高,却是一个很有技术的男孩,已经在负责和国外做生意,我和他一起在雅尔塔休过假,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大饭店里,一个英国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敲了537号我房间的门,提出要和我做爱,这时,他老婆正在楼下的外汇酒吧里着急呢,但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在这时,瓦洛杰奇卡打算去旅游,来叫我去,可是我却摆摆手拒绝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名空姐,我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机场,到过索马里,到过马达加斯加,到过达喀尔和火地岛,我想对他的邀请啐上一口,可他却几乎没觉得惊讶,把我的话都当真了,他也曾经乘飞机路过达喀尔,这次他是请我去突尼斯:你别担心,那里的一切都和白人世界的一个样。——我在考虑是否接受邀请,虽说他的个子和我一样高,比我还小六岁,可他已经很有技术了,几乎和达托一样,只不过达托更喜欢瞎折腾,更喜欢咬上几口,逗我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当我已来到犯罪现场,当他那个善良的屁股正在闪烁着匀称的光泽,他还带着一种军人般的顽固在百般抵赖,虽然我已经找到了证据,在请那个年轻的妖精赶快走开!——喂,您真不害臊啊,姑娘!您难道真不害臊吗?——而她呢,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走到镜子前面去梳那油腻的头发,去化妆,还嘻嘻地笑着,就像我和达托当时那样,当格鲁吉亚的区检察长维萨里昂老爸突然闯了进来,用男低音说了一声:啊哈!——我在音乐声中熨着衣服,因为我的达托是个国际级的管风琴演奏家前文曾说他是个小提琴手。,永远在各地巡回演出,也总是揣着我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用一架一次成像的相机拍的,当时我在莫斯科郊区阿尔罕格尔斯科耶的一家餐馆里刚吃完饭,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我不知为何把照片给他看了,他说:这人是谁?——他指着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那个他不认识的男人的脸上有一种甜蜜的放松表情,这是男人们在这种场合都会流露出的一种神情。这关你什么屁事?我想夺回来,可他却不让:让我保存着吧,装在钱包里,等你妈来了,还可以看到——于是,就装进了钱包,我来不及抢过来,于是,那照片就乘着各种飞机走遍了半个世界,到过索马里,到过马达加斯加,到过达喀尔和火地岛,成了拉斯帕尔马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世纪空难的见证人,而我却无动于衷地说:空姐。我的走路姿势,看出来了吗?——他看出来了。就这样,我和他一起逛遍了整个雅尔塔,维萨里昂老爸却出现在了门口:啊哈!——而达托却一声不吭,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顺便说一句,格鲁吉亚人中间也不乏严谨人士,这我自己看了出来,但只要一有点什么事情,他们就要动刀子!虽说同样,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那个年轻的妖精说了声“再见”,走出门去,无羞无耻的样子,我甚至感到吃惊,我想:哇,有水平!洗都不洗一下,真是无耻,音乐会上,我让达托背对着她,他似乎也没看到她,可是当我们坐上汽车,沿着鲁斯塔维里街开去,这条街很棒,商店一直开到半夜,这时,我一看:她已经坐在了我们的车里,达托仰坐在中间,在两个姑娘的中间,就像一位园丁。不,我说,达托,这样不行,可他俩却已经亲吻上了:她吻着他的嘴唇,像只虱子一样在他的裤子上乱爬。转过身来,亲爱的!他腾不出手来,但还是转过了身。我对着他的脸就是一下,他抓住我的手:你干吗?我说:你把我和什么人相提并论了?——然后,咬了一口!他甚至委屈得哭了几声,一副神经质的样子,和许多音乐家一样,可他却喜欢各种各样的怪主意:没有撕碎照片,没有嫉妒得大喊大叫,相反,他却把那张照片装进钱包,带着它周游世界,而她刚刚出门,他就开始否认一切,说什么事都没有过。什么叫什么事都没有过?!我甚至失去了知觉。而他却唱了起来:

