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①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①马可·奥勒留(一二一——一八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①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①古代哲学流派,认为智者应顺应自然的冷漠,清心寡欲,晚期宣扬宿命论观点,代表人物有芝诺、马可·奥勒留。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①。”

①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不妨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