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客牵声,翻书声。不久我就习惯了丽达的活动: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而漂亮、神态永远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①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答理我。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她在外表上绝不表露出她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②土地,做个慈善家那还不容易。

①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系蒙古族的一支。

②一俄亩等于一·0九公顷。

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极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越走离正房越远,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间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夭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二十四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人夏以来我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人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