来吧,玛路霞,带来一只鸭。

我们来吃鸭,我们来睡觉。

住口!我说,瓦洛杰奇卡,你首先要赢得下流的权利!关于骂人话我也会说出同样的意思来,我以前从不说骂人话,总是尽量避免,认为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可克休莎却解释说,当一个字眼重新获得它的原始意义,就具有了某种优势:这就叫爽!从来不说骂人话的只有教师阶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爽”。是的,我的克休莎在这里没有说错,至于她为什么要骂法国人,却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不久前她又去了美国,她对我说道:那儿更糟,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民族,和我们一样,只不过要富裕一些,他们还很为他们的真诚而骄傲。他们说,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的真诚超过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情结,但是,她说,他们中间有太多真诚的傻瓜了,这简直像是一种流行病。如果相信她的话,那么,飞回巴黎之后,她甚至连呼吸都觉得更畅快些了,美国人,她说道,一个叫人讨厌的民族。瞧他们那趣味!……在巴黎,她说,隔着两里路就能认出他们来。在博物馆里,他们就像猴子似的,戴着耳机走来走去。戴着什么样的耳机啊?我不喜欢她的话,越听越不喜欢!你去排排队,我说,跑到药店去买些药棉,我说,你愿意为一双靴子花掉两百卢布吗?——她生气了。她说,我从来不排队,没有橘子我也能活下去:就吃奶酪!这回轮到我了,我也生出一股怨气来:克休莎,你别碰美国人!一个迟钝的民族是登不上月球的。虽说,另一方面,那耳机又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种习俗,她说,你去博物馆,拿上一个导游录音机,那录音机就会唠叨个不停,而你就戴着耳机听。就这样,她解释道,那些美国人就一个跟着一个,从一幅画走向另一幅画,就像发条玩具一样,头上还戴着耳机。他们皱着眉头,一脸的傻相。那个机械导游对他们发出口令:向前一步!他们就向前迈一步。请走近画作!他们就走近画作……退后!请退后两步!他们就后退……现在去另一个展厅。三号展厅。他们就走向三号展厅,放过了他们还什么都没看的二号展厅,因为给他们下达了直接去三号展厅的命令。瞧,这不都是些白痴吗?我为那些人感到生气,我说,在这里,除了进步,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耻的东西,我自己也会戴上那种耳机,幸好,我在中学时就记住了英语,我甚至能用英语唱一段民歌:

来吧,玛露霞,带来一只鸭……

瞧,他要她带一只鹅给他,鹅,您明白吗,是一只鹅主人公错将英语中的“鸭”当成了“鹅”。!“我们来吃”,就是要吃掉这只鹅,然后——那个英国人瞪大眼睛,绷紧浑身的肌肉,他不理解幽默,他眨着眼,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不过,我说,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同伴:如果同伴不坏事,民歌有时甚至能成为一部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它来自于民间生活的深处,因为,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知,民间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个难以穷尽的现象。民间生活中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们使我走向爱国主义(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是,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完全失败的东西。比如,犹太人就说我们脑袋迟钝,说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更迟钝的民族了。你们得了吧!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太机灵,尤其是在乡下,那里的生活甚至低于贫困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能够吃上柑橘、核桃和肉,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伊万诺维奇两兄弟(他俩是记者)曾经对我解释,人民即便是愚蠢的,他们仍然是天赋智慧永不枯竭的宝库,但一旦他们不再喝酒,生活脱离了贫困,他们就会立即丧失智慧,同样也会丧失其他的美德,因为,灵魂只有在节制中才能保持纯洁!不错,我对他们说,比如说我,就没有低级的物质欲望,而此刻,在受了洗之后,我更会举起双手赞同道:这是一个注重心灵的民族!而克休莎关于美国人的那些话是白说的,美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不过我们要更好一些!我这样说,是以一名东正教会女儿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叛教者,当我跪下来祷告,看着那些圣像,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梅尔兹里亚科夫悄悄地对我说:祷告!祷告!我说:我祷告着呢。而我自己却只在搅动教堂里的空气。但是,当神父维涅季克特出现在我的道路上,我便渐渐地分辨出了美丽,感觉到并不肥沃的秋天大地的气息,落叶飘向那秋天的大地,脚下是一张即将织就的黄色地毯,你走在那张地毯上,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心里充满欢乐,耳畔传来歌声,似乎,他们关闭了外省通向首都的入口,在举办一次永不停止的奥运会,事情还会变得更好,因为,我能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坏,不愿在抢购一番之后再回去,尤其是那些怀有各种企图的人,那些还没有彻底堕落的人,首都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使他们腐化了。要进入莫斯科,你得弄张签证,然后你就去吧,否则的话就待在家里,哪儿也别急着去,要不,你就会在夜里做梦,有时还会在梦里喊起来,到莫斯科只有一夜的路程,而且,我还要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开向那里的火车都装得满满的,没有空座位,就像在地铁里一样,旅客们就睡在行李架上,而返回时,一节普通车厢里往往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们那座城里的人口却没有减少。我结过两次婚,也就是说,是在二十三岁之前,两次结婚都是犯傻,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去莫斯科是为了逛逛那里的剧院和餐馆,让心灵休息休息,我越来越频繁地去探望一些人,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更主要的是,我的亲爷爷就住在莫斯科,他有一套两居室!一个人独住!!!——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不,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奶奶,已经死了,可我还得在那最最穷困的外省小城里消磨时光!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位住在莫斯科的亲爷爷,他是一位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斯达汉诺夫运动”中的先进工作者,这一运动是苏联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利用技术设备自1935年起开展的一场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的群众运动,运动以其发起者、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1905/06—1977)的姓氏命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不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我那位不走正道的老爸,却发了疯,离开了莫斯科,永久地陷在我们那个古老的城市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渣滓。我感觉他从前犯过罪,可根据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家里从来不谈论这件事,老爸并非偶然地成了独眼龙,也就是说,的确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是假眼,那只假眼很小,装得很不成功,就为了他那只假眼,我在学校里从一年级开始就遭人嘲笑,但是,爷爷却一直理智地对此避而不谈,现在,母亲在信中写道:他躺在病床上,心肌梗塞了一大块,也许马上就会死,我哪里知道?我住在丽杜拉这里,虽然我讨厌住在丽杜拉这里,他妈的!我的母亲使了些心计,过去,由于年少无知,我戴着红领巾跑来跑去,对父亲的过去一直不了解,而当父亲的过去以一种直接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道,他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的,在我有了过失或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惩罚我的,就应该这样,我没能马上搞清楚,我也许很久也搞不清楚,我两眼一抹黑,母亲在上班,什么都不知道,可有一天她 回来得不是时候,于是她透过飘动的窗帘看到了一切,她立即跑到警察局去报案,于是我想:瞧,现在他俩肯定要相互杀死对方的,结果他们大吵了一场!据说,父亲当过红木木匠,家里有这么一个传说,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他手里拿过一块红木。

但是,他俩却没有相互杀死对方,他俩一直好好地活到了今天,而爷爷,——爷爷怎么啦?——依然是一个亮点。不过,心肌却梗塞了一大块。当母亲决定来这里,打算移民去以色列,还想在我的不幸上面瞎搅和,她说,我们的父亲路已经走到头了,那只假眼上次给弄丢了,新的还没买到。至少,不能排除老爸坐过牢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我却不知道,也许,只是有人想让他坐牢,他就赶紧溜走了,跑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由于他这个独眼的败类,我从一年级起就受到嘲笑,常被弄得号啕大哭,当时,我的个头罕见地高大,满脸傻相,梳着两个小辫,常常歪斜着脸露出胆怯的笑容。我非常害羞,害羞到极点,在女澡堂里都不好意思脱衣服,在内心里始终是这个样子,只有莫斯科才将她那都市的光芒洒在了我的身上,而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莫斯科!

我离不开莫斯科,就像是染上了毒瘾。我对你们说:我常在夜里出来闲逛,吓着了我的丈夫,尤其是第二个丈夫,在城里他甚至也很有名气,因为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我,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背叛了他,当时他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倒是很乐意不背叛他,可是他自己却在我身上点燃了那种烈火,我克制自己,克制自己,但还是坐立不安:我梦见的不再是莫斯科,而尽是鸡巴,一堆一堆的,就像是粗杆蘑菇,我常常大汗淋漓地醒来,太可怕了!糟糕的事情并不在于背叛,而在于背叛得并不成功,我选择的对象来自另一个运动队。那个对象,自然要自我吹嘘一番,把这件事告诉给所有人。我们那个城市不大,大部分房子都是用木头建造的,还有一个带有一双小翅膀的古老城徽。我们家那位运动员听到了城里的流言。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我居然没有残废,这真是一个奇迹!简直是一个奇迹!虽说我的鼻梁上留下了一个伤疤,就像是一个来自足球界的问候。

伤疤倒没什么,还能添加些韵味,可冷嘲热讽我却忍受不了,于是就跑到莫斯科,跪倒在爷爷的脚下:你让我来照看你吧!态度严厉的爷爷,担心我会变坏。我以父母的健康起誓,如果我骗了老人,那也完全不是蓄谋已久的。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弄不明白:究竟是谁骗了谁?因为,爷爷当然可以不在会上说他病了,他是个老人,他们又不能拴根绳子把他拽到那里去,结果,似乎是他在保护我,——这还是已故的奶奶说过的意义双关的话。唉,上帝保佑他,在我和克休莎躺下并相互拥抱着的时候,我无意中问道:喂,纽约怎么样?那些摩天大楼让人心里很压抑吧?——不,她回答,一点也不。恰恰相反,风景很美。——这么说,我心里想,你就一直在撒谎,不过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而爷爷却光着脚板走过了芬兰湾,他老是说:你就不烦吗?你那些小情人把电话都给打烂了!——他是我的秘书,负责接电话,总是用一种老式的说法:线路通了!——卡洛斯,那位拉丁美洲的大使打来电话。爷爷对他说道:线路通了!——莱昂纳狄克有时也会拨个电话,等着我,满怀着爱情和疲惫,而爷爷却说道:线路通了!——他管理着我的电话事务,但有些唠叨,也不理解多元论,现在他就要死了,也许已经死了。

我俩躺着,说着话,关于科克捷别利的回忆涌向我们,就像海浪一样。我们在边防军的电筒光下夜泳,我们泡在水中,仰面躺着,双手拍打着大海,当我们从水里走上岸的时候,却被拦住了,被当成了土耳其间谍,只有克休莎懂得间谍工作,她阻止了那几个小当兵的,解释说:我们可不是穆斯林女人呀!怎么,没看出来吗?——那几个小当兵的按亮电筒,格格地笑着:你们是演员吧?两个人都这么高!有名气吗?——克休莎立即接过话头说:有名呀!——当兵的格格笑着,我们却吃起西瓜来,通红通红的西瓜,我俩坐在遮阳伞下,她在读一本法国小说,她从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在我们身后,有一群男人走来走去:我俩看不起他们,我俩彼此相爱,这没的说。尤罗奇卡。费奥多罗夫说我是文化的敌人,他是瞎掰,他这话是瞎掰的,因为,他的肚子里是一片空地,而在我的这个地方,香柠檬树正在沙沙作响,涓涓细流在潺潺流动,还有一些红鳍的鱼,——可在他的这个地方,却是一片空地,一片焦土,关于文化——他是瞎掰。我读了很多书,我记得一切,甚至连克休莎都感到惊奇:从哪儿知道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由头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洗去那个城徽为一双小翅膀的古老城市的味道,无论我怎么洗,无论我用了什么样的香波和香水,我闻闻自己——还是一股腐臭味:家里的臭肥皂味和霉味。不,尤罗奇卡,你不懂!——你还记得吗,我说,克休莎,我俩根据相互观察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规律?还记得吗?怎么会不记得呢,她说,我的小太阳,一个伟大而又公正的规律,不过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俩哭了,相互拥抱,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后来,我谈起了莱昂纳狄克,谈到了我们的协议,她从小就认识莱昂纳狄克,她叫他瓦洛佳叔叔,因为他是她父母的朋友,她几乎从四岁起就和安东契克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她就叫他瓦洛佳叔叔。而我,我说道,当时差点儿没死了,在我们那条街道上,一辆翻斗汽车陷到泥里去了。开来几辆拖拉机拖那汽车,拖呀拖呀,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在看热闹,突然,绳子绷断了,就像吉他上的弦,呼啦一声,击中了我旁边的一个小男孩,正打在太阳穴上,他当时就倒了下去,而我就在他旁边,这不,就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蹲着,同样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怎样拖车,连驾驶室都陷到泥里去了,看你们还怎么拖呢。这时我一看:那男孩躺在那里,就要死了,而你们,我说,却躲在马林树丛里互相干傻事,而你们的父母却在炎热的日子里神情庄重地在松树下面散步,讨论着世界问题,戴着帆布草帽,身穿夏天的服装,谈论着历史时刻、报上的文章和明天的形势,还一边不住地点着头,而他们那些漂亮的夫人们却在稍远些的地方走着小碎步,唧唧喳喳地谈着穿戴,不过,男人们也不在谈论报纸,可能是在谈女人。谈什么的都有,克休莎说道,不一定只谈女人,虽说也会谈到女人的,因为瓦洛佳叔叔一直是个寻花问柳的人,我的爸爸也不是圣人,虽说他很有天赋。那个男孩怎么样了?——死了,我说,很快就死了。他被埋了。后来,他的妈妈说:没什么。我再生一个。——后来果然又生了一个,但起初她还是哭了,十分悲伤,手里捧着孩子,不放手,从棺材里往回夺,不放那孩子走,大喊大叫,后来,她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又是男孩,这个孩子和前头那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他剃着光头,后脑勺是瓦灰色的,就像鸽子的毛色一样,而我——就在旁边,蹲在那里。——翻斗车被拖了出来,还是一直陷在那里?——我俩笑了起来,似乎我们不曾分手,似乎她并不是一个法国人,不曾开着粉红色的汽车到处吓唬人。你和瓦洛佳大叔的事情怎么样了?她问道,他是要和你结婚还是在开玩笑?我要开他的玩笑!但我却抱怨起来:他在拖时间,借口要注意名声。我记得,她说道,他和一个外科大夫,一个儿科教授,想起来要试养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个脑袋,两个脖子,脖子上围着围巾,两颗心脏,四个奶头,接下来,只有一个肚脐眼,一个完整的身子:大家都走过来,舔着嘴唇,两个女孩九岁,她们被保护起来,雇了一个保姆来照看她们。要是她俩能活下来就好了,教授很难过,可她俩没活下来,的确:姐妹俩死了,没能活到合适的年纪。我当然记得这件事,哪怕这只是一个笑话,我问莱昂纳狄克:你干吗老是写这些东西呢?我读过,我说,还在中学时就读过,我还看过那些电影,它们让我难受!——这时,我们就要开始吵架了……喂,怎么样了?——克休莎问道。——你使他这位拉撒路又复活了吗?还是那镶着白毛的东西老挂在那里,一直拖到膝盖?——唉呀,我说,克休莎,你真恶毒!——去他的吧!——她说道。——他叫人讨厌!——他叫人讨厌,热奈也叫人讨厌,克休莎,你觉得每个人都讨厌,可是我却认为,每个人都有他美的地方!比如我的卡洛斯,趁他那位长鼻子老婆在国内给衣服镶花边,他却在这里风流起来,我俩就睡在桌子上,就躺在那些办公用具中间,他说:您是一位罕见的女士,伊林娜,您的双腿能摆出字母Y的形状。——可是突然,他又被召了回去。怎么回事?一个委员会夺了权!——我知道,——克休莎说,—— 一伙没有人性的强盗!甚至把神父都给关了起来!——谁关的?——委员会呗!别耍小聪明了,小太阳,嫁给阿尔卡沙吧!——出嫁!他的确忠于我,像匹马似的,他老婆又能忍受一切,那女人简直让我感到吃惊,可是我又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忧愁。——唉,小太阳,到处都有忧愁啊!……——那热奈呢?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吗?——那有什么?——她说,——要知道,我也是一个女社会主义者呀!——克休莎,你饶了我吧,——我说,——你……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她没有笑,她是当真的,她对钱的态度也是很当真的,她用大头针钉起她那些法郎,就像是在固定甲虫标本,我发现:一切并不都那样简单,我俩相拥着躺在这里,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等她下一次再来,就会完全变样,会拒绝我,可是,是谁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田园生活?是谁?这一切都是在那个科克捷别利开始的,在黑海,在东克里米亚,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曾跪在我的面前,在夜泳之后用毛巾仔细地擦拭我的身体,我会保持这个记忆,永不放弃,即便有那么一位小黄雀尼娜,她甚至不知道女人的尿究竟是从什么部位撒出来的,因为她曾经向我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她怎么敢骂我!——不过我还是按下了怒气:我是一个基督徒,很早就接近了宗教。我以为,戴上十字架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可结果证明:我错了。那个十字架沐浴过圣水,瓦列里昂神父也宣布,我是一个受难者。

关于第一个丈夫,我要这样说:我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会认不出他来的,他已经在我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你们会问我:你和他一起生活了多久?——我会回答:也许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如果按护照上的记录,那就是两年!可如今在大街上我会认不出他来的。这不是因为我高傲,或者是做样子,而就是因为忘了,一起生活了两年,两年,却忘掉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他在哪里工作我都给忘了……不过,第二个丈夫我倒是记得:是个足球运动员!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由于我被迫做出的不忠举动,因为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他因腿伤住进了医院,有一次,我看见两只看门狗耳朵贴着耳朵,不禁一阵激动,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受够啦!现在,一切却都并非那样!衰老的风吹打着我的脸,两个乳房向不同的方向挺着,就像是母羊的奶子。唉,愚蠢的妈妈啊,我该到哪儿去呀?有谁需要我呢?不,这还不是结局。衰老的风直接吹打在我的脸上。

爷爷,我说道,你干吗要厚颜无耻地赤脚走在芬兰湾的水面上呢?请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你好像不是想去赫尔辛基买卖破烂吧?据说,芬兰人可机灵着呢!爷爷,别在芬兰湾上走了,别在夜里吓我!不行,爷爷回答,他骄傲地行走在芬兰湾上,旁若无人,不,我这不是要去赫尔辛基,不是要去旧货市场,要去说谎、耍滑头,我这把年纪已经太大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小心,我说道,他们会向你这位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开枪的,你会沉到海底去的!——是时候了,他回答,我该在芬兰湾上溜达溜达了,他们要是开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就沉到海底去呗。——瞧,克休莎,我说道,一场马戏:爷爷在芬兰湾上散步,——可她却紧靠着我,轻轻地抽泣起来。她的发型是最新的样式,我想,我也要去做一个和她一样的发型,我忍不住:我有些嫉妒,虽说,我想,从另一方面看,又有什么可嫉妒的呢,一个人撑得难受,一个人饿得难受,——这两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她若是任性起来,就没救了!你们看,她说道,我又不是一个穆斯林女人,虽说我有鞑靼血统,和我们大家全都一个样,都是有罪的人!就这样,我和她站在月光甬道里,站在黑海岸边齐膝深的海水里,我俩手拉着手,莫斯科的名人,国际影星,两个漂亮的姑娘,而那几个小当兵的边防军却在检查我们,他们的裤子由于这一罕见的场面而鼓了起来。克休莎注意到了,她立即恶作剧地尖声叫道:喂,小伙子们,把你们的枪放下来,把军装的扣子解开,我们来一起游吧,而带有乌克兰口音的他们却齐声回答:我们在执行任务!——把你们的任务扔开一小会儿吧,克休莎说道,我们最好还是来游泳吧,交个朋友!——边防军们看了看四周,说道:我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就在岸边坐坐吧,抽枝烟。好吧,我们走上岸来。夜空布满了星辰,四周全是礁石,海浪发出一阵阵涛声。大自然让人陶醉。小伙子们忍不住了,他们扔下沉重的自动步枪,领我们上了礁石,把我们放倒在那里,从土耳其游来的间谍已经被抛到了脑后。国境上的门锁被打开了。然后,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抽了枝烟。大兵们整了整军服,扛起武器。我们像朋友一样分了手。他们继续去守卫国境,而我们则又回到了大海,——扑通一声!——我们在月光甬道中畅泳。——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他们有病吗?——你说什么呀!他们干净得很!——她撩起一道水花。——他们都是手淫者!

第二天早晨,她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小太阳,你那件泳衣太糟了,非常俗气!换一件!她说得倒好:换一件。我为这件单吊带的泳衣花了……可她却说:换一件!她不喜欢俗气,她把她那件给了我:拿去,试一试!我从克休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虽说她并不总是对的,她对莱昂纳狄克的指责就不对。喂,她说道,你说说,你和他在一起怎么样?不,她又皱起眉头,你别说了!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说他是个老家伙呢?他完全不是个老家伙,他相当的彬彬有礼,善于照顾人,能适时地为你递上雨衣,挪开椅子,当然,他在因为他的名声而遭罪,但他却像个少年那样坠入了情网:他往我家里送玫瑰,爷爷整天闻着那些鲜花。——你和他在一起不感到讨厌吗?——我开诚布公地回答:一点也不!——她像一个法国女人那样看着我,说道:你们真是些怪人。——我们是指谁?她什么话也没说,沉默着,在我的眼中变了一个样,她刚刚回来,刚刚离开她那位口腔科专家,还没来得及做做客,自由自在地放浪一下,突然又准备离开了。她买了一些黑鱼子酱做礼物,对一些法西斯组织骂了几句。当然,他们杀死卡洛斯是不对的,他们中断外交关系、中断他那个地下室舞会也是不对的,虽说,他们在钉死大门的时候当然会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他也太疯了!他也太自由了!不过他不愿穿美国牛仔服,从来不穿。他和克休莎一样,不喜欢美国,他说那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民族,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糟糕透顶就糟糕透顶呗,委员会就委员会呗!我开诚布公地回答她,实心实意,毫不隐瞒:亲爱的克休莎,一点也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一只恐龙!而他写的东西,我说道,不是我们所能评价的,他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比我们看得更远,而我们只能在这里渺小地游动。是啊,我说道,他的面前有着另一种地平线,和我们的不一样。而她却看着我,摇晃着脑袋:你们真是些怪人!怪人!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